家庭意识形态与政策
联系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发展背后的组织原则，家庭和国家的观念是根本性的，这一点在瑞典和德国尤为明显，在这两个国家提高家庭和国家观念中的社会福利干预理念有着悠久的和不同的历史。正如威廉姆斯（１９８９）所示，在英国和美国，他们在政策改革中的角色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他们在形成社会政策的理念背景上仍然扮演着核心角色，在英国尤其如此。与美国一样，英国并不承诺实施干预主义“家庭政策”，虽然英国政治家在表达他们对“家庭价值”的支持时感到为难。自由集体主义、战后社会民主主义和撒切尔主义都回避家庭政策与自由个人主义，尽可能扩张福利国家的边界之间是对立的这一观点。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几乎社会政策的每个方面都带有以上观点的味道，并且强化了对于家庭结构和责任以及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的传统看法。因此，英国家庭政策的理念包括一些原则，有时候被贴上笨拙的“家庭主义”标签，这与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非常接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德国接近。首先，“家庭”的神圣和隐私总是被看做与家庭的物质福利支持要求相对立的。个人的隐私和自由通常等同于家庭的隐私和自由，这里的“个人”被看做父亲。从女性、孩子和其他依附者的视角看来，他们的个人自由和隐私决不是靠家庭隐私来保障的，这与许多案例中的情况很不一样。（Ｂａｒ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１９８２：第２章）
其次，英国家庭政策的第二个原则是支持异性恋婚姻双亲家庭模式。其他“家庭”结构——同居、单身家庭、“残缺”家庭和男女同性恋家庭，都是缺少合法性的家庭形式。在住家、日常看护中心、托儿所或者残障人士的独立生活与被照看的两者择一模式被当做“次优”的替代品，因为“残障人并不完全享有‘家庭隐私’，当他们寻求帮助或是被看做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放弃了这一权利”（Ｎｅｗ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１９８５：７７）。再次，家庭和社区照顾政策强化了家庭内部的劳动力性别分化，其中女性的首要角色是儿童、老年亲人和其他不能生活自理的家庭成员的非正式的无报酬的照料者。
最后，与许多其他福利国家一样，英国具有较悠久的优生学、新马尔萨斯传统。战后这一传统继续得以延续，同时它还建议社会政策应该鼓励中产阶级白人已婚夫妇生育更多的孩子，劳工阶级夫妇，特别是其中的穷人和少数族裔人群要限制其家庭规模。“官方政策假定‘好的养育子女技巧’只存在于完整的白人中产阶级双亲家庭之中”依然是真实。（Ｎｅｗ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１９８５：７９）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所有这些假定遭到了日益增长的来自女性主义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反种族主义者和许多其他人的挑战。虽然美国的新右派在一些议题上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但同时撒切尔主义者特别寻求支持一般性原则。女性就业的增长，日益增加的在家照顾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和越来越多的单身母亲家庭，这样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家庭中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日益明显的暴力都直接破坏了家庭政策的一般性原则。因此围绕着家庭政策的不同方面产生一系列斗争、道德恐慌和政策辩论。
一般性的支付给所有母亲的儿童津贴成为英国家庭政策的标志性内容。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儿童津贴首先是由妇女在２０世纪初期作为一种对母性的捐助和加强帝国国家力量的提高生育率措施而提出来的。这项运动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１９４６年推出“家庭津贴”为止。（Ｍａｃｎｉｃｏｌ，１９８０）家庭津贴实施过程中凯恩斯和贝弗里奇的明确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凯恩斯看到了家庭津贴在产生进一步的经济消费需求和确保战后经济增长上起到的乘数促进效果上的重要性。（Ｌａｎｄ，１９７５）在第一个１０ 年中，家庭津贴与平均收入保持同步，但是从那之后其实际价值持续下降直到被停止。贫困游说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强烈支持儿童津贴，因为这是普遍发放的，并且直接支付给母亲的。这两项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构成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改革的压力，但是仍然有人游说废止家庭津贴转向美国模式，提高针对儿童的收入税津贴。经过妇女组织和反贫困群体的激烈斗争（Ｆｉｅｌｄ，１９８２），工党政府同意逐步推出儿童税收津贴并且将其纳入到新的儿童津贴当中。在撒切尔政府时期，人们通过一场持续性运动来维持儿童津贴的水平，儿童津贴没有与通货膨胀同步并且在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１年之间被冻结了。１９９１ 年４月儿童津贴提高到与过去１２个月物价通货膨胀相一致的水平，这表明后撒切尔时代保守党政府向自由集体主义特征的一种回归。１９８９ 年英国儿童津贴的水平在欧共体国家中居于中等水平，既不是特别慷慨也不是很小气。（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０：２７）保守党似乎在这个议题上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很多人与反对党站到一起继续支持与物价挂钩的儿童津贴。儿童津贴的衰退以及儿童津贴的废止或改革造成的困境是英国政府在家庭政策上犹豫不决的典型符号，这就和早期工党政府探索建立家庭津贴、废止儿童税收津贴一样。这一方面反映了妇女和穷人的运动而另一方面则是普通男权主义原则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
单身母亲
英国单亲家庭占所有抚养孩子家庭的比重从１９７１ 年的８%增长到了１９８７年的１４%，与瑞典和美国相比不算高，但是明显要高于德国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这反映了离婚和未婚妈妈人数的增长。和其他地方一样，单亲家长大部分是女性，今天绝大部分是离婚女性。从历史上来看，单身母亲的待遇根据其处境会有很大的变动，寡妇通常能够享受到相对应得的待遇，而未婚母亲则被看做不是那么应该得到相应待遇的并且通常会被惩罚对待。这种处境上的不同在战后时期随着离婚的增长被明显模糊掉了，同时人们对未婚母亲的态度也慢慢改变。女性运动和贫困游说运动在减少单身母亲的污名上扮演着核心角色，同时国家单亲家庭委员会也是贫困游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亲家庭”和“单身母亲”这两个一般词汇在过去２０年间变得广为使用。在政策领域，这最明显地反映在政府关于单亲家庭的委托报告当中（Ｆｉｎｅｒ，１９７４），这一报告提出为单亲家长提供家计调查为基础的保证维持生活的津贴。家计调查为基础在贫困游说运动和妇女运动中遭到了多数人的批评，该建议没有得到实施。作为一种适当的替代品，工党政府在１９７５年为单亲家长除了社会救助之外设置了更高水平的儿童津贴和收入。根据当时负责社会保障的国务秘书的说法，这已经是为单亲家长所能做的最多内容了。（转引自Ｍｉｌｌａｒ，１９８９ａ：２８）
战后时期单亲家庭的贫困发生率（建立在与社会救助水平相关的净收入基础上）在双亲家庭贫困发生率水平的３倍到６倍之间徘徊。１９８１年有５５%单亲家庭的净收入低于社会救助收入水平的１４０%。单亲家庭净收入占到双亲家庭净收入的比重比瑞典要低得多，但要比美国高得多，基本与德国的水平持平。英国的单身母亲总是十分明显地依赖于社会救助和儿童津贴作为其收入来源，但是这种依赖在过去２０年间增长了。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７９年米勒（１９８９ ａ：１１４）发现在一年中的某些时间只有１７%的单身母亲不申请社会救助。来自于社会保障官员要求单身母亲寻找工作或是从孩子父亲那里获得生活费的压力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减少了不少，这可能是因为范纳乌托邦式观点的影响，他认为“母亲，特别是当他们的孩子还非常小的时候不应该感受到任何来自工作的压力”（Ｆｉｎｅｒ，１９７４：２７９）。在１９８１ 年和１９８８ 年之间，寻找“缺席的父亲”的社会保障工作人员的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一，另外接受社会救助的同时又能得到生活费的单亲家长的比重从５０%下跌到２３%。（ＤＳＳ，１９９０）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单身母亲比已婚母亲更容易找到工作，但从７０年代早期开始这种情况就少见了。在这方面，英国与本研究中的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在英国单身母亲往往比已婚母亲更倾向于工作。这种结果可能通过英国相对较少压力的福利制度、贫困陷阱、适用于女性的就业机会和培训的低质量来解释。（ＮＣＯＰＦ，１９９０）
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３年一个秘密内阁委员会研究了以下问题，即是否“现有支持单亲家长的政策打破了确保对儿童充分的支持避免其陷入贫困和鼓励父母负责任的自立行为之间的充分平衡”（The Guardian，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７ ｔｈ １９８３）。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朝着后面那个方向改变所谓的平衡，比如通过废除倾向于更好的福利变革，同时像美国的工作福利制度那样对单身母亲施加压力促使其寻找工作。这些特别建议最终失败了，并且在秘密会议后被泄漏给媒体，引起了女性和穷人组织的激烈反抗。１９９０ 年，政府再一次讨论单身母亲问题，并且提出建议法庭直接从“缺席父亲”的收入中扣除孩子的生活费。这一建议无助于提高单身母亲的收入，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将会把一部分生活费成本从国家转移到父亲们身上。撒切尔政府对单身母亲问题的反应是混乱的，但是单身母亲确实分别遭受来自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失业增长和福利国家衰落带来的痛苦。虽然没有取得多少明显成功，但是也不能很肯定的说这就限制了单身母亲的母性。混乱之处在于以下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希望支持那些母亲们待在家中照看孩子的家庭，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鼓励单身母亲通过就业或是从孩子父亲那里获得生活费实现自立，进而减少单身母亲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依赖。
堕胎
在英国和美国一样，“堕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女性主义的中心话题”（Ｓｉｍｍｓ，１９８５：７８），因此堕胎政策上的冲突十分敏锐地展现了自由集体主义家庭政策的特征。中心内容在于１９６７年堕胎法案，该法案将最长２８ 周孕期的堕胎合法化，只要有两个医生确信继续妊娠“可能会导致孕妇的生命陷入风险，或者是对孕妇或是家中孩子的身体或精神健康造成伤害，如果妊娠不终止的话，这种风险会大得多”。事实上，因为继续妊娠在统计学上意味着更大的健康风险，这给了医生很大的决定权。因为遭到宗教传统的反对，１９６７年法案在北爱尔兰没有得到执行。英国是在战后最早解禁堕胎政策的国家之一，但是与瑞典和美国不同的是，女性无权根据需要堕胎，甚至是在怀孕早期。从１９７４年以来在一些方面英国的堕胎政策和实施与德国的情况比较类似，在德国相关顾问有权决定是否堕胎。大量间接因素解释着１９６７年法案的渊源，比如萨立多胺惨案、更为自由的道德氛围、贫困的卷土重来和堕胎法改革协会（ＡＬＲＡ）有效的压力群体政治。在这后面是女性在工会运动和政治政党上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堕胎问题，阶级政治和女性主义政治正在发生融合。整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女性在获得安全堕胎上的阶级不平等是一种为人所不能接受的不公平。许多富裕女性能够得到安全私密和不受法律限制的堕胎服务，不论其合法与否。工人阶级女性则要面临黑诊所堕胎手术带来的风险，或者是不想要的妊娠。
１９６６年提交给议会的最初的妊娠医学终止法案试图将可接受堕胎的社会背景详细化，比如当“孕妇作为一个母亲的能力将会因为照看孩子而严重透支”，或者是当“孕妇有缺陷或者是在１６岁以下就怀孕，因为被强奸而怀孕”（转引自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１９７６：２５）。因为医疗行业认为这些条款干预了他们的临床判断，所以这些条款被废止了，但是关于这些条款的辩论反映了不支持即时堕胎的焦虑。堕胎法改革委员会和国会担心合法堕胎对“边缘女性”和避孕失败的“正常女性”的可及性。然而，即时堕胎可能会促使一般女性忽略避孕和拒绝母性和“家庭生活”。因此，国会和政府坚定反对女性主义者将即时堕胎作为家庭政策一部分的要求。“自由共识”将家庭政策这方面的实施推卸给了医生，因为虽然他们在社会工作或是堕胎建议方面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但是“医生知道一切”。国家比相信女性更加相信医生。对于即时堕胎的一致性反对方面最明显的体现在１９７４年由政府委托的兰尼报告中：
希望医生不是根据他们的判断而是奉命进行手术是与良好的医疗实践相悖的。一些女性发现自己作出决定的负担是如此无助和沉重。她们将容易受到来自父母、丈夫或是男朋友压力的伤害。允许即时堕胎的另一不利之处在于有时候可能会助长忽视避孕警惕。进一步说，已经很高的堕胎数肯定会进一步扩大并且我们认为许多产科医生和妇科医生可能不愿意在这一制度下开展手术。（Ｌａｎｅ，１９７４：６５）
德国制度中将决定权留给相关顾问的做法因为干预临床决定的判断而被兰尼否决了。因此，兰尼报告建议，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医生可以拒绝实施即时堕胎同时女性（不管是否已经得到了建议支持）不能自己决定堕胎。该报告继续批评医生和其他人，他们将堕胎法理解为“母亲自身不良的环境状况足以证明堕胎的正当性。仅仅因为可能会导致困难不足以证明堕胎的正当性”（Ｌａｎｅ，１９７４：６９－７０）。这里该报告不是用更为专断的口吻，而是暗示允许一般女性很容易进行堕胎的话可能会破坏家庭价值。正如萨维奇和范金（１９８９：１３２３）的研究所示，尽管国家反对即时堕胎，但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即时堕胎得到了７９%的一般公众和７３%的妇科医生的支持。
１９６７年堕胎法取缔了地下诊所中的堕胎服务。英国女性的年堕胎人数从１９７１年的１０１ ０００ 人逐步增长到了１９８８年的１８０ ０００ 人，这部分是因为育龄期妇女人数的增加，但另外也反映了女性态度的转变和她们对药物健康风险的关注。堕胎法案通过之后，堕胎服务需求并没有带来由国民卫生服务（ＮＨＳ）提供的资源和服务的增长。总的来说，无论是卫生部、卫生行政部门还是资深医生都不认为应当优先满足寻求堕胎服务女性的需要，堕胎服务多少有点困难地被整合进产科和妇科服务中。卫生部和卫生行政部门感受到很少来自赞成堕胎合法化的压力，并且惧怕反堕胎游说运动，而许多医生将堕胎看做例行的地位低下的不值得去做的工作。（Ｐａｉｎｔｉｎ，１９８４：１８）因此，大部分堕胎手术是在私人诊所完成的，在特许的慈善诊所或是营利性诊所中堕胎手术不会耽搁，因此比国民卫生服务要安全得多。女性在国民卫生服务中进行堕胎手术要面临许多障碍，特别是毫无同情心的医生和管理上的拖延。１９８４ 年皇家妇产学院发现在国民卫生服务提供的堕胎服务中的许多环节存在可以避免的拖沓。（Ｆｒａｎｃｏｍｅ，１９８６：５４）国民卫生服务中堕胎服务的不足最形象地反映了公立和私营卫生服务供给的巨大差异，后者可能成为堕胎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而国民卫生服务提供的服务要少得多。１９８３ 年，国民卫生服务在北部地区实施了８７%的堕胎手术，但在中西部地区只有２１%。从卫生行政区域来看，国民卫生服务实施堕胎手术最高的地方是盖茨黑德，为９３%；而杜斯伯里只有４%。堕胎法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受过更多教育和更多中产阶级妇女能够更容易地越过管理上和经济上的障碍。那些不那么富裕和更加“边缘化”的妇女成为立法者的政策目标，她们被看做更可能在国民卫生服务中接受堕胎服务的，但她们仍然在遭受拖沓和由此造成的高风险之苦。范金（１９８６：５６）得出结论说“在美国进行堕胎要容易得多并且堕胎女性的平均年龄更低”。瑞典的情况和美国类似，但德国的情况似乎更接近于英国。
在英国已经有两个小孩的女性，在国民卫生服务堕胎手术中同时进行绝育手术的比重是２２%，相比之下与非国民卫生服务堕胎手术同时进行绝育手术的比重只有６%。（ＷＲＲＣ，ｎｏ ｄａｔｅ：５）从国际标准来看，甚至和美国相比来说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严重值得怀疑的是与堕胎同时进行的绝育手术分别是在黑人妇女和穷人妇女身上做的。明显具有危险性副作用的得普乐长效避孕针在英国分别被当做处方开给亚裔妇女，这成为一项长期运动的主题。对于黑人妇女以及白人工人阶级妇女来说，生育控制和妇科服务的种族主义和优生学导向激起了其为争取生育权而进行持续斗争。（Ｂｒ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１００－１０７）
在英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堕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报道的重要议题，同时“生命权”和反堕胎运动积极分子开始谋求修改或是废止１９６７年堕胎法。为此，国会考虑了许多法案，但是所有法案都被妇女运动否决掉了，在工会运动和医疗行业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妇女运动捍卫了堕胎法。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反堕胎运动集中精力试图将堕胎的合法时限从２８周下降到２２周、１８周甚至更少的周数。为了应对这些压力对１９６７年堕胎法最大的修改发生在１９９０年，当时堕胎的合法时限下降到了２４周。然而，同时国会下院投票支持对于避免对孕妇的身体或精神健康产生严重的持续性伤害的堕胎，或是如果小孩生下来的话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小孩也会受到严重障碍遭受身体或精神畸形的痛苦，诸如以上情况的堕胎不受怀孕时间的限制。以前遇到这两种情况堕胎时限也是２８周。１９８８年只有２２例堕胎在２４周之后实施，１８例是因为胎儿畸形，４例是因为孕妇的生命面临危险，法律的宽大化只是意味着对现有情况的合法化说明。（The Guardian，Ａｐｒｉｌ ２４ｔｈ １９９０：６）捍卫和扩大堕胎权和生育权的斗争将会持续多年。
日托与产假
战后自由集体主义和家庭中性别角色的男权主义传统观念的隐秘结合十分清晰地展现在５岁以下儿童的看护政策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工业发达地区建立了１ ６００家地方政府日间托儿所来鼓励女性到工厂就业以实现战争目的。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教育家和女性工会成员乘着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婴儿潮”氛围和不曾预料到的女性劳动力的持续增长，努力将托儿所纳入到福利国家中。（Ｒｉ-ｌｅｙ，１９８１）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随着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主义的衰落和女性注重家庭生活的观念获得优势，只有几百所地方政府托儿所生存了下来。卫生部的政策出现在战后特殊时期发行的被广为引用的通告中，最终取得优势地位并从那时起依然作为政府政策的基础，并在实际操作上已经延伸到４岁以下的孩子。内阁接受：
医学和其他权威的观点，从孩子的健康和发展的利益以及母亲的福利来看，２岁以下孩子最合适的地方是在家和妈妈待在一起。追求的正确政策应当是积极劝阻２岁以下儿童的母亲们出去工作，为２岁到５岁的儿童提供托儿学校和班级，以日间托儿所为补充来满足一些儿童的特别要求，这些孩子的母亲受个人条件限制而外出工作，或是他们的家庭环境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不尽令人满意，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承担完全照顾孩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２２１／４５）
这一政策在１９６８年得到更多报告的支持，还得到了１９７４年单亲家庭的费列报告的支持、学前教育的卜劳顿报告书（１９６７）和撒切尔夫人的教育政策白皮书的支持（ＤＥＳ，１９７２）。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政策在巨大压力下得以实现，包括越来越多的外出就业的母亲需要日托，教育发展专家提出孩子有质量的日托的长远好处，并且进一步明确提供日托在实现平等就业机会上明确的政策意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的某一时刻，这些压力聚集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流行儿童看护指南方面的一个有名作者被感动地认为官方政策已经改变为完全赞同日间托儿所，这令她感到遗憾。（Ｌｅａｃｈ，１９７９）事实上，从１９７６年之后工党政府一方面对福利国家增长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同时重申在观念上支持将临时保姆看做一种低成本的家庭化的日托形式（ＤＨＳＳ，１９７６）；在以上背景之下，工党政府对施加在其身上的压力无动于衷。在撒切尔政府时期同样的压力继续增长，除此之外，预计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持续增长的技术工人短缺，雇主已经认识到提供日托以确保技术女性就业者工作的必要性。１９９０年５月，作为对所有这些要求日托压力的明确反应，撒切尔夫人本人“不再考虑对国家儿童看护政策的需要，她认为这一政策需求将会导致整代待在托儿所中的孩子。无法理解家庭的温馨”（The Guardian，Ｍａｙ １８ｔｈ １９９０：２）。内阁的表态更加不承担责任，只是强调“除了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地方，日托将继续成为父母和私人以及志愿资源之间私人约定的首要问题”（转引自 Ｍｏｓｓ，１９９１：１３３）。１９８２年政府推出工厂托儿所税收作为一种“公司福利”，但是在１９９０年预算中因为对日托游说运动的少量让步，这一计划被废止了。当时的财政大臣约翰·梅杰辩解说“并不是说政府鼓励或限制有小孩的女性外出工作”。最近保守党政府虽然已经在私下认识到被压抑的日托需求，但仍然牢牢地维持地方和中央政府不采取措施满足日托需求这样的现状。
这种“不动手”日托政策的结果是公共、私人和志愿组织日托供给的奇特混合以及用质量和成本变动非常大的非正式安排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公立学校满足大约３岁半和４岁儿童的日托需求，大约一半的学校是全托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撒切尔夫人教育政策白皮书而来的是非全日制的托儿所迅速扩大（ＤＥＳ，１９７２），但是在国立学校中５岁以下儿童中绝大部分是在学前班中４岁大的孩子，这些学前班有些时候不适合更小孩子的需要。１９８０ 年教育法撤销了地方教育当局考虑托儿所教育需求的义务，并且从那时起专业的托儿所学校教育开始慢慢衰落。与白皮书的条款相一致的是学校教育并不鼓励母亲们走向就业，因为学校假期和在校天数的缩短，对于父母们来说学校教育是一种令人不满意的日托形式，这也意味着更多地和专职保姆、托儿所及非正规看护打交道。
地方政府的日间托儿所提供全托场所，为了完全满足孩子们，那些照看他们的社会服务部门可能会导致他们陷入危险之中。托儿所工人的收入、工作条件和地位比托儿所教师普遍要低。作为对日益增长的公众对儿童虐待关注的回应，地方政府日间托儿所的数量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明显增加了，但从那时起数量上陷入停顿状态。较少存在整合或组合的日间托儿所和幼儿园。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地方政府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看护提供上存在巨大的地方差异性，这当然反映了不同的地方政治而不是实际的地方需要。许多农村和郊区地方政府只有较少针对５岁以下儿童的学校和日间托儿所，而市中心地方政府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儿童日托服务。（ＴＣ-ＲＵ，１９９０：４，６）私人和义务性托儿所一般都建在工作场所，特别是在国营部门。女性群体和黑人群体建立了为数不少的社区托儿所，进而能够提供更具参与性、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主义的儿童看护。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私营部门的公司为了留住和使技术女雇员安心工作开始对提供托儿所产生兴趣，最明显的是米兰银行在１９８９年开设了３６家托儿所。然而虽然有政府的鼓励，但英国工业联盟确信绝大部分雇主不可能以米兰银行这种方式对儿童日托作出反应。（Ｂｒｉｎｄｌｅ，１９９０：４）临时保姆看护是目前针对３岁以下儿童最为普遍的家庭外看护模式，因为需要在过去２０年间临时保姆看护的数量增加了１倍。对于工人阶级女性来说，做临时保姆已经成为在非正规经济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低收入就业资源。和瑞典一样，英国在关于相比教与托儿所临时保姆看护的质量和满意度上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Ｍｏｓｓ，１９８７）临时保姆一般很少得到或得不到社会公益部门的支持。利奇（１９７９）强烈主张，政府支持将临时保姆看护作为仅次于全职母亲看护第二优的儿童看护方式。虽然地方政府支持临时托儿站按例应该作为日托服务的一种形式，但由于临时托儿站一周只运行几个半天并且通常是由家庭主妇和临时保姆开设的，在这里他们不能被看做一种日托服务。然而还是有一些母亲在工作时候将孩子放在临时托儿站。有关使用保姆、“互稗”姑娘和“母亲们的帮手”的信息很少见，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父母能够雇用保姆。在职母亲们为学龄前儿童的看护所作的安排大部分是非正式的。和西方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父母们必须在他们的工作和小孩看护之间取得最佳平衡，通常要付出很大代价和面临巨大压力。女性大部分依赖丈夫、祖母和其他亲戚，并且女性如果没有这些支持的话将会遭受很大的痛苦。
在有效信息的基础上，很难得出在获取和使用日托服务上的阶级和种族分层的确切结论。很明显保姆和私人学校只是对极少数富人来说是可行的。然而似乎工人阶级中学龄前儿童的母亲们更倾向于要么完全离开原来的就业岗位，要么只做兼职工作同时依赖廉价的非正式看护服务。英国家中有５岁以下儿童母亲的就业率要低于包括德国在内的本书中研究的其他国家，德国总的女性就业率本身就比较低。日托供给的不足和高成本在英国对于工人阶级母亲们重返职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中产阶级和从事专业人士、职业经理的母亲们依靠她们所能想出来的任何昂贵的临时保姆看护、保姆看护和托儿所等儿童看护服务的组合，能够更容易回到全职岗位上。这种阶级差异性与美国和德国的情况很相似，同时瑞典的情况要好一些。对于工人阶级女性来说，除了她们的孩子被认为处于风险之中，其选择更为严重地受到相对较高和不享受津贴的儿童看护成本的限制。
显然在有限根据的基础上，似乎“地方政府托儿所比其他任何学前机构为少数族裔儿童提供了更多的看护安排。一项研究发现在这些托儿所中所有儿童的１８%为加勒比黑人，将近５%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８：２８）。在许多方面这显示出福利国家在满足经济上拮据的加勒比黑人和非穆斯林亚裔母亲的需要上做得很好，这些少数族裔母亲通常比白人母亲更加倾向于从事低报酬的全职工作。然而，这些供给被证明主要是针对那些“处于危险”中的儿童的，主流观念暗示只有那些“坏”妈妈们才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全日制托儿所。（Ｌｅａｃｈ，１９７９）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双重标准和病理模式被强加到黑人母亲头上。根据主流观念，白人母亲应该被鼓励待在家中，而黑人孩子应该待在托儿所中因为其在家可能会受到虐待。事实上，根据阿斯拉特－吉尔马（１９８６：４８）的研究，“根据托儿所管理制度核实的信息表明黑人妇女和黑人文化是不成熟的”。诸如这些证据表明黑人母亲必须更多地依赖于相对看护质量较差的临时保姆看护或是亲戚，同时在临时托儿站和幼儿园中的黑人儿童被严重忽视了。
与许多其他西欧国家相比，作为工党法团主义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和遵守欧共体规则的义务，英国法定产假于１９７５年较晚推出。依据欧洲标准来看，英国法定产假比较漫长，产前１１周和产后２９周，但是对于大部分产假来说，其间没有法定产假工资，因此很少有人休满的。取得产假资格的规章相对十分严格。比如，每周工作超过１６小时的女性必须已经从事相同工作至少两年。１９７９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自从取得产假资格规章进一步从紧以来，只有５４%的女性符合条件，她们中的大部分从事经理或专业技术职业。（Ｄａｎｉｅｌ，１９８０）少于６个雇员的小公司实际上不可能提供法定产假。英国没有法定育婴假。英国的法定产假工资（ＳＭＰ）在欧共体国家中是最不充分的。１９８８年欧共体国家中的绝大部分妇女在至少１６周产假内能够拿到全额工资的８０%到１００%。在英国，符合条件的妇女只能领取６周９０%的全额工资，再加上１２周的税收优惠。法定产假工资的结构在１９８７年和法定病假工资一起进行了重大改革。在此之前她们都是社会保险福利，现在她们成了职业福利，“至于它们由雇主来管理和兑现，同时受到就业合同上的权利获得附加条款的管制。虽然它们在支付上由国家从税收中对雇主进行补偿”（Ｌｏｎｓｄａｌｅ ａｎｄ Ｂｙｒｎｅ，１９８８：１４９）。保守党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将产假和病假工资完全私有化。据估计有８ 万妇女已经失去了领取新结构法定产假工资的资格。（Ｌｏｎｓｄａｌｅ ａｎｄ Ｂｙｒｎｅ，１９８８：１４６）
除了不充分的法定权利之外，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大雇主正逐渐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生育相关权利的协议。女性工会会员通常带头对这些协议施加压力，虽然不知道她们参与施压的行动有多普遍，但是行动和妇女们参与施压活动方式的多样性是明显的。（Ｏ’Ｇｒａｄｙ ａｎｄ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１９８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对劳动力短缺的日益关注，在零售、银行和工业领域许多私营公司开始提供更长的职业假期，诸如给妈妈们的５ 年期无薪休假。（The Econo-mist，Ｊｕｌｙ ２１ｓｔ１９９０：２９）似乎在大企业就职的经理和专业技术女性更容易为职业生育权利协议覆盖，这反映了与法定生育权利比较类似的情况。从事体力工作和兼职就业的女性和在小企业和私人服务业工作的女性则不容易被职业生育权利协议覆盖，这反映了在获得和使用生育相关权利上的十分重要的阶级差异。
部分因为英国日托和产假提供上的相对不足，学龄前儿童母亲的就业比例要大大低于包括瑞典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然而，英国有５岁以下儿童的母亲从事全职工作的比重从１９８１ 年的７%上升到了１９８９年的１２%，并且同时期兼职就业的比重从１７%上升到了２８%。这一现象伴随着婚外生育比重的快速增长（在１９８９ 年是２７%）引起了关于家庭政策的大规模的政治辩论，在辩论中保守党分裂成３个阵营。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传统的“家庭守旧者”认为福利国家做得太少了不能鼓励母亲们呆在家里陪伴年幼的孩子。一些家庭守旧者倾向于给父亲们恢复儿童税收津贴或是给５岁以下儿童母亲增加儿童津贴。另一个极端是保守党内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他们认为福利国家应该使得女性能够在更为公平的环境中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比如这可能要通过进一步地在儿童看护成本上减税。最后，“最具力量的保守党阵营是经济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家庭政策最迫切的目标在于通过增加女性就业者的数量来抵销中学毕业生数量的下降”（The Economist，Ａｕｇｕｓｔ １１ｓｔ １９９０：２７）。这可能是可行的，比如，通过给予雇主的儿童看护上的减税确保能够给到他们所雇用的妈妈们身上。所有这些建议实际上都涉及公共开支，同时鉴于保守党在干涉主义家庭政策上的犹豫不决，任何实践中的明显政策变化看来都不太可能。在政府中，工党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分化和家庭政策上的犹豫不决。最近，工党致力于提高儿童津贴和给所有地方政府在为５岁以下儿童提供广泛、完整的儿童看护服务提出法定责任（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１９８９ ｂ：６２）同时将关注平等机会和劳动力市场放到显著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