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的比较分析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因为它唤起社会科学家为比较福利国家发展出严格方法和思想流派的念头。没有什么可以离真理更远。２０年前这一研究领域几乎不存在，不过从那时起相关的研究和著作不断出现。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福利制度的历史与政治起源以及比较社会需求的公共总开支。在家庭政策领域以及政策的执行和影响等问题上，我们还只是看到了一丝曙光。特别是在种族、种族不平等以及社会控制的种族化过程等问题上，批判性的跨国资料仍然比较少。一个明显的例外是斯蒂芬·卡斯尔斯和他的团队所进行的有关西欧移民工人的研究。（Ｃａｓｔｌｅｓ，１９８４；Ｃａｓｔｌｅｓ＆Ｋｏｓａｃｋ，１９７３）这项研究回顾了西欧的移民过程以及少数族裔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研究显示政府和种族主义的大众压力不承认少数族裔的完全公民权利，研究还暗示这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普遍的现象。数据还表明种族化群体的福利地位在不同国家，如德国、瑞典和英国之间有巨大差异。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这些现代福利国家中种族化群体的跨国差异理论化的努力。
学习资本主义跨国社会政策的学生要面对各种文献。首先，来自于国际机构和数据库的有效数据在不断增长，比如本书中所使用的统计数据。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获得的资源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欧洲委员会（ＥＣ）以及卢森堡收入研究所（ＬＩＳ）。这些组织对各国政府统计数据进行再加工已形成可比性。学生们被要求分析数据并将其理论化，当然这些由各国政府收集的统计资料组成的数据明显带有其自身的偏见。另外，经合组织和欧洲委员会这些机构并非首要关注比较社会政策。它们在这一领域的兴趣在于检视社会政策与公共开支及劳动力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数据倾向专注于直接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因此财政的、职业的和私人福利往往被忽视，并不是说政府不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就政策结果来说许多阶级、种族和性别这样的关键变量在绝大部分经验资料中都处于最边缘的位置。
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比较
跨国资料分析的另一种形式倾向于为比较福利国家的起源与运行发展出定量指标和概念。因此，在社会科学家看来，这些定量指标与概念是最值得比较的。分析家运用来自上文提到的政府机构和国际机构公布的以及未公布的数据发展出有关福利国家发展和影响的比较假设。因此，考虑到社会福利和社会分化的定义，这些分析很容易受到上文所提到的关键性限制的影响。我们将简要讨论三种主流类型。威尔斯金（１９７５）比较了６４个国家在１９６６年的社会保障开支占 ＧＮＰ 的比重。他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人均ＧＮＰ，从长远来看是对社会保障结果进行预测的决定性模式。换句话说，各国不同的福利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在解释社会保障支出差异上的作用，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结构差异相比要小得多。因此，威尔斯金采取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并支持以下观点，即主张不管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如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导致福利国家模式趋同化。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在随后出现的对功能主义的社会学批判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看来，已经变得过时了。然而，尽管经济增长水平很低，西方国家无法从根本上维持福利国家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以上观点。
与结构功能主义者相比，那些强调“政治因素”的分析者试图探讨西方福利开支与政府政治构成之间的定量关系。他们认为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政党政治对福利国家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比较政治差异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福利开支的差异性。因此，阿尔伯（１９８３）使用定量指标对１３ 个西方国家在１９４９ 年到１９７７年之间的社会保障开支与政府政治形势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与没有社会主义政党或者中左联盟组成的政府相比，左翼政府更倾向于大规模提高社会开支的比率。（Ａｌｂｅｒ，１９８３：１６６）这一观点通常被描述成“阶级动员”理论，即主张福利国家的发展是与左翼政党对工人阶级的动员密不可分的。卡斯尔斯（１９８２）将１８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教育、收入补贴和医疗保健等社会开支与一些政治变量进行相关的分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福利国家增长受到限制的通常都是保守主义政府主导的国家，近来一些经验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在这些定量分析模型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阶级动员理论很容易受到这样一种批评，即认为他们忽视了不同福利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历史以及这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的种种限制。（ｅ.ｇ.Ｃａｓｔｌｅｓ，１９８２：８８；Ｗｉｌｅｎ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１２）充分考虑到这种批评但仍然坚持“政治因素”分析法的艾斯平－安德森（１９９０）使用７项定量指标来衡量福利制度的可及性、涉及范围和再分配效果，使用４项福利体制相关的定量指标来衡量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特征。将这些指标运用到对１８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分析上，最后发现福利制度的特征与政治体制模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密切关系。养老金、疾病以及失业福利的相关执行指标涉及诸多重要问题，包括私人与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平衡、福利的普遍可及性程度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福利差异程度。其中一个指标是对“去商品化”的测量，也就是养老金、疾病以及失业福利使得老年人、病人和失业者在脱离了劳动力市场之后可以拥有经济存活能力。因此，“去商品化”指标对那些免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从社会保障制度中获益的程度进行了量化判断。（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５４）给出了１８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在１９８０年的“去商品化”值，同时艾斯平－安德森区分了三种类型——处于顶端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处于中列的西欧大陆国家。
用于评价治理类型的指标既考虑到经济发展又考虑到政治力量，所用的指标与威尔斯金和卡斯尔斯所使用的指标非常接近。艾斯平－安德森的模型支持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因为经济发展是与“去商品化”呈负相关的（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５２），并且经济发展很少或者不能对福利制度运行的其他指标作出解释。与福利制度运行呈现明显相关的三个政治因素分别是：政府中“左翼力量”（工人阶级动员）的水平，来自天主教保守主义的选举支持力量，各个国家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程度（独裁统治、有限制的选取权）。将这些政治指标放到一起就形成了治理的三种模式，艾斯平－安德森分别称之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具有以下特征：污名化的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救助扮演着核心角色，适度的社会保险福利以及由国家提供的个人福利。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在于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左翼和天主教、专制主义为代表的右翼力量交替出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与理想类型非常吻合。至于像英国和日本这些其他国家，去商品化程度较低似乎与自由主义政体模式不是很一致。保守主义福利国家通过家计调查和私人福利强调社会保险，但是在形式上倾向于维持固化的阶层与社会地位分化，因此通过福利制度所起到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很小。这些政体在其政治史上具有天主教保守主义的传统和专制主义的倾向。意大利、法国、德国还有奥地利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这种类型。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实现了最广泛以及最具有阶级再分配功能的福利制度，改变这种阶级结构，但并不是要消除阶级差异。与其说是福利不如说是劳动力市场上的种种措施用于培训和支持失业者以及那些受失业困扰的人。政治体制的特征不仅在于政府内部明显的工人阶级动员措施，还在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诸如农民这样的其他群体形成阶级联盟的能力。这种去商品化与社会主义政体之间清晰的关系在荷兰、丹麦、瑞典和挪威表现得最明显，但这种模式较少适合芬兰以及比利时这样的国家。
有一点差点忘记说明的是，作为这种理想类型建立基础的相关性，只是代表一种趋势而非直接的关系。另一点很明确的是，艾斯平－安德森的比较模型在本书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上并非都能适用。种族和性别在他的定量模型中都没有发挥作用。比如，有关性别歧视以及关于耕植于福利制度的女性依赖性假说等问题都没有被纳入运行指标，另外女性的政治动员也没有被纳入到政体类型指标当中。然而，模型强烈暗示存在福利的阶级分化，或者艾斯平－安德森将之描述为“福利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分层制度”。有关福利制度运行的指标暗示着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尽管这些概念不是建立在明确的定量基础上的。工人阶级动员的相关指标明确暗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直接形塑着福利政策。艾斯平－安德森模型仅仅运用于养老金、疾病和失业福利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它还没有被应用到医疗保健、家庭福利与服务、教育、住房等政策领域。当这一模型考虑到私人和职业福利的时候，在贡献养老金方面的减税等财政福利就不能不被考虑到。当然，绝大多数的局限是被各国政府相关数据的缺失强加上去的。虽然有不少局限，艾斯平－安德森模型在发展定量方法应用到比较社会政策的阶级分析上仍然是最成功的。本书接下来的几章中，将会对该模型产生的三种福利国家类型中的每一类各举一个例子，另外还会增加英国这一对社会主义模式和自由主义模式进行特殊综合的福利国家。
结构多样性：比较社会保障制度
与定量文献分析不同的是，社会政策的定性比较分析是由“结构多样性”方法主导的，这种方法强调每一个福利国家的差异性或者说独特性是根植于国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这种多样性可能是由民主政治进程、文化价值、经济力量、人口因素或者其他因素结构性生成的。过去２０年间，与此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有时候仅仅局限在单一政策领域和少数国家。许多重要文献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结构性重点，包括里姆林格（１９７１）、罗斯和白鸟（１９８６）、阿什福德（１９８６）、弗里德等（１９８７）、莫里斯（１９８８）、卡斯尔（１９８９）、海登海默（１９９０）、鲍尔温（１９９０）以及米什拉（１９９０）。虽然这些文献是否能够被称为“比较”研究仍值得争论，但是有关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比较却仍然很少或者说缺位。许多文献当中用一章的篇幅来写一个福利国家，通常每一章都强调多样性和独特型，特别是当不同章节由不同作者来写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文献都是在政治科学的主流多元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视角下写成的。本书也采纳“结构多样性”的说法，卡斯尔斯（１９８９：１２－１３）曾经强烈主张适用这种表述方式进行表述，他主张：
对一些特别个案进行调查研究，并不是强调单个国家的历史具有特别的过度决定性作用。当我们面对主观、制度和历史变量时，比较解释的逻辑不会突然消失掉。从特殊的国家经验中学习总会采取特别的模式，但是人们行动与目的的模式倾向于展示特定的内在相似性，同时也倾向于展示剩下的差异性；特别是在这种模式被人们生活在受制于结构变量的社会中这一现实所形塑的时候，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如同在绝大多数的结构多样性方法中一样，福利国家的“结构多样性”经常留给读者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以及福利国家的经验来评价这些内在相似性和剩余差异性。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福利国家的多样性是由种族、阶级、性别分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征所结构化的。
比较医疗保健制度
绝大多数关于社会政策的跨国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社会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福利。关于医疗保健政策的跨国研究大多数是经验性的以及对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研究，这类研究首先关注政策制定者，也就是那些更多专注于实际目标的人。（Ｗｉｌｅｎ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４８）然而，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公共干预、医疗保健制度中的权力斗争以及健康状态的结果等方面的多样性是引人注意的。目前关于哪些跨国因素形成了这些多样性的分析或理论讨论相对少见。从国家医疗保健制度的政策分析中得到的比较分析的核心政治维度，一方面是政治背景（也就是福利一致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医学专业性的影响。事实上关于医疗保健制度起源与管制的大多数论述都聚焦于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由国家管理的健康科层制）与医学专业组织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涉及外生与内生行动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Ｗｉｌｅｎｓｋｙ，１９７５：５１－５２）分析者的研究表明，医学专业性和国家政治都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他们之间的比较影响由国家背景决定。有关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消费者和生产者运动的比较研究还比较少，但是女性健康运动被广泛认为在医疗保健提供上发挥着世界性影响。同性恋运动也被认为在推动艾滋病的医疗保健议题成为政策议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关于医疗保健的主流政策分析是从多元主义以及政治选择视角展开的，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社会经济维度形成了医疗保健制度的多样性。首先，几乎所有西方福利国家在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都经历了医疗保健的公共开支占ＧＮＰ比重快速增长的阶段，随后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全面收缩医疗保健相关的公共开支。这部分也与另外一项“结构性”维度相关，即医学科学知识技术与日益增长的跨国药物与医学技术公司的利益合谋所产生的跨国影响。根本来说由于工业化与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工人的斗争，医疗保健通常被看做是一个产业，医院则被当做其中的一个工厂。明显低估医疗保健中国家差异性的功能主义和还原主义分析已经过时。本书所研究的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医疗保健制度正日益商品化并作为工业领域的管理和成本控制的技术。因此，在进行批判性比较时，必须将这种医疗保健政策上的结构趋同性牢记在心。
比较家庭政策
与医疗保健与社会保障相比，家庭政策是福利国家介入得更加模糊的领域。只是到了最近并且是相当不情愿地，政府才被迫考虑能否实现女性机会平等与权利平等的社会政策的影响。家庭仍然被看做民主社会的私人领域，国家只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才应该对其进行干预。纳粹和斯大林模式的家庭政策仍然使得国家干预家庭政策背上骂名。这种在家庭领域实施不干预的理念本质上是与社会政策的现代设计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现代社会政策都对儿童抚养以及退休老人等需要依赖他人的群体的照顾作出了相关安排。本书局限于讨论家庭政策的有选择性的几个方面，即与妇女、儿童福利、堕胎、学龄前日托、产假密切相关的收入维持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家庭政策以及女性社会政策的影响进行的跨国研究特别容易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限制：一是各国政府统计数据的不完整，二是跨国参数的不相容（比如对日托和非全日制就业的定义）。在一些关键性领域，比如堕胎服务获得的可及性、滥用抗生素以及对日托的需求，政府往往因为政治原因而倾向于收集正面数据。家庭政策的跨国多样性（至少在以上提到的领域）是由大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功能和政治关注所决定的，这些基本功能与政治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包括：
瞯关心和帮助贫困家庭，特别是大部分单亲家庭，使其免予或是不再继续维持男权模式；
瞯或多或少的直接以穷人和种族化人群为目标的肥胖控制措施；
瞯提高人口出生率，即运用家政政策措施努力提高人口出生率，通常政策目标偏离穷人和种族化人群；
瞯干涉主义家庭政策，即提高国家在儿童发展和儿童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瞯调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内部和外部的有薪和无薪劳动。
这些功能或者关注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尽相同。包括教会、慈善组织、妇女组织、医疗业和教育学家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力量共同形成了这些政策。虽然政党政治总体上来说对家庭政策的制定不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广义上的政治环境和福利一致性不可避免地形塑着家庭政策的形式与内容。最近几年里，一些女性研究者发展了对家庭政策的比较分析，主要研究女性的有薪工作和家庭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事有关行动与结构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亚当斯和温斯顿（１９８０）比较了瑞典、美国和中国影响女性有薪就业的一系列政策。他们得出结论，既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来自社会运动和政党政治的压力能够有力地解释政府的家庭政策。他们发展出了一种称之为“国家能力”的解释，主张美国和瑞典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们的政府采取“充分就业”政策、干涉主义以及协同性方法用于家庭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管理能力上的区别。鲁杰（１９８４）比较了英国和瑞典在女性有薪就业和日托上的政策，得出了与亚当斯和温斯顿十分相近的研究结论。正如鲁杰（１９８４：１９）所说，“对英国和瑞典在女性政策上区别的解释是根植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的。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根据不同的国家形态而发生变化”。鲁杰将福利国家常见的双重类型运用到家庭政策的相关领域。英国的政策被当做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的例子来进行分析，其中在政策制定层面上，有关女性角色的传统观念仍然起很大作用，另外针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市场导向的。瑞典的政策被当做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的例子来进行分析，其中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积极的干预以促进女性的有薪就业，另外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性别平等。鲁杰的法团主义模式与艾斯平－安德森的社会民主主义治理模式非常符合。艾斯平－安德森（１９９０：２７）注意到，保守主义福利国家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保存传统的家庭模式。社会保险明确将无工作的家庭主妇排除在外，同时家庭福利鼓励母性的存在。日托和相关的家庭服务明显存在着发展不足问题。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家庭政策分析提出了以下建议，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在家庭政策上的不同，与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治理模式在这方面的不同相比显然不是那么明显。应用源自于福利制度分析的比较类型学并不十分契合于家庭政策分析。凯默尔曼和卡恩（１９７８：３）在诸如英国、美国以及德国这样具有模糊家庭政策的福利国家和诸如法国和瑞典这样具有明确家庭政策的福利国家之间作了一个有益的区分。
与以上分析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诺里斯（１９８７）通过论据表明政党政治因素至少与家庭政策的一些方面相关。诺里斯发现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内一方面是女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指标，另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政党政治以及社会变量（比如天主教的力量），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她发现不管政府的政党政治状况如何，人均ＧＮＰ都与就业妇女的比重相关。然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都对以下两者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一个是男女工资的平等化，另一个是打破劳动力市场中由性别导致的职业隔离。右翼政府严格限制堕胎的合法权并且限制提供日托。然而，堕胎服务的可及性除了与天主教的力量密切相关之外，还与人均ＧＮＰ密切相关。与通过国家能力分析得到的结论相比，运用大量国家作为案例以及一系列指标，在女性社会地位比较以及比较社会政策上得出了更为复杂的结构多样性。罗伯瑞（１９８８）指出了这种多样性的一些其他方面。比较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之后，她发现无论是单身母亲的数量还是妇女的就业比重都与用做家庭福利和服务的公共开支没有相关性。这指出了家庭政策在其目标实现上可能存在无效率，或者至少说这些政策通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功能。对单身母亲问题的处理上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她们经常被鼓励去寻找工作以减少对福利的依赖，但同时福利机构和政治家们又宣扬全职太太和温馨家庭的优点。通过比较四个国家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罗伯瑞得出结论，不能说哪种模式对妇女来说更好，哪种模式对妇女来说更差。因此，
那些能够提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能够提供更多机会兼顾家务活和工作的社会，也仅仅能提供较低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与之相关的通常都是这些工作，比如英国的兼职工作、意大利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通过家庭形成阶段维持职业连续性以及职业地位的机会，必须建立在反对同时承担家务劳动和工作的双重负担造成的缺陷，或者只是因为建立在无报酬的女性劳动基础上的家庭合作的有益性，这样的机会才能得以继续。对福利国家提供福利的依靠可以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但是这种福利提供是与国家强烈支持家庭意识与母性意识分不开的，并且这也会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和社会角色产生自相矛盾的影响。（Ｒｕｂｅｒｙ，１９８８：２８０－２８１）
明确的是，除了国家能力与直接的政治因素之外，女性和雇主的劳动力市场策略与政府一样，是根据社会经济、人口和文化环境而不断变化的。在这里通过对国家的分析形成的论述仅仅是对这种多样性的很小部分作出了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