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贫困
我们可以看到在瑞典作为总收入一部分的来自福利国家的现金收益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不一样。在１９８０年，瑞典的现金福利占到了家庭平均总收入的２９ .２%，相比之下英国是１７ .２%，德国是１６ .５%，而美国只有８%。为了支付这些开支，瑞典的收入所得税征收平均总收入的２８ .５%，这里的总收入不但包括工资收入还包括公共和私人汇款以及财产收入等，而其他三个国家的收入所得税率仅仅在１３%到１７%之间。根据家庭规模调整过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再分配方面的统计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来支持瑞典的收入征税制度和收入支持制度具备比较优势作用。在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３年以及１９８０ 年，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最高２０%这样明显偏低的占比相比，最低２０%和４０%的再分配比例已经占到了可支配收入相当高的比重。基尼系数也显示，瑞典在西方国家里是实现最公平的收入再分配的国家之一，其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程度远远超出本研究中的其他三个国家。来自欧尚和艾贝尔格等人的最新数据表明瑞典福利国家至少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仍继续在相对经济的基础上发挥收入再分配。艾贝尔格等人（１９８７：１４０）得出结论，税收和收入转移制度似乎在１９８０年比１９６７年更能发挥收入再分配的效应，但是作为１９７１ 年税务改革以及收入关联国家养老金发展的结果，大部分变化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晚期和７０年代早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早期，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很少发生显著性变化。（Ｏｌｓｓｏｎ，１９８６：５８；Ａ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１５１）专业技术和经理阶层已经能够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因为与其他职业社会阶层相比，这两个阶层中有越来越大比重的女性投入到全职有薪工作中去。（Ａ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１３６）艾贝尔格等人使用一个称做“家庭消费顺差”的指标来衡量从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家庭消费顺差”之后，一个家庭还需要多少钱才能够维持包括住房在内的基本福利水平所需的开支，他们的研究表明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消费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专业技术和经理阶层从各种各样的减税中日益受益，特别是在抵押贷款方面受益匪浅，与低端阶层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生活必须的水平。当把财产和消费都考虑进来的话，专业技术和经理阶层“虽然从长期来看面临收入平等化问题，但是他们已经成功地在经济资源方面取得了稳固的领导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减税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高通胀水平”（Ａ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７：１５０）。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甚至更为严重。
使用经济距离贫困衡量法在１９８０年有５%的瑞典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毫无疑问这在本研究所讨论的四个国家中是最低的，当然也并不比德国６%的水平低多少。在瑞典似乎很少有其他关于贫困的数据。对于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没有国家层面上的统计结果，不管怎样，对于瑞典，正如欧尚（１９８７：７３－７４）指出的那样，“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所具有的羞辱性特征使得我们很难用社会救助的统计数据来作为衡量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指标”。与许多其他福利国家的情形不同的是，绝大多数瑞典单身母亲和低收入老人因为退休金和福利制度的发展而不必依赖于社会救助。不过这些人与长期失业者一起构成了现代瑞典的相对贫困者。这里我们将通过分析社会救助申请者的处境、收入支持制度中的失业者和女性来分析福利国家中相对贫困者的境况。
养老金
在１９８０年，瑞典法定养老金计划覆盖了８５ .５%的养老金支付，毫无疑问这一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除了法定养老金之外，大概还有一半的瑞典养老金领取者能够从职业保险养老金或是私人保险养老金那里获得收入。瑞典有两套法定养老金安排，包括基本均一养老金和作为补充的针对较高工资收入者的收入关联养老金（简称ＡＴＰ）。所有的瑞典公民以及在瑞典长期定居的外国人都有权获得基本均一养老金，这项政策在１９４８年开始实施；水平更低、更为普遍的法定养老金从１９１３ 年就已经存在了。最早从１９５１年开始，均一养老金根据物价每年作出调整，但事实上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４年之间均一养老金对比零售价格的真实价值已经增长了３５０%。瑞典与本研究中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给予所有老人一份普遍养老金使其从根本上远离贫困。这对于女性来说也具有特别意义，她们往往有着更长的寿命并且可能只是到了最近才拥有职业退休金。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之后，收入关联法定养老金在１９５９年由专门的议会投票获得通过，不过这恐怕是瑞典现代福利国家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争论。（Ｈｅｃｌｏ，１９７４）这可以看做是一项胜利，即由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提出的普遍收入关联国家养老金主张对由中—右翼政党提出的国家管理的职业或私人养老金主张的胜利。在社会保险方案支配养老金供给方面，瑞典要比本书中其他三个国家来得更为彻底，瑞典在１９８０年私人养老金占所有养老金支出的比重不会超过５%。虽然许多社会主义者反对收入关联养老金的不平等基础，但是贯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争取ＡＴＰ运动有助于将白领联盟整合到瑞典社会民主党中去。因此社会民主党设法在日益增长的“新中产阶层”中扩大其支持面并且在福利国家中给予他们物质的关切。（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１９７９：１７９）通过１９５９年的养老金改革，“工党思想”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暴露无遗，这也反映出，即使是没有再分配功能的福利改革也会具有强化劳工社会地位的动员作用。（Ｐｏｎｔｕｓｓｏｎ，１９８４：８０）收入关联养老金只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对老年人的收入起到显著的贡献作用。收入关联养老金提供一份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养老金，其数额是工人退休前１５个工资最高年份平均工资的６０%，同时必须要有３０ 年的缴费记录。如果缴费不足３０年，则收入关联养老金的支付按不足的比例进行下调。因此，这一支付水平和申领条件比绝大多数法定养老金制度都要来得慷慨。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５９%的养老金领取者领取收入关联养老金。在１９６９年瑞典增加了一份基础养老金之外的补充养老金用于帮助那些没有收入关联压养老金或者只有收入关联养老金数额较少的人。到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早期，超过９０%的男性和超过６５%的女性能够领取足额的收入关联养老金。
虽然瑞典的法定养老金制度具有普遍性和慷慨性，但是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在收入上仍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不平等。最富裕的是那些被职业或私人养老金覆盖的在私人领域工作的白领雇员，接下来是有年金养老金的公共领域的雇员，在接下来是那些有年金养老金的熟练工人。更低层次上的是那些只依靠法定养老金的退休金领取者和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只领取基础养老金的人。这些人包括大量自雇者、农民和其他没有完全资格申领收入关联养老金的人。然而与英国、美国和德国相比，瑞典的老人收入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１１%）来自于雇用工作。也许瑞典福利制度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将收入转移考虑在内的话，只有仅仅０.１%的老年人处于贫困状态，相比之下，这一比重在德国是９ .３%，英国是１８.１%，美国是２０.５%。
毫无疑问随着收入关联养老金和年金养老金的发展，近几年老年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不断增长，特比是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正如艾贝尔格等人（１９８７：１３０）解释的那样，许多女性只能得到较少的养老金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主要因为她们通常是家庭主妇。还有就是没有达到最多３０年有薪工作的要求。即使是这样，相比男性而言，具有相对较高的收入以及相对宽松的养老金领取资格使得瑞典的女性比本研究中其他三个国家的女性处于较优越的位置上。艾贝尔格等人通过性别和职业社会阶层比较了瑞典养老金领取者在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８０年的收入。这一阶段女性在养老金收入上的阶层差异依然没有大的变化。男性中，蓝领和白领工人之间的养老金差距缩小了，但是这两个阶层与专业技术和经理阶层之间的养老金差距或多或少还是原来的样子。很清楚的是，只要工资和收入差异是由阶层和性别结构化的，而养老金的支付是建立在收入关联基础上，老年人收入的结构化差异就不可避免。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瑞典的退休金制度反映和维持了阶层和性别的不平等，但是在过去２０年间瑞典男性蓝领养老金领取者相对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社会救助
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是由作为社会工作制度一部分的地方社会服务部门来管理的。支付比例由地方决定并且福利通常是生活环境调查的一部分。该计划以削减贫困著称，直到１９５６年被改革并且被重新命名为“社会救济”（ＳＢ，社会津贴）。在１９６３年申请社会救助的人数下降到占总人口比重空前低的３.５%，之后就一直在４%到７%之间徘徊。虽然有儿童和住房津贴作为补充，福利的平均水平保持在适度水平上，通常是职总工资的３%到４%之间，基础养老金水平的四分之一。在过去的２０年间，绝大多数申请者都是老人或贫困家庭，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社会救助申请者中绝大多数是没有小孩的单身年轻人。因此，瑞典没有小孩和老人家庭的贫困率达到了７%，在四个福利国家当中是最高的。在那些造成对社会津贴的需求上升的因素中，社会工作者列举了失业、精神或身体疾病以及酗酒和毒品问题。正如古尔德（１９８８：１０４）所说：
在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５ 年之间与社会津贴（ＳＢ）申请增长相关的另一因素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以外地区的难民和移民的增长。一些地方政府报告称大约１０%的移民和难民家庭要申请社会津贴，在斯德哥尔摩据说相关比重已经增长到４０%。
少数族裔更容易陷入失业状态，同时他们往往不能够满足获得领取覆盖疾病、老年、失业和工伤等风险的主流福利的资格标准，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依赖社会津贴（ＳＢ）。社会津贴支出能够大大补充低收入者，同时对于那些只有一份工资收入的单亲家庭来说要避免相对贫困变得更加困难（Ｎａｓｅｎｉｕｓ＆Ｖｅｉｔ-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８５），甚至是在单亲家庭津贴将许多单亲家庭生活水平提高到社会救助水平之上的情况下。
古尔德（１９８８）在１９８４年就斯德哥尔摩一个贫困社区中对社会津贴管理的争论提出了一份精彩的报告。关注的焦点是削减贫困管理中老人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为了切断他们对国家的依赖以及鼓励独立和自助，惩罚和威慑社会津贴申请者；另一方面在更为仁慈、自由的观点看来，社会津贴申请者对生存的意义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在１９８２年对社会津贴进行的改革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条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中间道路，对于这条中间道路似乎可以从不同社会工作的不同工作重点中得到解释。在社会津贴申请者的强大压力下，斯德哥尔摩管理者办公室中的社会工作者选择了一条更具激进性的路径，也就是鼓励大多数申请者增权和组织自身及其生活而不是转向社会津贴。据说这些申请者中的许多人都存在毒品或酒精滥用问题。瑞典具有十分浓厚的清教温和主义传统，在这一背景中，国家的威慑性压力甚至是强迫性力量也许是使这些申请者走向自立的最佳办法（Ｇｏｕｌｄ，１９８８：１１８），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普遍支持该观点。然而来自社会救助申请者的反对推动了一项官方调查，并且产生了一份折中性的报告。到了１９８６ 年社会工作者似乎已经缓和了策略，成功申请社会救助的人数在上升，同时社会工作的职位也在增加。因此，这看起来似乎是由穷人成功反抗惩戒性的、威慑性的救济制度的经典案例，同时也是福利工作者反对福利国家的低利用率的显著案例。当前瑞典的社会救助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惩戒也在于维持一个下层阶级，当然也十分明显地有利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融合，这些人群包括年轻的后物质主义者或者说遁世者、年长的长期失业单身者、少数族裔以及其他无法获得法定收入支持制度的人。
失业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乍一看战后瑞典的失业率特别低，并且无论以哪种标准，瑞典的失业率都低于本研究中的其他国家。官方或者“公开”的失业率是以有保险的失业者数量占据有失业保险的劳动者总数的比重为基础的，但是并不包括处于培训和找工作状态的参加保险或是没有参加保险的人以及那些处于其他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很显然，这种对登记失业率的定义很狭隘，因为年轻人、女性和其他从事有保险工作时间不长的人都应当被计算进来。除了在１９８２ 年到１９８４年间曾经达到空前的３ 。５%之外，战后的公开失业率一般都在１%到２ .５%之间浮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和８０年代早期的世界性经济低迷时期曾使得瑞典的公开失业率出现过相应的短期上涨。当然如果把各种国家劳工计划中的工人也包括进去的话，失业率将是现在的三倍以上。１９８８ 年的失业率是１ .６%，但如果考虑到劳工计划中的人，失业率将上升到５%。（ＯＥＣＤ，１９８９ｂ：图２２）这还不包括那些正在找工作或者是已经找到工作但没有资格领取福利以及没有被劳工计划养活的人。如果包括提早退休的人，那些没有登记失业的“消极就失业者”以及勉强从事临时工作的人，经合组织（１９８９ ｂ：６２－６３）认为在１９８４ 年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占到了劳动力总数的１４%，虽然这一比例从那以后已经明显下降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大量招收移民工人以及从６０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有薪工作中，这些大大缓解了一些行业和国家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至少直到最近，瑞典就业政策中的核心部分一直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采纳的由工会和资方进行国家层面上的集中谈判形成的“互助工资政策”。基本原则是“所有由于地区、产业或企业之间在利润或者‘工资支付能力’上的差异造成的工资差异都应该被铲除”（Ｂｊｏｒｋｌｕｎｄ＆Ｈｏｌｕｍｌｕｎｄ，１９９０：２３），或者说不管企业或行业的利润率如何都应该实现“同工同酬”。因此，低效率的、依靠低工资支撑的企业被淘汰出局，同时那些效率高的盈利企业也不会负担起被激进的工会运动不断抬高的工资。超过８０%的劳动者被组织进工会，年度工资协商在就业政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日益增长的失业、徘徊不前的实际工资以及资方和工会日趋激进的政策诸多背景下，互助工资原则在一定程度已经半途而废了。
工资互助的必然结果是来自低效率企业的多余工人应当在国家的帮助下接受再培训或是重新调配工作。因此，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瑞典劳工局（ＡＭＳ）得以成立，该机构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为私人资本动态重组瑞典工业扫平了道路。瑞典劳工局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管理。首先，就业服务在国家层面上将失业者安排到空缺岗位上。所有的空缺岗位和裁员都必须依法告知就业服务部门，由就业服务部门来支付大量的流动和重新调配工作的补助金。重新调配工作逐渐采取一系列财政刺激的形式，直到１９８７ 年被削减。大量的失业者被鼓励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的地区，当然这个过程会导致失业者原来生活社区的崩裂，因此对这种迁移他们是非常不情愿的。其次，劳工局在培训中心和学校组织培训计划。再次，瑞典劳工局对包括救济工作方案、在职津贴、招聘补贴在内的创造就业机会措施进行监管。最后，实施包括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津贴化等大量特别措施来应对就业障碍。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上投入的花费是失业福利开支的两倍多，在总量上接近 ＧＤＰ 的２%，这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是最高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占据了相当高比重的支出，整个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这个比重一直在３０%到５０%之间浮动，这些支出被用于失业者。从比较角度来看，这些措施的另一重要结果是瑞典在１９８８年只有８%的失业者失业超过一年以上，而在欧洲地区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约为５０%。
失业保险救济制度（ＵＩＢ）对于瑞典式福利国家的普遍主义和公立机构直接供给福利特征来说显然是个例外。失业保险救济由工会控制的自愿团体进行管理，在财务上由政府、工会和资方共同出资。在１９５０ 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劳动者被覆盖，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覆盖了超过８０%的劳动者。根据公平且严格的申领条件，救济最多发放１２个月；不同的失业保险救济社团在出资和获益水平上存有较大差异。比如那些具有高失业风险的成员（如体力劳动者）的出资额度要高于那些失业风险较低的成员（如脑力劳动者）。（Ｋｅｒ-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１３６－１３７）随着政府在１９７４ 年加大对失业保险救济的投入，失业保险救济的申领条件变得宽松了，失业保险救济提供的救济标准也日趋统一，并且所有的工会成员都被强制要求加入失业保险救济社团。虽然失业保险救济需要征税并且是与收入相关联的，但是根据经合组织（１９８９ｂ）的数据显示瑞典是唯一一个在对待有保险失业者的慷慨程度上超过卢森堡和丹麦的国家。因此失业保险救济领取者因失业获得的可支配收入仅仅下降了１２%到２９%。１９８０年失业保险救济的平均支付是在职平均总工资的７８%。
由于一系列原因失业保险救济仍然是由工会实施自愿管理。首先，失业率的普遍低水平加上工会会员率的高水平意味着政府接管这些社团的压力并不是很明显。其次，失业保险救济社团自１９世纪以来就被工会当做吸收和维持成员的一项重要手段。赫克洛（１９７４）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瑞典工会在提高对失业者的帮助上扮演着核心角色，相比之下英国工会就要相对忽视了这个问题。从工会的角度来看，志愿模式的优点在于：
社团成员由他们所信任的同事来提供服务，工会不再直接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受益者倾向于把自己当做他们各自工会中持续的一份子。进而工会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成员的工作环境，同时与失业者形成正规的联系。（Ｋｅｒ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１３２－１３３）
工会继续捍卫失业保险救济制度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没有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传统的国家，为成员提供此类服务对于工会的支持和认同的维持十分重要”（Ｋｅｒ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１３８）。在１９７４年，工会出台了一项针对无保险者的失业援助救济，只要满足特定申领条件，这项救济最多能领取６ 个月并且均一制的支付方式也特别适合。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失业援助性救济的受益人数超过了领取失业保险救济人数的两倍多，这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正如沃格特（１９８７：２２６）主张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和各个年龄的女性时而处于失业状态，并且无法申领失业保险救济，虽然他们可以申请失业援助救济。
在过去的２０年间，瑞典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公共部门赤字为实施“充分就业”政策提供经费，相关措施包括为工业部门直接提供津贴，在福利国家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领域扩大就业，所有这些措施都吸收了大批失业者。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晚期随着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和工业斗争，通过以上我们描述的措施来实施“充分就业”受到了新现实主义者越来越自信的质疑。经合组织（１９８９ ｂ：５５）将瑞典高于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归因于低失业率和协调良好的劳动力市场，这些使得工会大大提高了在工资谈判中的力量。他们建议官方的失业率增长１%将会使瑞典的通货膨胀降到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上。（ＯＥＣＤ，１９８９ｂ：７１）伍德尔（１９９０：９）得出结论说，“对于除了瑞典人之外的任何人来说，那都似乎是很小的代价”，但在是否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日益明朗化这个问题上还不是很清晰，这将有待于瑞典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之作出何种解释。
女性、劳动力市场与收入支持
根据经合组织（１９８５ａ）的案例记载，瑞典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状态在不同视角看来各不相同。女性占就业劳动力比重从战后低于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水平（２０世纪５０年达到２６.３%）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升成为仅次于芬兰的第二高女性就业比的国家（１９８７年达到４８%）。到１９８７年为止，７９ .４%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芬兰女性处于就业或培训等经济活动状态，这一比例已经接近男性的经济活动比。在我们研究的四个国家中，这是最高的女性经济活动水平。战后最初几年中女性经济活动水平较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瑞典在战争中的非参战国状态，因此对女性的就业需求特别低。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措施，女性被紧紧吸收到有薪就业中去。１９７０年已婚女性占到了参加劳工局就业培训计划总人数的４６%，而在１０ 年前这一比重仅仅是１４%。（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７９：７９）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开始，女性在参与各种劳工局就业计划以及从中获得支持方面取得了和男性同等的地位。
女性每小时工资占男性每小时工资的比重在战后持续上升，到１９８１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９０%，这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是最高的。这一数据来自蓝领工会联盟，并没有覆盖女性就业的所有领域。按照鲁杰（１９８８：１８３）的说法，“以工会中的全职工人为样本，女性的收入占男性收入的比重要比先前认为的低，总的来说在１９８１年这一比重是８０ .５%”。１９８１年有４６ .４%的女性雇用者从事兼职工作，这在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女性兼职就业比中是第二高的。对于那些每周工作少于２２小时的人来说，社会福利和职业保护都会明显地下降，但是并不清楚多大比重的女性兼业劳动者受此影响。随着兼业就业的增长，在将职业差异考虑在内之前，在可比较的职业领域，女性的周薪大概是男性的３０%。通常人们认为女性中的登记失业率要高于男性，当女性从劳动力市场措施受益的同时，失业冲击着男性主导的产业，这一差距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扩大了并且在８０年代缩小了。比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失业率水平是有问题的，因为女性的隐性失业率往往更高。然而以经合组织国家为基础，整个战后阶段女性失业率要持续高于男性失业率。一项官方调查发现９０%年龄在２０岁到５９岁之间的女性希望获得就业，但只有８０%实现了就业。（Ｖｏｇｅｌ，１９８７：２７０）女性在瑞典劳动力市场中至关重要的特征是横向和纵向的职业分化，并且形成了其他西方国家都类似存在的模式：８９%的秘书、９４%的护理人员、７８%的商店售货员以及９０%的清洁工都是女性。（Ｓｃｒｉｖｅｎ，１９８４）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在福利国家女性往往较少在私人领域从事非技术工作而通常在公共领域就业。根据艾斯平 －安德森（１９９０：２０２）的说法，“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８５年期间，在瑞典女性占据了所有医疗、教育、福利方面的就业岗位增长量的８７%”。他总结说，在过去的２０年间女性就业已经从私人行业的“垃圾工作”上升到了福利国家中的地位高、报酬高的工作。然而，这导致因性别而产生的横向职业分化日益增加，即女性更倾向于从事行政工作和福利事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与美国和德国相比，
瑞典在这三个国家中是职业性别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超过一半女性被锁定在典型的女性职业上，只有少数女性能够渗透到男性主导的职业中。瑞典的后工业化又加重了这一问题。（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０：２１２）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瑞典女性并不被当做男性在工业领域的替代者。作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反经济周期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一部分的福利服务的扩张带来了就业岗位，女性成为这些就业岗位的受益者。首先作为雇主，瑞典的福利国家在过去的２０年或者３０年间影响着女性的福利。在劳动力市场措施上积极的性别歧视、性别平等立法以及工会压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工资和收入，但是这些压力对于横向和纵向的职业分化只能起到很小的积极作用。（Ｒｕｇｇｉｅ，１９８４：第４章）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不断增长，她们中的大部分从事低报酬的服务业工作，这似乎反映了女性工作者的日益边缘化，她们也曾被当做工业后备军。而现实正在被有关家庭价值方面的“动听”的说教所掩饰（Ｒｕｇｇｉｅ，１９８８：１８５），这也正是下面要进一步讨论的。
带薪休假的权利（因为疾病、休假、生产等）是瑞典工人引人注目的成就，女性往往能享受男性两到三倍的带薪休假。艾斯平－安德森（１９９０）和伍德尔（１９９０）将带薪休假贬义地称为“带薪矿工”。在任何一天都有２０%的女性就业者正处于一种或另一种带薪休假当中，在公共领域这一比重达到了３０%。对于有三个以下孩子的母亲来说，接受带薪休假的比重是４７ .５%，是全体就业者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倍。在此基础上艾斯平－安德森（１９９０：１５６）主张，在瑞典“相当一部分正常情况应当是劳动时间事实上成为了‘福利时间’”，这也表明雇主对购买来的劳动力商品的控制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正如鲁杰（１９８８：１８６）所述，包括由酗酒和抑郁在内的精神压力造成的相关疾病可能直接导致了女性因病休假量的不断增长。在瑞典，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因病休假水平都要比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高出许多，这可能反映了其相对慷慨和包容的病假工资制度。虽然遭受来自工会的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还是在１９９０年宣布了一项改革，也即是由雇主对因病休假的头两个星期负责，以此来减少带薪休假的滥用。
要解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与她们获得收入支持福利的资格之间的联系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而，通过瑞典女性在有保险的就业方面的突出代表个案，我们发现女性在退休金、疾病、失业和其他福利受益权利方面的资格与女性就业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像德国这样女性就业率明显要低的国家，瑞典的女性就业福利要好得多。因为较之与瑞典男性低得多的收入和高得多的失业率以及女性大多从事兼职工作，瑞典女性与其他国家女性相比相对有利的社会处境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