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小时曾有星相学者为我测命，说我命中带着一个什么星，将来或许在文艺方面会有所发展。还说我犯着一个“破”字，凡遇好事多难成就。不知他还说了些什么，但这两条却颇应验，尤其是后一条，好多人生中大的转折点上，自己的期望都被“破”得粉碎。至于文艺，我倒是自幼爱好，尤其是音乐。上中学时，学校组织乐队，我带着一只姐姐上学时用过的旧口琴去参加。留着长发的音乐老师摇摇头：“哈牟尼加（口琴）怎么可以加入乐队呢？你学怀俄玲（小提琴）吧，要不，吹弗柳特（长笛）也行。”可一把普通的练习小提琴就是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更不要说长笛了。我的文艺发展第一次被“破”了。可爱好这玩艺儿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越被遏制，欲望便越是强烈。十多年后的文革时期，我在工厂宣传队拉手风琴。暇时，常常独自一人即兴演奏自得其乐，有一次偶尔被一位音乐教师听到，她问我拉的是什么曲子，我说是自已随便的即兴演奏，她感叹道：你真该学音乐才对。她的知遇，使我很伤感。音乐是我的爱女，先天不足过早地夭折了。
爱好文学多半是受了我小学班主任赵崇仁老师的影响。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出过两本中篇单行本，还得过省里的文学创作奖。说起文学事业，他说只要有一支笔一摞纸，就可以进行创作。我觉得这不比音乐，是一个穷小子也可以从事的因陋就简的行业，因此在中学时代失去了音乐爱女后，就抱起了文学这个养子。然而谁让我的命里占着一个“破”字呢？正当我刚刚懵懂初开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的时候，受了父兄右派身份的株连，我们四个十四、五岁即将毕业的初中学生被打成“反动小集团”，我受到了开除学籍的处分。从此中断学业。进了工厂后，贼心不死，一有空便钻进厂里的图书馆。记得有次我去借《哈姆莱特》，管理员隔着窗口不屑地嘟哝道：你看得懂么？我听了并不恼怒，还很高兴，因为我在中学时代就看过这本书了，一些精彩的段落我都背得出。我高兴的就是我并不是她认为的那种看不懂莎翁著作的一群。
文革前，我发表过几篇短小说和散文，可有一次，《工人日报》把我的一篇应征作品的清样寄到厂里请组织签署意见时，被搁置在书记的案头没有回复，这等于变相地表明了单位的否定态度。这事是不久这位书记因为“四不清”问题被撤职后一次闲谈时透露出来的。我当时非常心灰意冷，文学在那时早已不是老师所说的只要有一支笔一摞纸就可以从事的事业了。
之后的十年，就是中国文学空白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度过了自己青春期。年近不惑时才终于走上从事文字工作这条路。而文学这条路似乎历来都是崎岖不平的，中国尤甚。这种崎岖不只表现在强势的上层建筑对于文学的左右，还在于我们这些所谓文学工作者内心的矛盾纠结。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是传统的文艺思想教育，我们所接触到的是《金光大道》《海港》《龙江颂》《火红的年代》这一类当代文学作品，更不要说那些为了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之作了。所以拨乱反正的时期，单只是为了抵制极左思潮和消除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就经历了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记得当时的副主编每期发稿时都要统计一下有几篇是歌颂的，几篇是“暴露”的。要以歌颂为主，“暴露”只能作为陪衬。现在看来，当然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我自己来说，多年来形成的文艺思想文学观念每每与自已对于鲜活的生活的感受相悖。固有的标准与源于生活源于艺术良心的创作总是拧着个儿。这种痛苦是经历了很长时期才逐渐消弥的。辛弃疾词云：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我们这一代人是：是非曲直尚未清，可怜白发生。
一位伟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从事了二十多年编辑和创作之后，我感觉到我终生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你怎么能把人家的灵魂像制造机械产品一样设计制造出来？如果真是那样，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别人根据一定需要设计出来的，那地球上这几十亿人岂不都成了机器人？我们还奢谈什么文学典型，个性差异？另一位伟人则强调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文艺具有教育功能当然不错，但我以为决不能因此作家便把自己当成以教育别人为能事的私塾先生。文艺的教育功能是文艺本身的属性而不是附加物。一个作家如果在写作前就先想着如何教育别人，我想这是多数主题先行的说教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文学创作几乎可以说是作家的一种生理需求，如同火山爆发一样，毛泽东把它比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真是恰如其分的比喻。没有精子卵子的结合，没有长期的孕育，那是生不出孩子来的。而有了这个过程，那孩子的出生谁也挡不住 。反之，那种总以教育者自居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不就是没有受精没有孕育的“孩子”？如果作家总是居高临下摆出一副教育人的架子，读者是不会买你的账的。作家就一定比读者高明么？恩格斯说：在作品中，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作品就愈好些。这种艺术观念强调的是文艺对人精神的陶冶、灵魂的净化、人格的影响，而恰恰不是教育。
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文学观念的过程中，在一次次诸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的斗争中，我们这一代人渐渐老迈，我个人则最终也没有完全能“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写了这么多，大体上可以看出我的人生和文学经历的轨迹。我不是在抱怨自己生不逢时，那个时代过来的许多人如冯骥才、陈忠实、蒋子龙、成一都与我年纪相仿，人家为什么成就卓著呢？这其中缘由固然很难几句话说清，但我后来自省，才能不够、努力不足、旁骛过多是自己一无所成的主要原因。所以虽然自己也写过一些长篇中短篇小说，但都不成器侯。常有友人问我为什么不把过去的作品结集出版，对自己的创作做一个总结？我总是回答，速朽之作或已朽之作印出来做什么？不只浪费资源，还会让别人做难，你郑重其事地簽上自己的大名，敬奉给友人“敬请指正”，人家看又看不下去，保存又实在没有价值，拿去卖废纸又对你有所不敬。这不是为难朋友么？想此类感受很多人都有，只是像看着不穿衣服的皇帝那样不说罢了。像贾平凹那样：“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恭正题写：‘赠×××先生存正。’一月过罢，偶尔去废旧书报收购店见到此册，遂折价买回，于扉页上那条题款下又恭正题写：‘再赠×××先生存正。’写毕邮走，躲进一家酒馆，坐喝，不禁乐而开笑。”我又实在做不到。倒是有时兴之所至，随意挥洒的一些散文随笔之类有些还偶可搏人一笑，如有机会时，印一本小集子倒也不是不可以。
看到太原文坛一代新人叱咤风云，我从心底由衷地感到高兴。这是一位年届古稀的文坛老兵的真心话。
天光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