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是倒尽了霉的，历代帝王夺取政权之后，几乎都首先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秦王嬴政的“焚书坑儒”是尽人皆知的，活活地把四百六十多位儒生方士“坑”了，镇压了反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该稳坐龙廷了吧，却不然，“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暴虐不仁的秦王朝终于埋葬在揭竿而起的义民手中。
但是，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很少有人能以秦始皇为殷鉴，对于知识分子，仍然视为洪水猛兽，紧紧盯着他们手中那枝笔，生怕他们犯上作乱，有时竟神经衰弱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于是便有了文字狱。封建统治者庸人自扰，却使知识分子一代一代遭着永无终了的劫难。
所谓文字狱，便是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或者干脆可以说，是他们自己做尽了坏事，成天疑神疑鬼，怕别人特别是怕文人端他们的底，便从知识分子的诗文著作中摘文择句，罗织罪状，致人于死地。轻者充军杀头，重者株连九族，几千年里文字狱中的冤鬼何止千万。
中国的文字狱历史颇为悠久，比西方人顶礼膜拜的基督诞生还要早一点。第一位沾了光的人便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这个人曾经显赫过，被汉宣帝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后来不知为什么事被别人参了一本，革了爵位，降为庶人，心中当然不大痛快。他的好友西河太守孙会宗写信劝戒他，杨恽在回信中发了一些牢骚，这封信被汉宣帝看到了，终于龙颜大怒，全不念他曾是一方诸侯，竟腰斩了，死得好惨！
如果说杨恽的脑袋是因为自己的不慎、发牢骚说二话而丢掉的，那么元末明初的高启却是货真价实的冤大头，高启原是松江青丘的一名隐士，自号青丘子，不思功名而志在山水，因写得一手好诗文，明洪武被召去修元史。朱元璋看他有才，擢为户部右侍郎（令人垂涎的官职），这位书生竟推说自己年纪太轻，不敢当此重任，急急忙忙告退回乡当了一名穷教书匠。按理说这种不求仕进、寄情山野与世无争的读书人是决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的吧，却不然，灾祸突然人天而降，郡守魏观要修葺衙门，也看中了他的 文才，请他写了一篇《上梁文》，那本盖房子择吉上梁称庆颂吉的无聊骈文，就因为其中用了“龙蟠虎踞"四个字，朱元璋大怒，龙是帝王的象征，称别人为龙，寡人岂不是不成其为龙了？于是他也和一千多年前的杨恽落得了个同样的下场，被刽子手拦腰砍成两截，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文字狱的鼎盛时期。清兵一入关，便对一切具有反满思想的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康熙二年（1663年）浙江湖州有位阔佬庄廷龙，自己出银子，刊刻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天启、崇祯两朝事，这位庄老先生是很有点民族意识的，书中多处文句指责满人，终于被人告发，但待到查明案情，庄廷龙早已寿终正寝长眠地下了。照理说，对于已死的人是不应也不能追究什么刑事责任的，似乎各国的法律都是如此。然而中国毕竟总有自己的国粹，在这个问题上也照例要与西方不同。清政府下令挖地三尺，刨出棺木，开棺戮尸，凡是和那部《明史》有牵连的人，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七十二人统统被杀头，侥幸未死的及受株连的妻妾子女数百人，也被充军边塞为奴了。
统治者镇压反抗者，总还算有点缘由，然而文字狱的大多数受害者却往往是无意间便掉了脑袋的。诗人沈德潜在牡丹园中偶然看到一株黑色的牡丹，牡丹本是花中之王，这奇异珍贵的品种尤为难得，诗人灵感顿至，雅兴遽发，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收入诗集。不成想他死后被乾隆看到了，竟被曲解为“夺去了朱家的天下，不是正经玩艺儿。虽然是异族，也在这儿称起了帝王”。被开棺戳尸。你说冤枉不冤枉？还有比这更冤枉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藏书发霉了，搬出来晒太阳，一阵风儿，把书页吹得哗哗直响，他随口吟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竟被认为是清朝统治者没有文化及查抄禁书，也被枭首。
罹难于清代文字狱的冤魂，倒并不仅限于普通百姓，雍正四年，（1726年），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为江西考官，所出的八股文题目是“维民所止”，这本是《论语》中的句子，平心而论，这个题目出得还算可以，偏偏有人把这四个字颠倒去研究了许多遍，终于发现“维、止”二字系“雍正”二字少了上面的部分，引申一下，便 是“雍正去头”，这还得了，不是要犯上轼君了么？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查嗣庭被枷带锁下到狱中，不久便呜呼哀哉了。死了么？死了也不能便宜他，终于又被戮尸示众。
清代文字狱，令人胆颤心惊，就连颇有生气颇有棱角的龚自珍也在《咏史诗》中无可奈何地定道：“避席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更不要说一般人了。
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中有没有文字狱？有！不但有，而且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搞文字狱，不是还搞了“新闻狱”“言论狱”么？他们比起封建统治都来，凶狠有余却胆魄不足。时代毕竟进入了二十世纪，搞文字狱便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于是只好来阴的、来邪的。鲁迅不是曾被列入黑名单么？著名记羊枣不是被暗杀了么？进步书店不是被捣毁了么？闻一多、李公朴不是饮弹血泊中么？但是历史终究要前进，一群流氓，几只手枪，岂可治国平天下？一个政权如果要依靠特务、依靠暗杀来维持，它也就快寿终正寝了。我记得，鲁迅先生是说过这个话的。
清朝统治者，国民党反动派如果和“四人帮”相比，又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四人帮”在搞文字狱方面，确实是有创新有发展的，这一点，任何人都抹杀不了。十亿 中国人民，对此当记忆犹新。在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中，不但有文字狱，歌声狱、言论狱，还有书信狱、日记狱、小说狱、绘画狱等等。不一而足。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年代里，多少人由于书信日记身陷囹圄？邓拓同志一部知识渊博、文采超群的《燕山夜话》，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思辨性，硬被断章取义诬为“黑话”；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写于一九五八年，酝酿定当更早一些，却硬要说它是为一九五九年秋天才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彭德怀同志翻案的“坏戏”。更有甚者，在那个年代一幅画、一幅摄影作品，往 住 要被斜着看、倒着看，那些才子们居然况能从画中看出来有什么“反标”。就连人们骑的自行车的商标牌子也被在街口的红卫兵硬 是用改锥撬将下来，说是有什么死人骷髅和青天白日旗的图案。可怖、可笑、可悲可叹！邪恶到邪恶本身都要被受害都可怜了。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恐怕要算是“四五”运动了，几乎每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歌的作者都要被定为“反革命”，反动派终于按捺不住暴怒，凶相毕露了。在天安门广场上，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在庄严的人大会堂前，志士们的鲜血又一次洒在神州大地上……然而，中国人民不再是康熙乾隆时代的顺民了，“四五”运动 的烈火，唤起了全国人民，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几个月之后不是便束手就擒，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么？
文字狱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这一点，任何人也不会再怀疑了吧。我相信，再过几十年，当我们向那时的青年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是在听神话，就象听“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一样，感到 那么遥远，那么遥远。
（原载《我的大学》1985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