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以商致财，用财兴业”的创富之道，也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这种重商观念，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1好男儿当立志为商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一般是读书做官，重名轻利，不屑经商。而当时的山西整体民风却是以商为本，晋地人崇重商业，励志为贾，具有浓厚的商业意识。这种崇商思想作为社会风气渗透于民众意识之中后，变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
王锡纶在《怡青堂文集·卷一》中说，“朝廷贵农，而不乐于耕；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为商贾之利胜于农也。”由此言论可知，晋地人普遍视商贾为自己的本业。当时人心思富，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晋绅”，让人羡慕不已。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尤其是晋中一带，在子弟出路选择上，优秀者学商，已成风气。
能经商的人，在晋地人看来是最有才干的人。当地有民谣：“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岁羽），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雷履泰是山西首家票号日升昌的掌柜，毛鸿（岁羽）是二掌柜，程大佩是三掌柜。显然，这三位掌柜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好男儿，人们对其的敬慕胜过官员。“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励志为贾，在晋地是普遍现象，尤其是晋中一带，子弟优秀者学商，已成风气。
晋中一带的老人们常教儿孙一首歌谣：“咚咚喳，娶来了，俺的女儿不嫁了，不嫁你那掏粪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号里的掌柜的。”在这种利益的熏陶和教育下，十四五岁的男孩就进字号学习生意了。
山西榆次常氏八世祖常威，在商铺林立的张家口开设了常家第一个商号“大德玉”，生意兴旺，逐渐成为晋商中的大户。常威在自己苦心经营商业的同时，他还精心培养他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商业能手。
常威先是将大儿子常万已带在身边，让他学习经商。在商海波涛中，常万已耳濡目染，很快成为精通商务的行家里手。三子常万达从小聪明好学，一直留在老家私塾中学习，经历了十年寒窗之苦，考取进士很有希望。常威回乡后，经过了解，发现常万达的品德与学业皆非庸俗之辈，处处高人一着，如果搞商业同样一定会有所成，就执意让常万达弃儒而继承父志，走商贾道路。结果，常万达和常万已一样，均不负父望，弟兄二人很快都成了晋商中的佼佼者。
时至今日，山西人仍有“弃儒从商”励志为贾的典范，姚增起就是其中的一个。几年间，这个山西人将一个小小的软件企业折腾成中国最大的软件批发商——北京正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或许家乡人不一定知道他现在掌管着一家知名的软件公司，但一提起姚增起，许多人还记得当年曾经为全乡学生做学习辅导报告，后来跳级上大学、读硕士、攻博士，一路飞奔的那个聪明的学生。这个聪明的学生再次演绎了当年晋商“子弟优秀者学商”的风气。
1978年，15岁的姚增起跳级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进了无线电系自动控制专业。本科毕业后姚增起就顺理成章地考上了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硕士以及博士。到1988年他25岁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才发现对自己所从事的控制系统研究并不是真的感兴趣。对于自己，一向能领先争第一的姚增起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迷茫和困惑——我应该干什么呢？
在那段困惑的日子里，他看什么都很模糊。许多同学都出国了，但自己就是没兴趣；专业研究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但就是提不起精神；要说搞个公司吧，又不知从何处下手。一个偶然的机会，姚增起买了个“好易通”之类的东西，觉得还挺好用，可就是价钱太贵了。能不能开发一种便宜的专门针对学生市场的呢？他顿时来了精神，觉得创业的机会到了，赶紧出去进行市场调研。可一调研才知道，当时自己根本做不起——这样的产品光开一个模就要15万元。算了吧。
想想做软件应该成本低一些，于是姚增起将目光移向了辞典软件，准备创办公司，要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于是一向发怵与工商税务等部门打交道的姚增起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企业运作。就这样北京正普电子技术公司于1993年8月诞生了。
公司开张后，姚增起便开始琢磨各种各样的软件。由于与自动化学报很熟，他先替编辑部编了一套管理软件，边用边修改，最后形成产品。令他意外的是，这种管理软件最后居然以每套880元的价格卖出去了100多套。随后，他自己开发了信封打印软件，又卖出去了几百套，接着又琢磨信函广告软件，同时还卖过游戏手柄、股票卡……小小的公司总算滚动起来了，但姚增起的心中依然没有燃起期待已久的激情。
如果姚增起只是满足于每年二三十万的获利，那肯定就没有今天如此规模的正普公司。当时市场上普通软件价格约五六百元一套，而游戏软件光盘猛降到60多元的水平，这让姚增起看到了机会——软件将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家庭，软件市场上原有的流通销售渠道肯定会出现巨大空缺。于是正普公司开始在媒体上打出广告，开展软件邮购业务，由于软件的巨大市场需求，很快姚增起发现正普做邮购还只是“小儿科”，干脆转向做批发吧。
1996年起姚增起率领正普公司大规模介入软件市场，从软件销售渠道的建立着手，设立正普软件销售组织。经过5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全国6大软件批发中心架构，及遍布全国的3000余家代理商的销售网络，所拥有的代理商总数居同行首位。目前正普公司在中国软件销售市场的份额超过15％。随着互联网在技术及应用上不断成熟，正普公司又及时启动了自己的网络战略，开发出自有品牌“2688”系列商务软件。
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感，姚增起终于找到了运筹帷幄的感觉，也在多次的往复震荡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好男儿志在商界。他发现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而他所擅长的正是此项。2做官入阁不如为商入市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山西人却选择了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道路，实为另类。
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与义在给朝廷的一个奏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山右就是山西，刘与义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对当时三晋的人才观所作的精辟分析：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读书应试。雍正皇上就在这个奏片上留下御批，为山西的社会地位重新排了顺序，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如此重利轻名之念使得山西政治气候冷漠沉寂，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贸异常活跃繁荣，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晋商在全国呼风唤雨，汇通天下。以至后世俊秀，争相攀效，多入商界发展，三晋由此成为海内最富。
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慨叹：“近十年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香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竟弃儒道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由此可以看出，晋地重商的风习既浓厚又普遍，“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令这位大儒扼腕痛惜。
明代山西商人王文显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与前瞻，山西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
比如山西介休侯氏的侯培余，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精明练达，颇有才华，弃儒就商，开始创造了侯氏的辉煌。侯培余开设带有“蔚”字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商号。道光初年，侯培余又适应市场变化，把蔚字号均改为票号，又经过其子侯荫昌的大力经营，业务飞速发展，使蔚字号成为国内著名的票号。
生意兴旺的同时，侯培余在旧堡东门路北和新堡又修建了三处宅院，个个巍峨华丽，前庭后院，过厅书房，富丽堂皇。新堡宅院过厅有一副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副对联形象地道出了培余读书治家理财的才能，也反映了山西人在两“好”之间的取舍标准。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条新型的人生之路。无论是已入国子监就读的监生，还是已在府、州、县学考取的庠生或诸生，皆义无反顾地弃文经商了。那些尚未入学的孩子，也把经商视为成才之路，而非读书做官这一条途径。
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世世代代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常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作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
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晋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3晋商“重商立业”的借鉴
昔日的山西人“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对今人来说可资借鉴。旧时商贾富豪兴盛的经验告诉我们，重商能把经济搞活，可以兴邦富民。相反，忽视商业，本地人自己不干，势必丢失掉本地市场，更谈不上对外开拓，结果本地的经济很难搞活。
昔日的山西人，一流人才大都经商，现代的山西人，经商观念却十分淡薄，更不能与浙江人和广东人相比。当然，这与建国后忽视商品经济有关。过去，山西产品出省计划调拨比重高，人们习惯于依赖计划调拨而疏于自我开拓市场，以致集市上商贸老板大都是浙江一带南方人，商品大多是外省市产品。今古比较，似乎远不如先人。
因此，旧时晋商“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很值得我们借鉴。不能只满足于门前设摊，小富则安，要有胆略和气派远足千里，做大生意，干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