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山西，人们自然会把它与黄土高原联系在一起，也自然会想到那里的“天寒地瘠，生物鲜少”的恶劣生存环境。山西地处黄河中游的东端，北依万里长城，与内蒙古相邻。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经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征，造就了雄霸商场500年的晋商。
明朝初年，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即大的商人集团，至清代，晋商进入鼎盛时期。善于利用“天时地利”，机遇一来就牢牢抓住不放，这正是晋商成功的一大秘密所在！
1抓住机遇借势而起
晋商的兴起，始于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晋商获得了发展契机，于是抓住机遇借势而起，逐步走向辉煌。
“开中制”与长城有关。山西北依万里长城，而长城则是封建王朝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每年花在驻守长城方面的银子就上千万两，对于支出这笔银子的皇室，自然是心痛至极。于是，山西行省本着为主子排忧解难的原则上奏名为“开中法”的奏议，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运输到边地，然后给这些商人若干“盐引”（贩运、出售盐的凭证）作为回报，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销售获利，除补偿运粮费用以外的收入归自己所有。这样，皇室就不用每年支出大笔的雪花白银来巩固边防，而商人又可以获得厚利。
军粮改为民运，为晋商的发财创造了历史机遇。当时，晋商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西邻陕西商人，而东邻北直隶商人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在利用“开中法”做“盐引”生意中，晋商独占鳌头也就不足为奇了。晋商借势而起，最终发展为与徽商抗衡的大商帮。
晋商在“开中法”实施后，经营盐业的规模更大了。在此以前，只能经营自己家乡生产的河东盐，现在遍及各产盐区，尤以两淮、长芦居多。晋商的足迹遍天下，寄籍扬州、天津的晋商与时俱增。产盐区的晋商会馆触目可见，他们已暴发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成为当时财富的象征。可以说，“开中法”造就了晋商的辉煌。“非数十万不称富”，家财达数十万、数百万两白银者比比皆是，上千万两的也不算稀罕，贫瘠的山西也因为崛起了晋商商帮而成为最富足的地区。
到了现在，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晋商借势而起的例子。以山西长治的澳瑞特健康产业集团为例，它是由做过矿工的郭瑞平在一个破产的小自行车厂基础上组建，时间只有短短十来年，年产值现在已超过上亿元。郭瑞平发财的秘诀是什么？是顺势而为。
本来山西长治地区是个穷地方，一些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心思搞什么健身。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将创业定位于在本地毫无市场的健身器材，在当地许多人看来等于找死。但是郭瑞平有一个很好用的头脑，他利用了当时国家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大势，将创业目标定位于“群众喜欢用、群众乐用的健身器材”，避开了与国内众多专业竞技体育器材生产厂的竞争。又利用国家发行体育彩票，其中一部分收入指定用于群众健身器材投资的机会，利用一直以来精心与国家体育总局官员建立并保持的良好关系，首先将一整套“群众性体育健身器材”安装在了国家体育总局龙潭湖家属院，然后又从这个家属院走向了中国。现在你走到北京街头看一看，都是这种刷成黄色、红色、橙色的健身器，一组下来少的也有十来件，上面都标着“澳瑞特”的字样，仅这一单生意，就让郭瑞平赚了个盆满钵满。
一个人在商业经营中单凭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往往要借用外力的帮助才能成功。巧借外势，加强自己，走向成功，这是智者常走的一条捷径。许多成功的商人非常懂得借势的道理，不少人依靠借势发了家。
例如，美籍华裔企业家刘心远，于1984年创设“刘门国际公司”，当年营业额不到50万美元，而到1990年已达13亿美元，其成功与他的因势制变、把握时机密不可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老大自居，到处侵略扩张，它把重点放在了军事上。军事工业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民用物品方面如电视机、录像机、电脑等家庭日用电器却落后于日本、西德。刘心远看出这一变化，于是他积极利用这一机会创立了“刘门国际公司”，经销电脑一类的东西，销售额直线上升。他在华尔街备受瞩目，成了华裔企业家的后起之秀。
“几危之动，不可不察”，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上，要做到洞悉变化，掌握时机，随机应变，如此方可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依靠灵通信息及时调整经营战略
晋商从商业竞争中领悟到信息的重要性，因此要求掌柜必须具有远见卓识以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知于前、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地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键。
为了及时了解各地市场行情、需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总号对各分号均订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的规定。一般要求3日一函，5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既报总号，又分报连号，做到上下左右通气。各商号所写信函的内容十分广泛，凡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一旦信函失落，得者也难晓其意。遇有重要情报，分号必须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口汇报，绝不让点滴信息落入他人之手。
例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祁县大德通票号收到的一封经济情报信函，内称：“再晋北及归化、包头粮米价平，白麦每斤合三十余文，而口内大秋收至七八分。闰八月十四日夜，雨有四寸余，此处冬麦亦下种。繁峙粟生双粒，宁武谷秀三歧，真系丰收。……附及二十六日忻州已被武卫军兵抢劫，拿住三名，已有头绪，云云”。此信函内容涉及到粮价、气候、播种、收成、兵祸等，范围很广，晋商对情报的重视，可见一斑。
各商号把上至掌柜下到伙友对信息情报的收集、整理以及运用的实绩作为重要的人事考核内容之一，并作为授奖的一个条件，因此人人重视此项工作。
例如太谷曹家沈阳富生峻商号的掌柜，有一年秋天回省探亲，一路看到长势喜人的红高粱、不禁随手折取几根，竟发现茎内蛀虫很多，当即断定虫灾蔓延，丰收无望，行情必涨，遂打消回省念头，折返沈阳，大批购进高粱。其他商号则被即将丰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抛售。届至秋收，高粱产量锐减，行情陡涨，富生峻顿获巨利。
晋商每每开拓市场并进而垄断市场，无一不靠信息灵通。如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扩大通商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以恰克图为通商之地。辟埠伊始，在库伦驻足贸易的晋商得到信息，捷足先登，参与了市场的创建，从而独霸恰克图市场170余年，使“恰克图”由一个边陲不毛之地发展成为对俄贸易中心，以及通往俄国腹地的贸易桥头堡。
在及时掌握商业情报和市场信息后，晋商更善于综合分析运用这些信息，随时改变策略和筹划对策，捕捉机遇和利用矛盾，根据变化了的法律政策和市场需求，随时调整经营格局和出奇制胜，搞战略经营、配套经营和服务经营。像“全面出击，重点向北”就是战略经营的典范；“经营与票号共举，经贸与镖号同存”就体现了配套经营的战略；到京城筛煤球、开饭馆，到四川贩夏布，到扬州贩淮盐，到长白山贩人参，到湖南贩茶叶，以及针对蒙、俄贸易的实际需要而把经营与学外语、学医疗结合起来等，更是补缺经营和服务经营的典型。
晋商就是通过上述管理办法，不断壮大发展起来的。在现代社会，投资做项目，更离不开调研。掌握充分的信息，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1998年，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之后，刘永行适时地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在：以饲料为主业的情况下保证主利润中心的地位不动摇，然后争取在一至两个领域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刘永行曾经对制药行业前景看好，他准备在制药上大干一番。后来他并没有去做，“我出资成为北京双鹤药业的第二大发起股东，是为了探索进军制药行业的可行性。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论证，我最终还是调整了创业目标，打消进军制药业的念头。”
刘永行发现，制药业尽管利润丰厚，但制药业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他通过调查，得到了这样一个数字，即被四川省列为扩张型企业的37家大型企业中，有20多家要介入制药行业，况且很多企业在进军制药行业上都比自己有优势。因此，他认为新希望还不具备进入制药行业的优势。刘永行果断地作出决定，调整自己的目标。
当然，若以新希望集团的实力而言，若以刘永行的经营能力而言，如果他当初进军制药行业，相信新希望也能获得成功。但刘永行和新希望追求的是更大的成功和更大的收获。所以为了更大的成功，适时调整自己的创业目标实乃一种明智之举。3晋商抓住机遇借势而起的借鉴晋商借“开中法”走向发达之路，其实质就是借国家政策的大势，顺势而作，顺水行舟。经营者一定要跟对形势，要研究政策，明了大势，善借大势。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老板的成功经验，我们会发现，他们能够把政治因素当作经营环境中的首要因素，并最大程度地应用了政治资源，从国家政策中嗅出了商业机遇，很多都占了发展的先机，待别人觉醒过来急起直追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完成资本积累，阔步迈向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的行列。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讲话时曾经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年广久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就这样，政府通过保“傻子”，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性，树立起了一个新生经济形式——个体经济的样板。样板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马上就有一大批人迅速跟进。
1978年，哈尔滨呼兰县农民张宏伟领着一群农民进城包工程，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到1995年，他的东方集团在全球拥有33家公司，5000名雇员，个人财富数以亿计。同年，农民出身的张果喜创办了一个家具厂。第二年，他的上海家具厂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江西果喜实业（集团）公司的前身。
张果喜经常说：“做企业要讲政治！我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受益者。”“我们的企业在中国，就应该了解中国的国情，应该掌握我们国家每阶段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好企业的方向，所以我常讲，企业家可以不从政，但不能不关心政治。”
有人问起刘永好最关心什么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关心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每一次出台的政策都包含着深层次含义及趋势，牵涉到社会利益的调整、产业发展的方向、政府的规划与目标等等。这其中孕含着巨大的甚至是千载难逢的商机。也可以简单地说，政策就是信息，信息会带来商机，商机会产生利润。注意关心政策的变化，可以对各种政策深层次含义和趋势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就可以把握商机，转化机遇为财富，在大方向上保持先人一步的发展，政策资源便会由潜在的资源变成真正的商机、真正的利润。
很多经营者是不太注意这方面工作的，认为政策研究“假、大、虚、空”，没有意义，实则不然。对一个商人来说，大到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小到一个乡镇芝麻小官的去留，都会对自己有影响。比如说，在政策方面，国家鼓励发展什么，限制发展什么，对经营之成败更有莫大的关系。走对了方向，顺着国家鼓励的层面努力，可能事半功倍；做反了方向，比如说，某个行业、某类型企业，国家正准备从政策层面进行限制、淘汰，你偏赶在这时懵懵懂懂一头撞了进去，一定会鸡飞蛋打。
晋商重视利用信息，要求掌柜必须具有远见卓识以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键。商业信函内容涉及到粮价、气候、播种、收成、兵祸等，范围很广。在及时掌握商业情报和市场信息后，综合分析运用这些信息，随时改变策略和筹划对策，捕捉机遇。这对现在的企业管理者来说，更是值得借鉴。这个世界，不是缺少商机，而是缺少发现商机的敏感。实际生活中处处充满信息，善于观察的人总能找到发财的机遇。只要对信息的敏感性强，就能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1991年，冯仑、王功权等人在海南创立万通集团，通过在海南炒楼赚了不少钱。1992年，随着海南楼市泡沫的破灭，冯仑等人决定将万通移师北京，派潘石屹打前锋，这时潘石屹是万通集团的财务部经理。
潘石屹带着5万元差旅费来到了北京。有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听旁边吃饭的人说，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钱，他不动声色地跟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体改办主任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6份材料，下星期就报上去。”潘石屹立即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冯仑，冯仑马上让他找北京市体改委的一位负责人。这位领导说：“这是件好事，你们愿意做就是积极支持改革，可以给你们宽限几天。”做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按要求需要找两个“中”字头的发起单位，通过各种关系，潘石屹最后找到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作为发起单位。北京万通就这样在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拿到了8个亿的现金融资。
这就是潘石屹那个“一言八亿”的传奇故事。后来万通在海南赔了本，多亏了潘石屹这一耳朵“听”来的8个亿才有了万通的今天。后来兄弟几个又闹分家，于是诞生了潘石屹现在的SOHO中国（红石公司的前身）和北京大北窑旁边的现代城。潘石屹能赚到这笔钱不是出自偶然，而是源于他的商业敏感。
西北第一富豪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也从信息中受益良多。孙广信起家于做酒楼，没事他就在酒楼里观察顾客，琢磨顾客。有一回，一个客人一下定了一桌5000元的酒席，把孙广信吓了一跳。在当时5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他一琢磨，什么人这样有钱，出手这样阔绰？一打听，原来是做石油的，再一打听，乖乖，了不得，原来做石油这么肥，这么来钱呢！孙广信就开始转行做石油。后来孙广信成了《福布斯》中国富豪。
如果说潘石屹和孙广信最初的财富都是用耳朵“听”来的，那么夏明宪最初的财富就是用眼睛“看”来的。1989年，在山城重庆开着一家小五金杂货店的夏明宪，忽然发现来买水管接头的人多了起来。他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买这么多水管接头干什么用？后来一打听，才发现是一些先富起来的山城人为了自身和家庭财产的安全，开始加固家里的门窗。买水管接头就是为了将它们焊接起来做成铁门防盗，那时候还没有防盗门的概念。
夏明宪发现这个秘密后，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马上租了一个废置的防空洞，买来相应的工具，刨、锯、焊、磨地干了起来。一个多星期，他就做了20多扇“铁棍门”，赚了一大笔钱。后来顺着这个思路不断发展，就有了现在的“美心防盗门”，与盼盼防盗门一起，成为中国防盗门行业响当当的品牌。原来的五金店小老板变成了现在的防盗门大老板，成为山城重庆数得着的一个富豪。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其实，面对每天在眼前溜来溜去的商机，又有多少人看到了呢？成功的创业者常常是那些能够从“无”中看出“有”来的人，生意人需要有一双能够捕捉信息的眼睛。
敏感性来源于善观察、善思考、善联系和善挖掘，透过信息的面纱来感知隐含着的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好比在荒原寻宝，宝不可能明显摆在你面前，要通过它表面的异常表现，判断宝可能就在下面，然后把宝挖出来。有人发现了机遇，那是因为他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