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人的再度崛起，与它适应变革、与时俱进、开放开拓、求变进取的精神有很大关系。浙商特别能够顺应时势，应时趋变，在他们心目中，哪里有变革，哪里就有商机。
1宁波帮顺应时势
清末开埠后，宁波商人是最先涉足对外贸易的商人。宁波商帮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加强了宁波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海运的传统优势，在促进南北及中外物流中大获暴利。
宁波商帮凭藉钱庄业优势和长江中下游的商业网尤其是丝茶收购业务，在上海很快取代广东人成为买办主力。如第一任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德国染料买办周宗良，以及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等等。买办最先接触资本主义，接触西方文明，接触先进技术，因此，他们最先懂得如何投资于新式企业。他们创办了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第一家银行……当外国资本大举输入时，浙商不失时机地率先组建了自己的银行，既顺应了时势和市场发展的需求，自己也大获其利。而同时代的晋商票号迟迟不能改组为银行，除旧布新，再创辉煌的机遇一次次都错过了。
宁波帮的开拓精神最生动地体现在将传统行业发展为新兴产业：从钱庄到银行，沙船业到轮船航运，中药材到西药业，成衣到西服（本帮裁缝到红帮裁缝）。又不断拓展新行业，例如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业、洋布及日用洋货、房地产、证券交易。宁波帮逐渐从依赖官府、洋人，过渡到独立自主甚至与洋人作斗争。如两次四明公所事件，虞洽卿等人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的竞争，刘鸿生大中华火柴与洋火柴的竞争等。
宁波帮致力于吸收西方近代工商文明，推进自身现代化，同时又有效地利用传统的力量来增强近代化的进程。投资于新兴产业，开始以不同于封建时代商人的新面目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正是宁波帮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宁波商帮牢牢抓住上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崛起为大都会这一时机，全面介入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中。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使自己蜕变为现代商人。从整体素质上，此时浙商已超过了难望项背的晋商和徽商，避免了衰亡的厄运。
2“浙商”横空出世
一个世纪以前，当宁波人造就了大上海辉煌的十里商街时，“浙商”这一称谓还没有浮出水面。在新世纪的今天，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已经今非昔比，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勇立潮头。“温州现象”、“义乌现象”、“永康现象”一个接一个横空出世、极尽喧哗，吸引了国内众多人的目光，掀起了探索浙江经济崛起奥秘的热潮。
在很多人心目中，“浙商”是一个新名词，在形式上远没有晋商、徽商那样来得大气，来得厚重。同样具有深厚的商业底蕴和商业传统，“浙商”老枝萌新芽，更充分地发挥出了传统中那些美妙的东西，超越了晋商、徽商，崭露头角，展示出了强大的爆发力，成为走在时代前端的弄潮者。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适应变革，创新求变，与时俱进，业已成为新的传统、新的精神。
改革开放20年，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作为一个资源小省，浙江在GDP排名、经济实力排名上位居前列；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省独占三分之一，前10强又被浙江企业占去大半江山；浙江私营企业总户数、个体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个体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销售额和社会商品零售额均居全国第一；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浙江人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团。
散居国内各地的浙人商铺，以及各地的“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街”等，无不告诉我们：从宁波人早年居商沪上，到温州、义乌、台州人而今游商于天下，“浙商”的确已经发展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大力发展服装产业；绍兴借“日出华舍万丈绸”的传统经济建成了闻名全国的中国轻纺城；永康利用“百工之乡”的优势发展成了专事小五金生产的企业群体；义乌发扬“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演进成全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集群；温州更是利用“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特点逐渐形成了皮鞋、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鲜明的特色产业群。
现代的浙江人沿续了朱葆三、黄楚九、虞洽卿、刘鸿生等天才商人的浙商智慧，随着“浙商”的叫响和浙江经济的崛起，往昔的辉煌经过数十年的沉寂后再次重现。浙江人骨子里的创富欲望和天赋般的创富才智在新条件、新形势激励下的一次集体喷发。自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群体已日益成为中国民营经济一部活的教科书，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一股学浙商的热潮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