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劲梅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一陪审团与我们罗坎
认识老邵的前一年，我亲眼看见我的同事，哲学家布朗教授在办公室里被两个警察带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镇法院传唤他去当陪审员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当陪审员是法律责任，无理拒绝法院传唤视为犯法，或罚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写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写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间烟火，把罚款的机会又给错过了。突然间，两个“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认了半天，认出这两个“存在”原来穿在警察的黑制服里，只好气哼哼地伸出手，戴着铐子，跟着他们坐牢去了。
一年后，当我收到镇法院传唤我去当陪审员的通知时，我们全哲学系的人都诚惶诚恐，动不动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报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欢说废话，他闷头闷脑走进我的办公室，要过我的传唤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后，像对付一个仇敌一样，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两片薄嘴咬牙切齿：“不是活成野兽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种情形，既是野兽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学家。陪审团既不管野兽，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间是非，找人去就行，为什么总是麻烦哲学家！”布朗教授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是带了情绪，于是就有其他同事过来插话：“还是先活成一个公民吧，戴博士还年轻，美国的监牢毕竟还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学家，我倒情愿活成个诗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兽，我就让脖子以下变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头脑一定留给上帝，让他随便塞进来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许应该连头也变成美女蛇，我的问题就是保留了头。这样的坏处是：让男人受不了；好处是：在对待法律的问题上，我头脑清醒。
这天，我一改开会迟到的坏毛病，提前三十分钟到镇法院报到。报到不是开庭，报到是让被告选自己信得过的陪审员。那个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饲养员。
老邵叫邵志州，英文名字叫戴维邵，黑而矮，一副倒霉相。额头上有一些老实巴交的皱纹，圆脸圆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么形状，藏在变色的眼镜片后面，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脸上的肤色很般配。这样的男人，让人一看就爱不起来，不过，也恨不起来。老邵对我谨慎地一笑，嘴鼻之间皱起两道括弧。我也对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个陪审团候选人中选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个陪审员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岁的儿子和他的代理人—镇政府指派的免费律师。老邵没请律师，自己给自己辩护。英语马马虎虎，能把话说清楚。
他的故事很简单：儿子不读书，玩电子游戏玩昏了头。他不过是管教儿子。他是单身父亲，谁还能比他这个当爹的更疼儿子，更为儿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儿子的光盘，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可没想到人高马大的儿子跳起来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脚把他给狠揍了一顿。老邵不是儿子的对手，瞅着空儿打电话给警察报警。警察一来，二话没说倒把老邵给抓起来了，说老邵犯了虐待儿童罪。他儿子打他，那叫“自卫还击”。老邵说的时候委屈得不行，还提到他小时候老爹打他，把他从裤腰带处吊起，挂在房梁上，抡拳头挥棍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顺，越打越成材。他至今还感谢他老爹的那几顿打，因为他逃学、偷邻居家的鸡蛋吃，没那几顿打，他邵志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维邵。说到这里，老邵要求法庭考虑到他家的文化传统给予公正判决。
老邵儿子有律师，不用亲情、关系、回忆、类比说事儿。人家用证据。证据一：老邵白纸黑字写给儿子的三条选择：一，每天写一百个汉字，每个写二十遍；二，到大太阳底下晒三个小时，晒到中暑为止；三，自己选一条皮带，让老爸打一百鞭子。按这条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儿子那时才八岁。让一个八岁小孩在这三条道路上选一条走，选哪条都构成儿童虐待罪！证据二：老邵在家请客过春节，给儿子倒了杯酒，儿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面抽香烟，老邵骂儿子没规矩，举起大汤勺打到儿子头上。那时儿子十三岁，老邵逼儿子喝酒，犯法；用汤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兴头高，春节请客都录了像，录像带就在律师手里拿着！证据三：老邵和儿子最近的冲突也不尽如老邵所述。老邵从儿子身下翻身出来，不仅打电话报了警，而且直奔厨房，出来的时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儿子用手机拍录下来。那照片上，老邵龇牙咧嘴，头发竖立，眼镜挂在一只耳朵上，一手高举菜刀，如同杀人犯一般。
老邵还有什么可说？要法律干什么？不就是同情弱小保护弱小吗？现在，“弱小”手里全是被欺负的证据，法律还能不维护这个公正？
我们十二人陪审团中，有三人是中小学老师，四人是农民，一个理发师，两个家庭妇女，一个超市经理，外加我。算我学历最高，同情老邵的就我一个。十二个人个个认真负责，有裁决权在手，才真叫“民主”。大家把案情翻过来掉过去地研究，又扮演现场打斗情形：超市经理演老邵，理发师演儿子，其余演警察，由我掐表看时间。结果，算出：老邵有足够时间先打电话报警，后又进厨房持刀，然后花了四分钟以上时间，举刀威胁儿子生命。在警察敲门时，又花三十秒把刀放回厨房案头，接着，以受害者的姿态去开门让警察进来。老邵的“儿童虐待罪”着实成立。据此，陪审团认为：老邵应该入监下牢三个月；儿子搬出单住或寄宿，老邵每月付儿子九百美元抚养费，至十八岁止。
就在陪审团表决前，我突然提到了我的老家罗坎村的七个牌坊。我说我在罗坎村住到七岁，会认字了，那七个牌坊前都有说明，我小时候一遍一遍读过很多次。那是七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明清之交某女子为小妾，十九岁守寡、守节。养育丈夫与前面诸位妻妾生的十三个子女，让数个子女中举做官成材。该小妾任务完成，三十六岁归天。罗坎人立此牌坊以表彰其贞节有志。又，明清之际，有一九岁男孩，其父好赌，离家不归，该男孩养母养弟，又数次出寻，将父找回。最后一次，其父跑到甘肃，该男孩又不远万里将其父找回。其时，父亲已病，男孩自己放牛种田，养活一家，将父亲养老送终。罗坎人又立一牌坊表彰男孩遵守孝悌之道。又有某书生，家贫寒，好学，以沙为纸，以水为墨。得功名，中进士任高官，治世有功，罗坎人立一牌坊表彰其政绩……
我说，当年，小小的我站在那七个牌坊下，弄懂了一个词儿：“宏伟巨大”。后来学了中国历史，也想到那七个牌坊，觉得它们着实如社会栋梁。在一个不靠民法宪法活的大家庭里，我们立几个牌坊，像立地界一样，祖宗们就地画个圈，谁要跑出去，“伦理纲常”就兀凸支起来了，叫你老实坐下！中国社会几千年原来就是这么过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矩根据亲情、等级立，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天下才能有秩序。谁都知道大圣人孔子吧，这是他老人家给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设立的价值标准：等级、孝悌、忠义，从家到天下。
戴维邵从中国一个叫邵坷庄的地方出来，那还不就是另一个罗坎村呀？他老家说不定也能有一溜牌坊。他提出要我们考虑他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他不过是在按另一套道德体系行事。虽是违反了美国法律，但说他要故意虐待儿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单身父亲，对儿子还不知有多少期望呢。
我这么一说，陪审团的人都愣了一下。没想到，原来有些地方，不靠法律，光靠家庭关系人也能活，还活了上千年。这故事有学问。陪审团责任重大，不能只用自己鱼缸里的水去度量人家鱼缸里养出的鱼。陪审团得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架。于是，大家又对戴维邵的虐待动机进行了重新分析。最后，陪审团提交给法官的裁决是：老邵入监一周，儿子搬出去住，老邵付抚养费到十八岁。
陪审职责尽完，回到哲学系，就有同事笑盈盈地过来问我行使司法权的感受。我就说了案情、判案经过和罗坎村的七个牌坊。布朗教授也在这几个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之中。他在光脑袋上抹了一把，就嘿嘿笑了，说：“在美国当人，自由与不自由中间的边界是‘法律’。美国的法庭要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公平，是逻辑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和亲情在边界上一撞，定撞出个二律背反，它俩的化学性质不相容。”
从这个话题开始，我的哲学家同事们挤在我的办公室里，转而讨论起“正义”问题来。有人随手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罗尔斯的《正义论》，说罗尔斯认为，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多么有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改良和废除。有人立刻追问：正义不是菜刀，社会不是萝卜，你怎么切，怎么改，才能确定社会走在正义的大路上？引用罗尔斯的人就进一步引用，说：有办法。当社会的设计不仅为增进人们的利益，而且受公众正义观的有效规范时，这样的社会就和谐有序。然后，大家又开始批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真让美国人感到羞耻，怎么能把石油放到“正义”之上呢？于是，大家又计划起带领学生到乔治亚去参加反战大游行的事。公众的利益，公众得自己说出来……总之，老邵案突然又和人类历史、当今世界联系起来了。
后来，与我同在陪审团的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又打电话给我，说他对我说到的罗坎村的社会结构感兴趣。那样一个尊重亲情伦理的社会，似乎很有情感，可是非对错如何决定？会不会父亲权力太大，儿子没有权力？社会的公平问题怎么处理？
我本来以为老邵案一完，就可以把这个没啥情节的案子丢了，写我自己的诗，吃我自己的哲学饭。但周围的人又发评论，又提问题，使我的思想继续纠缠在“公正”、“正义”、“伦理纲常”这些问题上。觉得人活成什么样子大概是一种训练，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把是非看得比亲情重。古希腊的尤什伏赫能痛苦不堪地跑到法庭告发其父杀了人；苏格拉底拒绝学生帮他逃跑，选择冤死在监狱而不违法越狱。我们的孔夫子却教导学生：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要“子为父隐”，当孝子。换成现在的话，就是“靠关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邻居父亲偷了我家的羊，叫“贼”；我家父亲做贼，我就要保护，宁死不说。我们就是有大义灭亲的典故，灭的也总是儿子。看来，“公正”不是一把糖果，撒下去大家都甜。什么都是有得有失，要么坏了人际关系，要么坏了原则。这么想着，我就又把罗坎的旧事翻出来，唠唠叨叨地讲给人家听。那是我们经过的训练。对我，是回忆童年。
要说在罗坎判案子，我小时候也见过几次，不过没有法庭，判案都在罗坎猪场。
罗坎村其实就是一个家，罗家。最早的老祖宗叫“罗业华”。他是罗坎子孙的曾曾曾……曾爷爷。与我无关，我姓戴，外来户。猪场在罗家的“业华祠堂”后面。“业华祠堂”门匾上有“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不管何年何月都有人明着暗着一次次重新描过。以前罗家先人的牌位几路列开，王侯将相森严林立。我在罗坎的年代，祠堂封了，牌位也就封在里面，落满尘土，如同埋在土地下的根。
祠堂是罗坎的中心，石板街道像从心脏伸出去的筋络，把罗家后代的房屋一个个联系起来。白墙依照里面人的地位定高低，灰黑色的细瓦像密密的牙齿，在高高矮矮的屋顶上排开，家家户户咬在一起。人人都是亲戚，唇齿相依，一荣俱荣。白墙越往村外越矮，再外面就是一块块绿油油的水稻田。这些水田是磁力场，罗坎村的农民像一群小铁片，每天清晨就被吸了过去，织布一样在水田里来回忙碌。到天晚，磁力线一松，小铁片缩回各自的白墙，让炊烟从黑黑的烟囱里飘出来，在一片黑瓦屋顶上又结成一家。罗坎周围三面是大罗山、二罗山和小罗山，农民军排座次，高低分明。第四面是清浏河，活水长流。一代代罗家人都系在这块土地上。清浏河是唯一一条通到外界的水道。
我们戴氏猪场属村子的外圈，红砖墙，一看就是外来户。至于我们这个戴氏猪场怎么会跑到罗坎村来的，我小时候想也没想过。小孩子把世界的安置看做天经地义。罗坎村就是我的老家，白墙外面就该是红墙。直到后来，猪场撤了，猪都卖了，我也上小学了，这才知道，过去的日子叫“十年浩劫”，猪场是“下放”到罗坎村来的。猪场里养猪的几位老兄，都是教授。我爸不叫“老戴”叫“戴老”，“老耿”“小耿”不叫“老耿”“小耿”叫“大米草王”和“二米草王”，张礼训也不叫“张礼训”叫“康熙字典”。我之所以长在猪场，是赶上了“十年浩劫”的尾巴。
罗坎是有结构的。一家挨一家的村落统称“家”，清浏河沿岸的集市叫“江湖”，在祠堂前面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叫“村部”，猪场叫“祠堂后”。“祠堂后”为罗坎人判过很多案子，只是我太小，能记得的案子都是我的小男朋友罗清浏的老爸犯下的。能记住，也是因为记住了罗清浏。罗清浏后脑勺拖一根小辫子，脖子上挂一个银锁片，把他爹妈给他指下的娃娃亲撂在一边，整天带着我爬高上低。他和他爸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看见过罗清浏老爸和另一个男人斗气。两个男人都挥着拳头做出动武的架势，于是，立刻有一大群邻居从这家或那家的土门楼里跑出来，嘴里叫着：“回家，回家。”拉着这个，拖着那个，把他们往各自家里推。那个男人狠一点，被推到自家门口，还继续挥着拳头。罗清浏老爸弱一点，扭着头，在众人的肩头上说：“明天走着瞧。”然后两个人都凶神恶煞地叉着腰站在自家门里，嘴巴张着喘粗气。就在这时候，那家的女人又和自家的婆婆斗起气来。因为，婆婆把她往门外推，要她出门，去骂罗清浏老爸在拉屎时捏了她的大腿。女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就是不去。她丈夫正在气头上，被他妈在耳边嘀咕了两句，回手就给了女人一个耳光。女人给逼急了，抱起儿子，一路哭着跑到村部，把孩子往村长跟前一放，然后做出喝农药的样子，等着村长跳起来去抢下，孩子就叽叽哇哇在村部哭了个把小时。到了天晚，丈夫来寻，然后三口子一起家去。
走到半道，撞见罗清浏老爸拉着罗清浏往猪场去，罗清浏手里捧着一小碟梅花糕。于是，那三口子也统统折回“祠堂后”，一副要把官司打到底的样子。村长就敲钟，召集大家到猪场大院开会。这就是判案。兄弟姊妹闹事，都是要找外人评理的，猪场的能人没一个姓罗，和谁也不沾亲带故，诸如这样的小案子，他们常常几句话就能平了。判案就成了猪场的副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