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1932年生于北京，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始人，曾任该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
梁从诫
1993年，梁从诫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1994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1995年，获日本和韩国媒体授予的“亚洲环境奖”。1999年，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颁发的“地球奖”以及国家林业局颁发的“大熊猫奖”。2000年6月，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环境使者”称号；同年，被北京市奥申委聘请为环境顾问。2000年8月，获菲律宾“雷蒙·麦格塞塞奖”，此奖以菲律宾前总统命名，是专为在社会活动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而设，有的国外报刊誉之为“亚洲诺贝尔奖”。2000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授予他“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2003年，获第二届“母亲河奖”。2003年12月，获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之一。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2006年11月2日，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授予“杰出成就奖”。
成立“自然之友”
梁从诫关注环境问题缘于一个偶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梁从诫在《百科知识》杂志做编审，一篇来稿引起他的注意。作者的视角很特别，透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环境问题的忧虑。当时，改革开放的呼声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乡镇企业大步崛起，而作者却在这一片热闹中看到了隐患。作者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的乡镇企业将成为污染源，成为影响环境、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那篇文章，梁从诫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这篇来稿，第一次引发了梁从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使他意识到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梁从诫说，那位作者是他的启蒙老师，正是那篇文章唤起了他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注。
199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民间绿色讨论会在北京八里庄玲珑园召开，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还远不如现在这般得到重视。在玲珑园聚会中，一位会员的演说让大家心灵震动：如果我们12亿同胞都以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据运筹专家计算，需要的资源将是现在的60倍。这块已经喂养了我们五千年的土地，谁会相信还能挤出60倍的乳汁呢？以最大的人口吞吃最少的资源，中国的前途将面对双倍的危险。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大家。梁从诫和他的朋友们意识到得为环境保护做些什么。这一天是6月5日——世界环境日。在梁从诫的领导下，这群非专业环保人士决定做一个大胆的举动——成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NGO）。
NGO，英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极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极。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NGO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及私人的捐赠。比如美国有力量极其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美国的各种NGO。同时，国家从税收上确立捐赠部分可以抵税的制度，以鼓励捐赠。1994年3月31日，经文化部办公厅同意、民政部社团司注册，“自然之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成立（以下简称“自然之友”）。为了那一刻，梁从诫奔波了足足9个月。
“自然之友”在北京八中会场上宣布成立的那天，一位社会学者兴奋地说：“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梁从诫听后，微笑着纠正道：“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要从行动上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协助政府做好环保工作。”
创会之初，梁从诫首先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作为开始的活动经费，并把办公地点设在自己家里。1995年9月，“自然之友”才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暂借的北京某公司一间房作为临时办公室。
在1999年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提起了树木的乱砍滥伐现象，话题随后转到了跟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次性筷子的使用上。梁从诫说，连我们自己都在使用一次性筷子，怎么去影响周围的人！于是，从那以后，“自然之友”的人再出去吃饭都会带着自己的筷子。
十几年来，“自然之友”不仅向国家环保部门递交了数不清的环保提案和建议书，使得很多问题得到了及时妥善的解决；而且在梁从诫的带领和组织下开展了以下一些工作：
1.首次在中国开展了民办的群众环境教育活动，组织面向会员和公众普及环保知识的“绿色讲座”，听众超过2000人次；出版了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环保儿童读物之一——《地球家园》。
2.首次由民间举办中小学教师环境教育交流培训活动，并曾两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到德国、荷兰就学校环境教育问题进行参观学习。
3.首次在中国进行了“报纸环境意识调查”。连续3年，对全国主要报纸的环境报道进行了系统统计和分析，对它们的环境意识给予了科学评估。
4.通过全国政协等渠道，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涉及北京环境污染治理、江河源生态保护等重大环境问题的建议。
5.首次在中国组织志愿者自费到三北地区植树，并多年坚持。
6.为宣传保护野生鸟类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组织了第一个群众业余观鸟小组。
7.积极参与并通过向中央有关领导直接反映情况的方式，促成了对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及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保护。
8.在社会上积极宣传保护长江源生态及高原野生动物（特别是藏羚羊）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积极支持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建议并促成政府主管部门在保护藏羚羊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
9.为保护生态资源，制止大规模猎杀野生动物的恶潮，1999年组织北京多家环保团体共同发起“不买、不做、不吃野味”的倡议书。
10.与国外环保组织和传媒进行大量交流，宣传中国的环境政策和民间的环保活动。
保护滇金丝猴栖息地
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是“自然之友”成立不久最鼓舞人心的一次环保事件。1995年秋，梁从诫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
滇金丝猴被人类正式命名和科学记载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滇金丝猴又称为黑白仰鼻猴（其背部、头顶、四肢等处的毛色以黑色为主，腹部则以白色为主），是我国特有的世界珍稀动物，它们具有一张最像人的脸，面庞白里透红，长着美丽的红唇，堪称世间最美的动物之一。此外，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猴子，体重可约达30千克，且生态行为极为特殊，终年生活在冰川雪线附近的高山针叶林带之中，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也不下到较低海拔地带以逃避极度寒冷和食物短缺等恶劣自然环境因素，因而是灵长类中最有趣的物种之一。在动物系统分类上，隶属于灵长目、猴科、金丝猴属。该属是现灵长类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云南德钦县当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这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在白马雪山拍摄滇金丝猴的云南林业厅的职工、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听到此讯非常气愤，他为金丝猴的命运上下奔走，四处呼吁，却毫无结果。情急之下，奚志农把滇金丝猴面临的危急处境，写信告诉了北京《大自然》杂志的主编唐锡阳。唐锡阳一面写信向国家环境委主任宋健反映情况，一面又把危情转告了梁从诫。
梁从诫闻讯后，马上通过“自然之友”新闻界的会员，在报纸上迅速报道传播滇金丝猴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事实。然后，又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获得了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批示，才制止了云南德钦县对天然原始森林的砍伐，国家为此给予了当地大笔财政补偿。
1998年，人们竟发现云南的天然林砍伐行为并没有真正地终止。梁从诫再次请“自然之友”在媒体工作的会员，迅速将这一情况通报中央电视台。电视台记者很快赶到滇西北进行现场采访，并在《焦点访谈》节目中，将此事向社会曝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迫使当地政府部门迅速采取措施，禁止了对原始天然林的砍伐破坏。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呼吁拯救藏羚羊
藏羚羊主要分布在中国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是生活在海拔4，500米以上高寒无人区的我国特有优势物种，由于大量被非法猎杀已变成濒危物种。早在1979年藏羚羊就被列入《国际野生濒危动植物贸易公约》（CITES）严禁贸易物种名录，1996年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2000年被列为濒危物种。
“沙图什”（shahtoosh）通常是指所有由藏羚羊绒加工的产品，但主要是指一种用藏羚羊绒毛织成的披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沙图什披肩风靡欧美市场，一条披肩可以卖到1万~4万美元。因此“沙图什”就成为欧美等地贵妇、小姐显示身份、追求时尚的标志。一只藏羚羊产绒仅100~150克，织一条女式披肩，需要3只藏羚羊的生命，而织一条男式披肩，则要杀死5只。由于对沙图什的消费直接导致了藏羚羊种群的迅速减少，虽然商人们说织披肩的羊绒是藏羚羊换季时自然脱落的，牧民们一点一点捡来的，但是，动物学家发现，要获得藏羚羊绒，唯一的办法就是猎杀。由于对“沙图什”的消费直接导致了藏羚羊种群的迅速减少。1997~1998年，“自然之友”不断收到关于可可西里藏羚羊被猎杀的消息，同时还收到很多藏羚羊被猎杀的照片，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牵动了梁从诫的心。当时位于可可西里边缘的青海省治多县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下属的林业公安局有一支叫“野牦牛队”的反盗猎组织，常年在反盗猎第一线出生入死。西部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就是在与盗猎分子的枪战中牺牲的。后来，由扎巴多杰书记领导着这支队伍。梁从诫决定联合这支反盗猎队伍一起拯救藏羚羊，1998年秋天，“自然之友”邀请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到北京介绍可可西里的实际情况和他们的反盗猎斗争。
藏羚羊
1998年10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梁从诫借机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在列举了藏羚羊被盗猎、走私的情况后说：“我们吁请全世界珍爱野生动物、关注环境的人们来共同制止藏羚羊绒及其制品的贸易。英国非常重视保护野生动物，这使她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我真诚地希望，在这场根除藏羚羊绒贸易的国际努力中，英国能够站在前列。”布莱尔首相见信之后，约见了梁从诫，梁从诫把藏羚羊被猎杀后的照片给布莱尔看，布莱尔看了照片后非常震惊。当天，他给梁从诫回信：“你对非法猎杀藏羚羊的憎恶和你对这一物种前景的忧虑，我深怀同感。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给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主管当局。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布莱尔一回国，就指示英国环保大臣，配合中国禁止藏羚羊绒贸易。除了制止国际市场，反盗猎的前沿阵地还是在中国。
1999年初，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突然去世，反盗猎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梁从诫和“自然之友”的人们最担心的是扎书记的去世会导致野牦牛队群龙无首，甚至解散，其结果就是藏羚羊会完全落到盗猎分子手中。他们首先给野牦牛队写去慰问信，鼓励队员们不要放松巡逻，同时还跟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驻京办事处为野牦牛队筹集经费40万元帮助野牦牛队摆脱困境。这时候，梁从诫又考虑到，藏羚羊生活在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交界的无人区，公安人员不能越界执法，必须由中央出面协调。于是，1999年2月，他又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建议由中央主管部门对藏羚羊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建立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联防制度。国家林业局参考了他的建议，同年4月10日，反盗猎藏羚羊“可可西里一号行动”大规模展开。到4月底，抓捕盗猎分子13批，缴获藏羚羊皮数百张。
为了向公众宣传反盗猎的战果，野牦牛队决定公开销毁缴获的藏羚羊皮，并邀请“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代表到可可西里点这把火。
1999年5月24日，67岁高龄的梁从诫和几个“自然之友”会员登上可可西里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口，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门前烧毁了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373张藏羚羊皮。
手执火把的梁从诫说：“我们用这把火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不允许这样的罪恶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或许，当今的人类就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你有一等舱的乐趣，我有二等舱的活法。突然有一天撞上冰山，停也停不下来，拐也拐不了弯，大家只能同归于尽。”“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只有注重对环境的保护，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完全可以协调一致。否则，那种短视行为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结果是得不偿失。”1999年，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协会共同将“地球奖”颁发给梁从诫先生。梁先生在答谢辞中说：“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大学生绿色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