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为什么输给了士兵
文/刘玉贤
真诚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让朴实的言语比慷慨的陈词更动人心弦。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陶克将军竞选国会议员。他的对手是他当年手下的一名士兵，名叫约翰·海伦。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一位是普普通通的士兵，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胜利一定属于陶克将军。
竞选演讲开始了。陶克将军的演讲慷慨激昂，他说：“诸位同胞，还记得十七年前那个激战的夜晚吗？我率领士兵到一座山狙击敌人。那是多么艰苦的战斗呀！但我从没想过退却，因为我知道，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正义和自由，我愿意付出所有，包括生命。我三天三夜没合眼，血战之后，我竟躺在树林里睡着了……”。
比起陶克将军的演讲，约翰·海伦的演讲要朴实得多，他说：“亲爱的同胞们，陶克将军说得不错，他确实在那次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当时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名普通士兵，和他一起出生入死。那次，他在树林里入睡时，我就站在他的身旁守护他，当时我携带着武器，饱尝寒冷的滋味。还时刻准备着用我的身躯为他挡着随时会射来的子弹。我在心中说，我是一名士兵，我要保护将军的安全……”。
约翰·海伦的演讲赢得了民众热烈的掌声，他出人意料地赢得了选票和最终的胜利。
约翰·海伦之所以能在竞选演讲中获胜，原因在于他的演讲听起来更真实、更亲切，他虚心地承认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这样就拉近了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距离；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他仍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兢兢业业、尽忠职守，让人觉得他更值得信赖。陶克将军在竞选演讲中，列举了自己的赫赫战功，言辞慷慨激昂，但是，他的演讲始终保持着对民众的一种高姿态，不能给人以亲切、真诚的感受。因此，失利也在情理之中。
成功可以预料
文/李雪峰
成功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全力以赴朝着成功的方向努力，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接近成功。
熊旁是瑞士的化学家，他经常孜孜不倦地沉醉在实验室里，就是回到家里，他也要于茶余饭后做上一点儿微小的实验。
1896年一天下午，熊旁趁妻子午休的时间，自己躲在家里的那间小实验间里做试验，由于一不小心，他把桌上那瓶盛满硝酸和硫酸混合液的瓶子碰倒了，溶液流在桌子上。熊旁马上去找抹布，抹布没有被立即找到，眼看那些溶液就要从桌子上漫流到地板上，慌乱之中，就顺手拿起了放在旁边的一条妻子的棉布围裙抹擦掉那些溶液。围裙浸了溶液，湿淋淋的，熊旁担心妻子见后责怪，就悄悄把围裙带到厨房，准备烘干，没料到刚靠近火炉，就听轰地一声，围裙在瞬间被烧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儿烟，也没有一丝灰烬。熊旁惊得目瞪口呆，但随后就欣喜万分，他意识到了自己于不经意间已经合成了可以用来做炸药的新的化合物，一个发明在不经意间突然出人意料地成功了。
1838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达盖尔正在费尽心机地苦苦研究影像保留在胶片上的方法，但研究进行半年多了，达盖尔几乎尝试过了各种材料和方法，但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毫无进展。
就在达盖尔要对此项研究绝望得金盆洗手时，有一天，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影像居然留在了胶面上。达盖尔大喜过望，立刻小心翼翼地整理实验桌上的所有化学物品，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使自己这项原本已山穷水尽的研究又突然变得柳暗花明？结果，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是一支温度计破碎后留下的水银。
在不经意之间，熊旁发明出了世界上的第一种无烟炸药，而达盖尔则发明了摄影技术。其实在科学研究进程上，像熊旁和达盖尔这两个歪打正着的成功真是屡见不鲜，但没有他们的不懈努力，没有他们的锲而不舍，成功的果实能被他们如此偶然地摘到吗？
在这个世界上，幸运是偏爱那些坚韧不拔的人的，只要你脚步不停地跋涉，意想不到的风景总会闪过你自己的眼帘。
只要你努力，成功虽然不能预期，但却不会远离你的预料。
花开的理由
文/泉涌
再美的花，没有人投以欣赏的目光，它也仅是一株普通的植物。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美并懂得欣赏，你的生活更加缤纷多彩。
太太带女儿到海盗船上玩了，我抽空在樱花树下的长条椅上小憩。旁边坐着的一位老人问我：“去过桂花园了吗？”我说还没有。老人说该去的，很漂亮。我说很快就该带孩子回家了，没时间。老人失望地喔了一声，说那太可惜了，既然来公园玩一次，你真该去看看，别留遗憾。
老人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问他为什么，老人笑眯眯地回答我说：“桂花开了。”我很惊奇，问不是八月桂花开吗，这已经快十月了。老人神秘地微笑：“所以说你该去看一次嘛。”临走时还特意告诉我：“不另收费的。”
太太带孩子玩回来，我特意带她们去了桂花园。果然有两棵桂花树还散发着醉人的馨香，黄色的小花如颗颗小星星点缀在绿叶间。女儿凑上去深深地嗅了嗅，异常欣喜地喊道：“哎呀，真香啊！”我也做了个深呼吸，沁人心脾。
临走时又碰上了那位老人，我走上前去说谢谢他告诉我这么一个好去处。老人颇有绅士风度地点头致意，“也谢谢你们。”我忍不住笑出来，“谢我干什么啊？是您给我们指点迷津，我们又没帮您什么。”老人说，这里的桂花都是我培养的，谢谢你们能来赏光。
从老人笑成核桃皮的脸上，刹那间我读出了花开的理由。
善解人意的魅力
文/中原渔人
以诚相待是女主人成功的秘诀，女主人真诚的付出换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她得到了人们的爱戴与尊敬。
和其他的酒店不一样，法国巴黎的拉·维耶酒店里没有菜谱。当人们来到小酒店时，66岁的女主人会告知你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什么东西，如果她知道你在减肥节食或者看上去你应该节食，她就不会给你上小牛肝、小牛肾之类的高蛋白食物。即使你点了别的菜，她也不给你，因为她完全知道什么食物对你有好处。
在这个小酒店里，女主人像一位母亲或家庭主妇似的，当天想到什么菜就烧什么菜。而客人也像回到家里一样，她烧什么菜就吃什么菜，不需自己点菜。这个小酒店的这一经营特色，招来了不少客人，有一位叫船的顾客竟在她的店里吃了25年午餐。
这位叫船的顾客一口气说出了他在这儿连续吃午餐的数十个原因，其中若干个都跟她老板的善解人意有关。船第一次到这里吃饭是因为他工作被炒掉，而他当月的薪水又被贪婪的上司扣发，所以一肚子委屈和苦闷地来到了这个小酒店。但他没想到自己会被酒店的女老板狠狠地批评了一领，因为爱喝酒的他怕在酒店里买酒太贵，每次吃饭前总要在外面小店里买一些劣质酒。他被老板训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脸色不好，象征着他的肝脏不好，女老板给他换了一瓶对肝脏有保护作用的温酒，并免了他的酒水费，本来心情很不好的他得到了一份莫名的关心，一下子食欲大增。
她还说了他和他的一位正闹离婚的朋友一起在拉·维耶酒店吃饭的故事。那天酒店里的一道菜和船的那位朋友的妻子常常做的一个味道。女老板不一会儿走来问菜的味道怎么样，当时问船的朋友时，船的朋友拼命地点头说：“味道不错。”船的那位朋友回家后，发现妻子正好做的是刚吃过的那道莱，忍不住想对比一下。结果尝完以后，感觉很好，便大声对妻子说“味道不错”，他妻子幸福得差点掉下眼泪。因为结婚以来，他这还是第一次夸奖妻子，妻子正因为他不善解人意而跟他闹离婚。船的这位朋友后来常到小店吃饭。
据法国该地方晚报报道，该报生活副刊曾用两个版面刊登了拉·维耶酒店顾客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他们众口一词地说出善解人意的女老板某一天的某个举动。而接受采访的女老板却说了许多顾客爱吃她们饭店剩饭的故事，其中包括船，女老板说常去他那里吃饭的人会给她带去一些好的菜谱甚至自己家的新鲜菜。采访她的记者说：看来，善解人意是可以传递或者传染的。
抚摸
文/［美］凯文·威廉姆斯郑晖译
“触摸”与“抚摸”的最大区别就是那双手是否带有一颗真诚的心，我们应该用这颗心最大限度地去感受一切，温暖他人的心。
下午5：30。现在我知道躺在手术台的那一头是什么感觉了。我是一名外科医生，腹部刚刚做了紧急手术。他们说我会好的。但躺在这间无菌的手术室里，我感到燥热，浑身发抖，一生都好像没这么疼过。
我理解我的病人眼中的那种忧虑和些许的害怕，还有他们有的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的本能。这是我头一次理解。然而，陌生人触摸我或是我触摸陌生人总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只有病人在熟睡时，我才能专心地对付一根骨头或是一根血管，全神贯注的做手术而不必在意那个人。触摸病人是每日例行的公事之一，我按照在学校里学的那样做：职业性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动作尽量短而明确。现在我受到的就是这种触摸。
晚上7：20。他们熟练地护理我。每个人都有板有眼，都很有效率。
有多少次都是我站在病人的床头，下巴剃得光光的，淋浴得干干净净，处在控制的地位，命令别人而不是接受命令，向下看而不是向上。
但是今晚，在这间充斥着消毒液气味的柠檬黄色的病房里，我不是医生，只是一个普通人：结婚了，有三个孩子，平时打网球，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以前疼痛从不是我经常性的伴侣，现在我生活的目标是不沦为靠别人给自己洗澡。
我害怕了，对别人处理自己感到了厌倦。
凌晨2：15。另外一间阴暗的病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时我年轻，是住院医生，正面对着我第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她瘦成了一把骨头，面色惨白，神志不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轻轻的叫喊一个调子，持续不断，伴着抢救器械的“咯咯”声。那晚我做了“医生”该做的一切，没有用。
早晨6：22。在过去黑暗中的那几个小时里，他们不停地拨动我、检查我，现在来的是早班护士，她上了岁数，长得像株可爱的圆白菜。她拉开窗帘，给我换床单，检查脉搏，一步步做完自己的工作后，向门口走去。然后，她转过身，走到水槽边，蘸湿一条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我没刮过的脸，说：“这一定很难熬。”
泪水涌上了我这个一向漠然、克制的医生的眼睛。她竞停下来体会我的感受，用那么一句准确而又简单的话来分担我的痛苦：“这一定很难熬。”
她并不是仅仅检查脉搏或是换换床单，她真正抚摸了我。有那么一刻，她变成了上帝之手。
“你对我微不足道的兄弟所做，即是对我所做。”当我下定决心以后不是去“触摸”一个躯体，而是去“抚摸”一个人的时候，《圣经》上的这句话在我耳边响起。
我的同桌
文/马德
回家的路上，我打开了那封信，里边有一页信笺，白的纯净的纸上，没有一个宇。
初二末的时候，我们班里转来一个女生。记得清楚的是，那是一个春天的黄昏，班主任张老师领进来一个扎着长辫子的女生，样子怯生生的，背着一个黄书包，站在讲台上。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之后，张老师就把她领到了我的桌边来。张老师说：“你坐这儿吧。”说完后，张老师就带上门走了。
那个女生什么也没说，把她的黄书包往桌上一放，就成了我的同桌。
但那时，我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看电影上。在我上学的那个小镇里，距学校不远的坡底下，有一家不大的电影院。隔三差五的日子，我和班里的郝珍贵便逃课去看电影，所以那个晚上，老师一走，我们就跑下坡看电影去了。路上，郝珍贵说，你有了同桌了。我和他就呵呵地笑。
那时候的票价好像是几毛，但我们也掏不起。可我们发现了另一种进入电影院的方法。由于电影院里只是用檩条和砖头搭起来些座位，没有排没有号，所以，撕了副券后，人们就把票丢在地上了。于是我们在检票口拾的一些废票，把撕掉的副券，以及整个票面的上半身拼接起来，就组成一张“整票”。拼接好后，我们便等到看电影的人相对集中的时候，混在人群里，趁乱进去。
即便是这样，在检票员撕去副券的一刹，也还是心惊胆战的。但当津津有味地看起电影的时候，把这一切就又都忘了。
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很少说话。我对这位新来的同桌，了解也并不多，来了很多天了，我才知道她姓邢，叫如月。她平素很少说话，一天到晚静悄悄地趴在桌上学习。有一天，历史老师问问题，问到她，回答完之后，历史老师就摘下眼镜，低着头对着课本念了起来——他忘了让她坐下了，谁知道，她竟然站了整整半节课。尽管那学期的期末考试，她的成绩排名很靠前。但我们并不因此而高看她，郝珍贵说，这是一个书呆子。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书呆子样的同桌，竟做出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初三的时候，我们还是经常往电影院跑，心思仍不在学习上。看过的许多部片子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路遥的《人生》。本来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第二天，尽管天冷的厉害，我还是撺掇着郝珍贵再去看一遍。结果，就那一天，我们出事了。
很破例，我和郝珍贵一前一后准备进去的时候，突然从旁边蹿过来一个检票员，叫住了我们，“缴”了我们手中的票。他把票翻转过来看了看，就把我们叫进了售票的地方。那是个脸膛黑黑的男人，一脸威严，说是要给学校打电话，叫我们的班主任来。尽管那个屋子生着炉火，但等待的那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不断地打着哆嗦。不一会儿，班主任老师来了，他让我们补了票款，向对方赔了许多不是后，把我们领走了。
在办公室里，我们始终低着头，任由班主任劈头盖脸地批评。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说，学校准备开一个全校的师生大会，要让我们当众做检查，并且说，要把我们的劣迹记在档案里边。我们当时并不懂得档案是个什么东西，但隐约觉得被记进去，对自己将来不好。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将要进行的全校师生大会。就在这心神不定的日子里，这个“书呆子”同桌开始接近我，为我补习英语方面的知识。我的英语当时的确还很差，但我哪里有心思听进去。
有一天，班主任又一次找到我们，我们以为这一天来了，都黯然地低下了头。班主任说：“学校决定，看你们的学习成绩，如果有提高的话，将不再让你们公开检查了。”事后，我和郝珍贵在一面土坡上坐了半天，郝珍贵戚戚地对我说：“学吧，以后别想着去看了。”我点了点头。郝珍贵说的时候，往坡下的电影院扫了一眼，眼神中充满着幽怨和无奈。
就为着不在全校做检查，我们认真地学了起来。我的同桌好像倾注了更大的热情，更多的利用课外活动时间为我补习英语。或许就是因为她的帮助，那一年的中考中，我考了432的高分，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去拿毕业证和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叫住了我。他说：“有一天，你的同桌找到了我，说你和郝珍贵看电影看得厉害，这样下去可能完了，让我想想办法。于是，我和她想了一个‘办法’。第二天，你们被抓住，实际上她就在暗中藏着，并帮助检票员指认你们俩。我呢，负责在以后的时间里吓唬你们，好让你们把心收回来。其实，学校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在电影院，就为了等到你和郝珍贵，如月那个晚上冻病了，感冒了好长一段时间。好了之后，她找到我，说要帮你补习英语。”张老师顿了顿，接着说，“你得感谢你的这个同桌，甚至连我都想不出她从哪里来的这些勇气。”末了的时候，张老师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他说：“如月考上了师范，那天她来的时候，要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回家的路上，我打开了那封信，里边有一页信笺，白的纯净的纸上，没有一个字。
湖畔夜饮
文/丰子恺
我和CT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
前天晚上，四位来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饮酒。酒阑人散，皓月当空。湖水如镜，花影满堤。我送客出门，舍不得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阴下一条石凳，空着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时在学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欢喜相。每当灯火中，团团清辉上。人月交相庆，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饮，举杯献高堂。”觉得这歌词温柔敦厚，可爱得很！又念现在的小学生，唱的歌粗浅俚鄙，没有福分唱这样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两句，觉得我高堂俱亡，虽有美酒，无处可献，又感伤得很！三个“得很”逼得我立起身来，缓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泪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魂花灵所笑了。
回进家门，家中人说，我送客出门之后，有一上海客人来访，其人名叫CT，住在葛岭饭店。家中人告诉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找我了，这是半小时以前的事，此刻时钟已指10点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经回旅馆去歇息了。当夜我就不去找他，管自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饭店去找他，他已经出门，茶役正在打扫他的房间。我留了名片，请他正午或晚上来我家共饮。正午，他没有来。晚上，他又没有来。料想他这上海人难得到杭州来，一见西湖，就整日寻花问柳，不回旅馆，没有看见我留在旅馆里的名片。我就独酌，照例倾尽一斤。
黄昏8点钟，我正在酩酊之余，CT来了。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轻了。他说我也还是老样子，不过头发白些。“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这诗句虽好，我们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问他吃夜饭没有。他说，他是在湖滨吃了夜饭，——也饮一斤酒，——不回旅馆，一直来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馆里的名片，他根本没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这位青年时代共我在上海豪饮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净净，清清醒醒。我说：“我们再吃酒！”他说：“好，不要什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胧。西湖不像昨夜的开颜发艳，却有另一种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昨夜宜于到湖边赏月，今夜宜于在灯前和老友共饮。“夜雨剪春韭”，多么动人的诗句！可惜我没有家园，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园种韭，这晚上也不想去剪来和CT下酒。因为实际的韭菜，远不及诗中的韭菜好吃。照诗句施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呀！
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只盆子出来，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饮酒。收音机上面的墙上，正好贴着一首我写的数学家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这诗，酒味特别的好。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而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为纯正。因为我又觉得，别的事都可有专家，而诗不可有专家。因为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倘说做诗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诗，就好比说做人有专家，非专家不能做人，岂不可笑？因此，有些“专家”的诗，我不爱读。因为他们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作势；甚至神经过敏，出神见鬼。而非专家的诗，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纯正朴茂，可爱得很。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饮，另外还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话旧。阔别十年，身经浩劫。他沦陷在孤岛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话，越谈越多。谈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话声都变成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我在江湾立达学园教课时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宝、软软和瞻瞻——《子恺漫画》里的三个主角，幼时他都见过的。瞻瞻现在叫做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宝和软软现在叫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此刻正在厢房里和她们的弟妹们练习平剧！我就喊她们来“参见”。CT用手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她们笑了，我们也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尝到。CT叫阿宝“大小姐”，叫软软“三小姐”。我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姐姐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的墙壁上揭去，制了铅板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又浓烈地尝到了。我们就默默地干了两杯。我见CT的豪饮不减二十余年前。我回忆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楼前，遇见CT。他拉住我的手说：“子恺，我们吃西菜去。”我说：“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对面的晋隆西菜馆楼上，点了两个公司菜。外加一甁白兰地。吃完之后，仆欧送账单来。CT对我说：“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摸出一张5元钞票来，把账付了。于是一同下楼，各自回家——他回到闸北，我回到江湾。过了一天，CT到江湾来看我，摸出一张10元钞票来，说：“前天要你付账，今天我还你。”我惊奇而又发笑，说：“账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我定要把10元钞票塞进他的西装袋里去，他定要拒绝。坐在旁边的立达同事刘薰宇，就过来抢了这张钞票去，说：“不要客气，拿到新江湾小店里去吃酒吧！”大家赞成。于是号召了七八个人，夏丐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焘都在内，到新江湾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吃完这张10元钞票时，大家都已烂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作古，刘薰宇远在贵阳，方光焘不知又在何处。只有CT仍旧在这里和我共饮。这岂非人世难得之事！我们又浮两大白。
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给他一把伞，看他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阴下的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
吹兵
文/（台湾）三毛
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
那天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它只盯住我锲而不舍地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地跑，那四只蹄子的奔腾着咄咄的拿角来顶——总是在我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同学很惊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室。
晨操播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地播着：“各位同学，留在教室里，不可以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头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地喘气。同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个小孩同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精，压迫我们的就是她。
我偶尔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我们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杯子，谁渴了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棱厨房的大灶上去打滚水，老校工灌满了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着走回教室。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日小朋友哭了，死也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看也不看牛，拼着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着远处的牛，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账，也开始蹲着细细碎碎地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开来台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头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杀声震天的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地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那么安静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水壶往地下一蹲，将手抱住头，死啦！牛就在背后。
咻咻的声音还在响，我不敢动。
觉得被人轻轻碰了一下紧缩的肩，慢慢抬头斜眼看，发觉两只暴突有如牛眼般的大眼睛呆呆地瞪着我，眼前一片草绿色。我站了起来——也是个提水的兵，咧着大嘴对我啊啊地打手势。他的水桶好大，一个扁担挑着，两桶水面浮着碧绿的芭蕉叶。漆黑的一个塌鼻子大兵，面如大饼，身壮如山，胶鞋有若小船。乍一看去透着股蛮牛气，再一看，眼光柔和得明明是个孩童。我用袖子擦一下脸，那个兵，也不放下挑着的水桶，另一只手轻轻一下，就拎起了我那个千难万难的热茶壶，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带路，就将我这瘦小的人和水都送进了教室。那时，老师尚未来，我蹲在走廊水沟边，捡起一片碎石，在泥巴地上写字，问那人——什么兵？那个哑巴笑成傻子一般，放下水桶，也在地上划——炊兵。炊字他写错了，写成——吹兵。后来，老师出现在远远的长廊，我赶快想跑回教室，哑巴兵要握手，我就同他握手，他将我的手上下用劲地摇到人都跳了起来，说不出有多么欢喜的样子。
就因为这样，哑巴做了我的朋友。那时候我小学四年级，功课不忙。回家说起哑巴，母亲斥责我，说不要叫人哑巴哑巴，我笑说他听不见哪，每天早晨见到哑巴，他都丢了水桶手舞足蹈地欢迎我。我们总是蹲在地上写字。第一次就写了个“火”，又写“炊”和“吹”的不同。解释“炊”的时候，我做煽火的样子。这个“吹”就嘟嘟的做号兵状。哑巴真聪明，一教就懂了，一直打自己的头，在地上写“笨”，写成“茶”，我猜是错字，就打了他一下头。那一阵，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光荣的，每天上课之前，先做小老师，总是跟个大汉在地上写字。
哑巴不笨，水桶里满满的水总也不泼出来，他打手势告诉我，水面浮两片大叶子，水就不容易泼出来，很有道理。
后来，在班上讲故事，讲哑巴是四川人，兵过之前他在乡下种田，娶了媳妇，媳妇正要生产，老娘叫哑巴去省城抓药，走在路上，一把给过兵的捉去掮东西，这一掮，就没脱离过军队，家中媳妇生儿生女都不晓得，就来了台湾。
故事是在“康乐时间”说的，同学们听呆了。老师在结束时下了评语，说哑巴的故事是假的，叫同学们不要当真。
天晓得那是哑巴和我打手势、画画、写字、猜来猜去、拼了很久才弄清楚的真实故事。讲完那天，哑巴用他的大手揉揉我的头发，将我的衣服扯扯端正，很伤感地望着我。我猜他一定在想，想他未曾谋面的女儿就是眼前我的样子。
以后做值日生提水总是哑巴替我提，我每天早晨到校和放学回家，都是跟他打完招呼才散。
家中也知道我有了一个大朋友，很感激有人替我提水。母亲老是担心滚烫的水会烫到小孩，她也怕老师，不敢去学校抗议叫小朋友提滚水的事。
也不知日子过了多久，哑巴每次都呆呆地等，只要看见我进了校门，他的脸上才哗一下开出好大一朵花来。后来，因为不知如何疼爱才好，连书包也抢过去代背，要一直送到教室口，这才依依不合的挑着水桶走了。
哑巴没有钱，给我礼物，总是芭蕉叶子，很细心地割，一点破缝都不可以有。三五天就给一张绿色的方叶子垫板，我拿来铺在课桌上点缀，而老师，总也有些忧心忡忡地望着我。
也有礼物给哑巴，不是美劳课的成绩，就是一颗话梅，再不然放学时一同去坐跷跷板。哑巴重，他都是不敢坐的，耐性用手压着板，我叫他升，他就升，叫他放，他当当心心地放，从来不跌痛我。而我们的游戏，都是安静的，只是夕阳下山后操场上两幅无声无息的剪影而已。
有一天，哑巴神秘兮兮地招手唤我，我跑上去，掌心里一打开，里面是一只金戒指，躺在几乎裂成地图一般的粗手掌里。那是生平第一次看见金子，这种东西家中没有见过，母亲的手上也没见过，可是知道那是极贵重的东西。
哑巴当日很认真，也不笑，瞪着眼，把那金子递上来，要我伸手，要人拿去。我吓得很厉害，拼命摇头，把双手放在身后，死也不肯动。哑巴没有上来拉，他蹲下来在地上写——不久要分别了，送给你做纪念。
我不知如何回答，说了再见，快步跑掉了。跑到一半再回头，看见一个大个子低着头，呆望着自己的掌心。不知在想什么。也是那天回家，母亲说老师来做了家庭访问，比我早一些到了家里去看母亲。家庭访问是大事，一般教师都是预先通知，提早放学，由小朋友陪着老师一家一家去探视的。这一回，老师突袭我们家，十分怪异，不知自已犯了什么错，几乎担了一夜的心。而母亲，没说什么。也因为老师去了家里，这一吓，哑巴要给金子的事情就忘了讲。第二天，才上课呢，老师很慈爱地叫我去她放办公桌的一个角落，低声问我结识那个挑水军人的经过。
都答了，一句一句都回答了，可是不知有什么错，反而慌得很。当老师轻轻地问出：“他有没有对你不轨？”那句话时，我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做鬼不鬼的，直觉老师误会了那个哑巴。不轨一定是一种坏事，不然老师为什么用了一个孩子实在不明白的鬼字。很气愤，太气了，就哭了起来。也没等老师叫入回座，气得冲回课桌趴着大哭。那天放学，老师拉着我的手一路送出校门，看我经过等待着的哑巴，都不许停住脚。
哑巴和我对望了一眼，我眼睛红红的，不能打手势，就只好走。老师，对哑巴笑着点点头。到了校门口，老师很凶很凶地对我说：“如果明天再跟那个兵去做朋友，老师记你大过，还要打——”我哭着小跑，她抓我回来，讲：“答应呀！讲呀！”我只有点点头，不敢反抗。第二天，没有再跟哑巴讲话，他快步笑着迎了上来，我掉头就跑进了教室。哑巴站在窗外巴巴地望，我的头低着。
哑巴是个好粗好大个子的兵，早晚都在挑水，加上两个水桶前后晃，在学校里就更显眼了。男生们见他走过就会唱歌谣似的喊：“一个哑巴提水吃，两个哑巴挑水吃，三个哑巴没水吃……”跟前跟后的叫了还不够，还有些大胆的冲上去推水桶将水泼出来。过去，每当哑巴兵被男生戏弄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放好水桶，作势要追打小孩，等小孩一哄跑了，第一个笑的就是他。也有一次，我们在地上认字，男生欺负哑巴听不见，背着他抽了挑水的扁担逃到秋千架边用那东西去击打架子。我看了追上去，揪住那个光头男生就打，两个厮打得很剧烈，可是都不出声叫喊。最后将男生死命一推，他的头碰到了秋千，这才哇哇大哭着去告老师了。
那是生平第一次在学校打架，男生的老师也没怎么样，倒是哑巴，气得又要骂又心痛般的一直替我掸衣服上的泥巴，然后，他左看我又右看我，大手想上来拥抱这个小娃娃，终是没有做，对我点个头，好似要流泪般的走了。
在这种情感之下，老师突然说哑巴对我“不鬼”，我的心里痛也痛死了。是命令，不可以再跟哑巴来往，不许打招呼，不可以再做小老师，不能玩跷跷板，连美劳课做好的一个泥巴砚台也不能送给我的大朋友——而他，那个身影，总是在墙角哀哀的张望。
在小学，怕老师怕得太厉害，老师就是天，谁敢反抗她呢？上学总在路上等同学，进校门一哄而入。放学也是快跑，躲着那双粗牛似的眼睛，看也不敢看的背着书包低头疾走。
而我的心，是那么的沉重和悲伤。那种不义的羞耻没法跟老师的权威去对抗，那是一种无关任何生活学业的被迫无情，而我，没有办法。终是在又一次去厨房提水的时候碰到了哑巴。他照样帮我拎水壶，我默默地走在他身边。那时，国庆日也过了，部队立即要开发回南部去，哑巴走到快要到教室的路上，蹲下来也不找小石子，在地上用手指甲一直急着画问号，好大的“？”画了一连串十几个。他不写字，红着眼睛就是不断画问号。“不是我。”我也不写字，急着打自己的心，双手向外推。
哑巴这回不懂，我快速的在地上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他还是不懂，也写了：“不是给金子坏了？”我拼命摇头。
又不愿出卖老师，只是叫喊：“不要怪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用喊的，他只能看见表情，看见一个受了委屈小女孩儿的悲脸。就那样跑掉了。哑巴的表情，一生不能忘怀。
部队走时就和来时一般安静，有大卡车装东西，有队伍排成树林一般沙沙、沙沙地移动。走时，校长向他们鞠躬，军人全体举手敬礼道谢。我们孩子在教室内跟着风琴唱歌，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而我的眼光，一直滑出窗外拼命地找人。口里随便跟着唱，眼看军人那一行行都开拔了，我的朋友仍然没有从那群人里找出来。歌又换了，叫唱：“丢丢铜仔。”这首歌非常有趣而活泼，同学们越唱越高昂，都快跳起来了，就在歌唱到最起劲的时候，风琴的伴奏戛然而止，老师紧张地在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全班突然安静下来，我才惊觉教室里多了一个大兵。
那个我的好朋友，亲爱的“哑巴”，山一样立在女老师的面前。“出去！你出去！出去出去……”老师歇斯底里地将风琴盖子砰一下合上，怕得大叫出来。
我不顾老师的反应，抢先跑到教室外面去，对着教室里喊：“哑巴！哑巴！”一面急着打手势叫他出来。
哑巴赶快跑出来了，手上一个纸包；书一般大的纸包，递上来给我。他把我的双手用力握住，呀呀的尽可能发出声音跟我道别。接住纸包也来不及看，哑巴全身装备整齐地立正，认认真真地敬了一个举手礼，我呆在那儿，看着他布满红丝的凸眼睛，不知做任何反应。
他走了，快步走了。一个军人，走的时候好像有那么重的悲伤压在肩上，低着头大步大步地走。
纸包上有一个地址和姓名，是部队信箱的那种。
纸包里，一大口袋在当时的孩子眼中贵重如同金子般的牛肉干。一生没有捧过那么一大包肉干，那是新年才可以分到一两片的东西。老师自然看了那些东西。
地址，她没收了，没有给我。牛肉干，没有给吃，说要当心，不能随便吃。校工的土狗走过，老师将袋子半吊在空中，那些肉干便由口袋中飘落下来，那只狗，跳起来接着吃，老师的脸很平静而慈爱地微笑着。许多年过去了，再看《水浒传》，看到翠屏山上杨雄正杀潘巧云，巧云向石秀呼救，石秀答了一句：“嫂嫂！不是我！”
那一句“不是我！”勾出了当年那一声又一声一个孩子对着一个哑巴聋兵狂喊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那是今生第一次负人的开始，而这件伤人的事情，积压在内心一生，每每想起，总是难以释然，深责自己当时的懦弱，而且悲不自禁。而人生的不得已，难道只用“不是我”三个字便可以排遣一切负人之事吗？亲爱的哑巴“吹兵”，这一生，我没有忘记过你，你还记得“炊”和“吹”的不同，正如我对你一样，是不是？我的本名叫陈平，那件小学制服上老挂着的名字。而今你在哪里？请求给我一封信，好叫我买一大包牛肉干和一个金戒指送给你可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