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享堂现位于合肥城区合裕路南侧，与合肥钢铁公司相邻。此地当年属于庐州府合肥县东乡夏小郢，距李鸿章出生地磨店乡约十五、六里路。早年在合肥读书时，很神往东郊大兴集有“一里三公”的墓地。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的年代，既没有闲情雅致，更没有那种勇气去凭吊这些著名的封建官僚的身前身后之事。后来到外地工作，每当回合肥途经东门入城时，我总是下意识地用目光去搜索路边的合钢公司和厂区中破落的享堂遗存，虽然情有所系，但谋生的路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还是没有成行。直到马钢公司重组合钢后，因工作上的方便终于提供了机会。
李鸿章享堂经过整修后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已经从合钢公司划出，这是一座大型四合院建筑，院内自西向东依次是墓地、享堂和仓房。四合院大门前建有四柱三间三楼石牌坊一座，上刻有“钧衡笃祜”四个大字为当年光绪皇帝所赐。享堂内虽然陈设简单，但却吸引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去认真地阅读这位历经磨难又饱受争议的乡前。
墓地
李鸿章墓是他和继配夫人赵氏的合葬之墓。李鸿章魂归桑梓与赵氏合葬是他生前的安排，而墓地选择也是由他生前认可的。
1892年，按中国人传统习惯，李鸿章要做70寿。这时，他权倾朝野，如日中天。他时任直隶总督，位居封疆大臣之首；他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掌管大清国的外交事务；每年春夏，他驻天津口岸处理外交事务，其余半年时间则驻保定处理总督行政事务；他出任文华殿大学士，虽不常驻北京，而居军机大臣重要地位；他重兵在握，旗下有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海军舰队，有以淮系军官为指挥中坚的陆军。李鸿章70大寿过得很风光，慈禧太后派人送了重礼，光绪皇帝御笔亲书“钧衡笃祜”，贺其70寿辰是官显福厚。然而，也就在这一年，与他多年相濡以沫的继室夫人赵氏突然辞世了。赵氏出身于安徽太湖县一书香门第，四代进士。其父赵昀是道光年间进士，做过咸丰皇帝陪读，与李鸿章当年同在翰林院供职，又一起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为他生下两个女儿过世了，鳏居一年后的李鸿章托其大哥向赵家求婚，赵昀对这位同事、朋友欲娶自己的女儿为妻深有顾虑。不料，赵小姐闻之却欣然答应。赵氏过门后，很快为李鸿章带来了嫡生儿子。其后长袖善舞于府内府外，处理官宦人家复杂的人际关系，使李鸿章事业腾达、一路扶摇而无后顾之忧。赵氏因此被李府内外誉之有“旺夫运”。赵氏的突然辞世令李鸿章心情震撼、凄凉，茫茫然如同塌了半边天。他亲自安排了赵氏夫人的后事，并对他和赵氏合葬墓地的选择原则作了阐述。他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写道：“弟本不知堪舆，亦不堪信风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包拯是李鸿章的乡前。从合肥走出，在暗涛汹涌的宦海中刚正不阿、风风火火，不仅在世间留下“包青天”美誉，而且最终能平安地荣归故里。置身于晚清官场中的李鸿章虽然权倾朝野，但他十分清楚大清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危急情势。宦海险恶，他随时可能因为朝廷内外的一场剧变而被抛入深渊。此时，素有“旺夫”之内助的赵氏辞世，在李鸿章心灵上造成的不安是显然存在的。而墓地的选择应该是一种体现，李鸿章是希望自己能像包拯一样平安地荣归故里。两年后，李鸿章心灵上的不安终于获得了验证。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将他从辉煌的顶峰打入了深渊，又过了七年，李鸿章客死北京。
遵从他的遗愿，李鸿章遗体途经海上，进入长江，辗转被护送到合肥与赵氏夫人合葬于此。当年此地是一派田园风光。脱离宦海回归大自然的李鸿章，近处，可以看到乡邻们日出而作，负锄而归的劳作身影，听到他们在劳作中相互交谈那亲切而又熟悉的“老母鸡”乡音；远处，则可以眺望到巢湖的碧波荡漾。置身于风景如画的湖光山色中，李鸿章常常产生一丝遗憾。他从事洋务运动30多年，开矿山、办工厂，修铁路，设电报……可是他竟然没有在故乡合肥办一个像样的近代实业。虽然乡邻们不曾责备，但他扪心自问，难免胸中有愧。时光又这样过了50多年。1958年，合肥市决定要建设一座钢铁厂。九泉之下的李鸿章闻之他的长眠之地将要与这座钢厂比邻而居，心中定会非常高兴。想象他的魂灵白天端坐在享堂中聆听轧机轰鸣的交响乐，晚上漫步在厂区看铁水奔流、钢花璀璨的火红场景，李鸿章激动不已。他生前曾苦苦追求“船坚炮利”，而钢铁正是支撑“船坚炮利”的制造业基础。然而，他不曾想到，建设者来到这里首先掘开他的墓地，将他和赵氏夫人的棺木从墓穴中移出。身着黄马褂的李鸿章和面容栩栩如生的赵氏夫人被用绳索吊在拖拉机后游街示众。在拖拉机的牵引下，在一阵阵疯狂的诅咒声中，李鸿章终于粉身碎骨了！一生经历过许多次南征北战的刀光剑影，李鸿章也许不会怕死，即使是粉身碎骨的劫难，但是他一定很在意故里乡亲对他的这种掘墓鞭尸。他的墓地上曾有一株百年以上树龄的广玉兰。广玉兰原本不是合肥土生，1884年中法战争后，慈禧太后为表彰参战有功的淮军将士，赏赐他们一批广玉兰。淮军将领带回故里养植，由此而繁衍下来。墓地上的那株广玉兰正是当年种植、历经风雨幸存下来的遗物，即使在李鸿章被掘墓鞭尸后它也顽强地生长着、守护着墓地的遗存。然而，“文革”结束，墓地和享堂被重新修缮后，这株广玉兰竟悄悄地枯萎，从墓地上消失了。它是否寄托着李鸿章的魂灵？留待后人智者见智吧。
站在修缮一新的李鸿章墓地前，我的眼前浮现出他临终前客居北京贤良寺中那悲愤无助的凄惨神情。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对4亿5千万中国人定制的。“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虽然朝廷要求李鸿章“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应准照办”，但是李鸿章感受到了他手中那支签字笔的沉重，他想到签订《马关条约》使他一生事业、半生名节扫地无余。如果说那时他因身负军事外交的责任，签字是一种不可逃脱的惩罚，但此刻笔下的这份条约应该与他没有必然的责任联带。然而，想到蒙尘两圣，困苦庶民，只能死而后已了。他颤颤巍巍的笔端下将李鸿章三个字连为一体，形如“肃”字。朝廷曾封他为一等肃毅伯，封号是朝廷赐给的，签字是朝廷要办的，李鸿章无可奈何，只能以此小伎俩为身后留下一个说辞了。
签完字后李鸿章大口吐血，痰咳不止，饮食不进。慈禧太后闻之复电，言李鸿章“为国宣劳，忧勤致疾”，“著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俟大局全定，荣膺懋赏，有厚望焉。”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的李鸿章也确实想休息了。但是俄国人没有放过他，狡猾的沙俄在《辛丑条约》签字后，在已取得条约的既得利益后，继续要求将中国东三省路矿及其权力全部交由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支配，并以此作为撤军的条件。李鸿章曾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希望以沙俄制约日本，结果事与愿违，“老来失计亲豺虎”。这一次他决心与俄国人据理抗争，苦苦周旋的结果是又一次大口吐血，导致病情急剧恶化。油尽灯枯之际，俄国公使仍然来到他的病榻前，催逼他签字画押。悲愤的李鸿章已无力与之舌战了，他只能无助地闭上眼睛以死相抗。俄国公使见状无可奈何，悻悻而去。李鸿章身边人目睹此景，号啕大哭：“俄国人说了，中堂走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能抵京了。”李鸿章听之“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闻讯赶来的老部下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末了之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李鸿章双眼闭合，泪湿长襟，须臾气绝。
李鸿章其实是死不瞑目的。他在《辛丑条约》签字后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有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然而，外修和好，内图富强，中堂大人已无力再图转机的回天之力了。
离乡的游子最终魂归何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是一种选择；魂归故里、叶落归根，也是一种选择。李鸿章选择的是后者。然而，李鸿章近乡情更怯。如何对故乡的父老解释他亲手签字的那些卖国条约背后的苦衷；如何与将要同穴而居的赵氏夫人诉说甲午之战令他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的难言之隐，李鸿章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乡亲们能理解、能接受吗？如果有一天，故乡的后生们掘墓鞭尸，这可能是中堂大人最担心的难堪之事了。然而，这样的事情终究发生了。
站在修缮一新的墓地前，环视四周，芳草萋萋，树木葱茏。我脑海中油然浮现李鸿章20岁时离开故乡去北京时写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风萧萧，淝水寒。风起处，墓地深处有人在吟唱：“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了，请君莫作等闲看。”其声忧思惶恐，悲壮凄怆，乃李鸿章临终之言。当年离乡时的意气风发、少年壮志已不见踪影。
血衣
李鸿章享堂中展示有一件血迹斑斑的黄马褂，这是一件复制品，原物件早已丢失。即使站在这件复制品前，我的耳边依然回荡着当年李鸿章在马关的那一声仰天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一声长叹，充满无奈无助的凄凉。
李鸿章是最早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的。早在1874年，他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写道“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后来的事态也验证了李鸿章的预见。从1874年到1984年，中日两国间的军事冲突就发生过四起。甲午之战，李鸿章从内心深处是想避而不战的，他的难言之隐有三条。首先，他要考虑到1894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慈禧50寿辰和40寿辰分别被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搅和得没有心情。60寿辰大庆她筹办许久，期盼许多。她甚至明确地对反对筹办者放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李鸿章要确保不要让一场对外战争搅乱了太后的好心情。其次，洋务运动虽然30多年了，但君臣朝野人心不齐，顽固派反对，清流派非议，权贵派主见多变。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奋发有为。明治天皇每年“省内廷之费”30万以补充海军经费，同时要求内阁大臣献10%年俸作为海防献金。当日本人获悉李鸿章在英国订购的一艘快舰因银两被慈禧挪用而无法支付、决定放弃时，日本天皇带头筹资，皇太后捐出自己的首饰，商人和民众则发起募捐活动，以取而代之购买。在短短的时间内，筹集到的资金足以购买三艘这样的快舰。半年后，日本人将这艘快舰编入自己的舰队中，他就是后来在甲午海战中，击沉邓世昌“致远”舰的日本主力舰“吉野”号。日本举国上下如此支持海军建设，短短几年，日本海军后来居上，其舰队海上速度超过北洋海军。而北洋水师初具规模后，朝廷准奏：“南北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船只暂停两年，解部充饷。”也正是这几年，中国海军的规模和实力落后于日本。时任台湾巡抚刘铭传闻之感叹道：“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此话刘铭传敢说，李鸿章不敢说，他知道最高决策者乃慈禧太后。其三，李鸿章羞以开口的是他的北洋水师。虽然高薪奉养，但其专业训练和战斗意志达不到日本海军官兵的水准。同时海军将领腐败之风日盛，“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等地有五套公馆，金屋藏娇。海军总督丁汝昌也在基地刘公岛上营造店铺，敛财私用。优秀将领如邓世昌之流则因“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李鸿章清楚他的北洋海军战斗力，诚如他自己所言，养北洋海军“猛虎在山之势”，是吓唬日本人的。真的要与日本打仗，其克敌制胜谋略李鸿章也想到过，他曾经和幕僚周馥谈过：“中日宣战，首先迁都，老佛爷和皇上迁到西安，我坐镇北京，让日本人进中国，一直把他拖进山海关，拖过冬天，则日本人兵力分散，补给跟不上，到那时置于其死地，逼他谈判撤兵。”李鸿章的这种持久战略是弱势之师对付强敌的正确战略。当年刘铭传在台湾放弃基隆而最终将法国入侵者赶出台湾、后来的八年对日抗战采用的也是这种持久战略。但是，李鸿章敢上奏朝廷吗？慈禧太后愿意迁都吗？举国上下能够承认弹丸之国小日本比中国强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李鸿章太孤独了，不管孤独的李鸿章有多少难言之隐，中日甲午之战还是不以他的意志爆发了。由于没有充分的战争准备，没有决战决胜的战略和信心，再加上形势判断不清、战机选择不当、战术指挥失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上战争一败涂地，日本人长驱直入进逼北京。战争的结果令举国上下震惊悲愤，千夫所指李鸿章误国有罪。
早在战争之初，因平壤战役和黄海大东沟海战失利，李鸿章已经被光绪皇帝下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惩罚。然而，当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战争彻底失败之时，朝廷不但没有向李鸿章兴师问罪，反而又赏他三眼花翎和黄马褂。原来朝廷要他带上儿子，以全权大臣之身份去日本议和。李鸿章是读书人，他熟读历史，他知道此刻去议和就是乞降，就是签订丧权辱国之条约。他宁愿革职问罪，告老还乡，也不愿让自己和子孙背上历史的骂名。李鸿章不愿意，慈禧急了，朝廷两天下了三道圣旨。至此，怨愁满腹的李鸿章一行只好登船出海了。“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李鸿章吟诗倾诉，他知道马关必将是他人生历史的伤心处、鬼门关。
日本国马关，春帆楼上，坐在他对面的谈判对手是10年前签署《中日天津条约》时的谈判老相识——日本内阁首任总理伊腾博文。当年伊腾博文初出茅庐，年龄又比李鸿章小18岁，李鸿章根本就没把这个小字辈放在眼中。而此刻，今非昔比，未曾正式谈判李鸿章已倒吸一口凉气，从谈判气势上，伊腾博文安排李鸿章的座椅比日本人矮半截；从谈判口气上，日本人提出的各项议和条件只允许李鸿章在同意与不同意中做出选择。泱泱大清对弹丸岛国，原本威风八面的中堂大人对昔日的小学生，耻辱、悲愤、无奈交织在李鸿章心头。他只能运用外交辞令从平衡国际势力、从两国长远利益等方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厚着脸皮与伊腾博文周旋。对待李鸿章的表现日本人不耐烦了。当第三轮谈判结束，李鸿章一行返回住地的途中，一名刺客突然从人群中向李鸿章开枪射击。李鸿章左颊中弹，倒地昏迷，醒来后，手抚血衣仰天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遇刺后，伊腾博文或许是动了侧隐之心。他在私下与李鸿章会晤时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想当年在天津谈判时，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贵国当时有实力对我们说谈不成就打。当时我曾劝你说，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将后来居上超过你们。如今十年过去了，贵国朝廷上下除了中堂大人，还是浑浊不清，真的打起来了结果就是这样。以中堂大人的能力，在我的位置上干得不会比我差，而我在你的位置上也不会干得比你好，不过，我倒是想到你的位置上试一试。”李鸿章调侃道：“我可以向太后和皇上推荐。”
私下会晤是英雄惜英雄的感叹。谈判桌上依然是唇枪舌剑，咄咄逼人。李鸿章带伤坚持谈判，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最终守住了朝廷划定的谈判底线。对这个结果，李鸿章由于“愧惧之情交织在一起”，在夜深人静之时常常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大小赔款总数不超过5000万两白银，而马关条约的赔款超过2亿两，割地台湾，其面积远远超过香港。日本有此赔款和割地将如虎添翼，大清国后患不可想象。
李鸿章在马关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耻辱的半个月时光。他带着身心巨大的伤痛离开日本并发誓永远不再登上那块伤心之地。回到中国的李鸿章，迎接他的是“世人皆曰可杀”的讨伐声，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痛骂他丧权辱国，民间传说他勾结日本。昔日朝野尊称的中堂大人变成了国人心目中的汉奸李二先生，与当时去世的昆剧丑角杨三先生成了一副绝对“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李鸿章孤独无助，他只能嘱咐家人将马关遇刺带回的那件血衣好生保管，以期他百年之后对后生有所交待。他百年之后，享堂建成之时，他的家人将那件血衣置于享堂中展示，希望评价李鸿章时能够有所参考启示。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道评价李鸿章的历史高考题的标准答案仍然是这样写的“维护清朝反动统治的洋务派；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卖国贼。”悲哉李鸿章！“此血可以报国矣”——此血何时能够唤醒国人对他的公正评价呢？！
名节
李鸿章享堂内陈列的图片中，反映他在北京贤良寺的资料，给人心灵的震撼尤为强烈。贤良寺见证了李鸿章晚年的生活和思考。他在赋闲的落魄中思考国家求富求强的道路，悲叹自己半生名节的不幸。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革去官职，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奉旨“入阁办事”，实际上就是赋闲北京。居住在贤良寺中的李鸿章仍然保持着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早晨6点多钟准时起床，读书写字，然后脱去长衫在廊下散步，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后，通常与幕僚说古道今。他读《资治通鉴》，希望从历代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中取得借鉴；他读《庄子》，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以期解脱自己的苦闷。然而，他终究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他与幕僚感叹道：“十年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收拾。”他尤其深恶痛绝那些“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清流派言官。每当说及，即“以足顿地，若犹有余怒者”。清流派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们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经常上疏言事，弹劾官员。随着晚清面临列强入侵的民族危机到来，主战还是主和就成了洋务派和清流派冲撞的一个焦点问题。李鸿章曾十分尖刻地抨击清流派：“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以此出头露面，而国家大事，亦为之阻挠不少。”他又说：“天下事，为知而后难，行知而后知。”李鸿章与清流派领袖人物翁同翮的心结终身不解。当年正是他上奏朝廷要求暂停南北洋海军购置军械，而当甲午中日冲突之初时，翁是积极的主战派。他说：“合肥治军数十年，今北洋海陆两军，岂不堪一战耶？”时至黄海大东沟之战失利后，翁奉旨前往天津。翁李相见，李“怒目相视，半响无一语。”翁问及北洋军舰时，李冷冷反诘之：“翁师傅总管财政，平日我请求军费，你总是板着脸孔驳回，现在大事临头方问到军舰，你还指望什么军舰可作依靠吗？”翁师傅也不示弱道：“我恪守职责，为朝廷节约每一厘银子，何错有之，如果军情危急，你为何不紧急报告送上来呢？”李大怒道：“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听之不语，两人面面相觑。平心而论，翁同翮虽然迂腐顽固，内心深处和李鸿章一样，也是充满忠君爱国情结。然而大清国遭此大难，国运从此江河日下。国人对这两位身居要职的重臣同样充满了怨恨：“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副传播甚远的对联，嵌入两位重臣的籍贯和官职，讽刺加嘲骂，不偏不倚，给他们一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李鸿章要求每年保持一定的军费增量，但他不敢坚持。当年恩师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刻意肢解湘军，其中三味李鸿章心知肚明。在满清朝廷中，汉人执掌军队本身就是一件敏感的事情。慈禧太后从来就没有想过让北洋海军出海作战，扩展疆域，在她的眼中军队的功能就是看家护院。生活在太后影子中的李鸿章，非常清楚问题的要害，他不敢越雷池一步。最终，他只能在贤良寺中感慨：“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纸片糊裱，然究竟不知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言者无可奈何，闻者拍案叹息。
李鸿章平生最推崇的是他的恩师曾国藩。对恩师秘传心法“挺经”研究得很透彻。赋闲在贤衣寺中，他绝不奏请开缺休致，他耐心等待，寻找机会东山再起。机会终于来了，1896年2月，他从贤衣寺中走出，受朝廷委派出访欧美。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临行，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感恩道：“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以73岁高龄的年迈身躯，横跨三大洋，历经四大洲，行程9万里，历时190天，马不停蹄访问欧美8个国家。在完成朝廷外交使命的同时，他尽其所能考察欧美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德国，他专程拜会已经退休的前铁血宰相俾斯麦，与其共道国政。在英国，他端坐在议院的旁听席上倾听议员讨论国事。在美国，他来到南北战争名将格兰特的墓前，为这位老朋友献上花圈。在法国，他泛舟塞纳河上，观赏法国国庆的烟花表演。他视而不见舷窗外的表演，眼前浮现的却是英国朴茨茅斯港那“分列两行，如山之立”的47艘军舰，怎么会有这么多“大铁甲船”同时停泊在一个军港中呢？“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是小巫见大巫之比哉？”在他悠闲地品尝法国红酒、怡然自得地抽着美国雪茄的从容中，内心却涌动着大海一样的波涛。他感慨对欧洲政教过去“心领而未由目击”，此次“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他有太多的启发，太多的感慨。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畅谈了自己的见解。关于教育问题，他回答说：“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设更多的学校，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关于国外资本来大清国投资问题，他回答说：“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但是由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权力。”关于新闻自由问题，他回答道：“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报纸也没有你们这样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李鸿章的这些答记者问，穿过百年时空，现在听来依然有振聋发聩之声。
李鸿章欧美之行，亲身感受到中国落后于世界先进的现实，体会到“若不亟图变法，广开利源，则束手待毙矣”的紧迫性。回国后，在晋见太后和光绪皇帝时“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他希望有机会再展宏图。然而朝廷仅任命他为“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乃没有实权的伴食之宰相而已。
行走在贤良寺内和总理衙门上的李鸿章，默默关注甲午之后康有为推动的维护变法。他不仅同意维新组织强学会将会址设在他倡建的安徽会馆内，而且“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终因卖国汉奸之恶名被拒之门外，这使他的老脸非常难堪。尽管如此，他仍然积极支持维新党人的政治主张和变法活动。当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时，李鸿章坦言“捕新党之谬”，并施用两面手法，暗中保护一些重要的“新党”人士。他尤其看重梁启超。在梁启超东逃日本后，李鸿章鼓励他“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李鸿章的举动被人告发到慈禧处。太后召见他询问：“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回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太后其实并不反对变法改革，她关注的是自身权力的稳固。当此乱世，有此等阅历、见解和勇气的忠臣已很难寻觅了。太后默然，内心是欣赏李鸿章的。1899年，李鸿章离开赋闲5年的贤良寺，太后外放他到两广就任总督。仅仅10个月后，他又奉旨重返北京入住贤良寺，太后要他负责收拾辛丑之乱的烂摊子。离开广州，他回答送行的朋友时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和尚亦死了。”言罢，涕泪长流。他知道此行北上又是在做世上最难堪的不可为之事。北京一年，他又一次唇焦舌敝，终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订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他又一次将自己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耻辱柱上的李鸿章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终于，贤良寺内的钟声嘎然停止了，敲钟的和尚死矣。正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接到奏报，“为之流涕”，如梁倾栋折，骤失倚恃。
赋闲在贤良寺中的李鸿章曾无限感叹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绘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李鸿章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节，他不曾想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一纸《辛丑条约》又为他的名节打上卖国、误国的烙印。
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他知西来的大势，懂外国之文明。“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政治主张。“和戎”是为了谋取满清和列强之间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求国家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进而通过学洋法、习洋器、求富求强图发展。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使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看到了“同光中兴”的希望，引起洋人的注意。可是，洋人仔细一看，“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大事业，但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卷，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原来如此，洋人会意地笑了。可是孤陋寡闻的朝廷上下却因“同光中兴”骄傲起来了。他们高谈阔论，文恬武嬉，对洋人嗤之以鼻。最终甲午战争之覆，辛丑之乱不鉴。一次次国难当头，一次次城下之盟，满朝文武推诿躲让，无一人愿为大清朝挺身而出。唯有李鸿章不避谤言，不畏劳苦，周旋于列强虎口之中，他一次次白发远行的孤苦身影中，留给我们太多的叹息和思考……
李鸿章的不幸与他受到的教育和个性有最重要的关系。他由传统的科举之路进身入仕，自幼受到的封建传统教育使他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热衷于功名，统淮军，办洋务，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送上晚清“同光中兴”的顶峰，也使自己的功名达到人生的顶峰。他与朝廷相互依存，荣辱与共。他虽然提出“内须变法”，但他不敢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雷池一步。他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当他垂暮之年走出国门明白这些道理后，历史已经不再给他机会了。“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心做贤臣。”他的这番表白注定他只能当个“裱糊匠”，为满清这间“破屋”修葺不息、死而后已；注定了他是一个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可能成为一个造就时势的英雄。
梁启超是李鸿章终生的“政治公敌”。他在李鸿章辞世后短短的50天内写出《李鸿章传》。他以学贯中西的见识和目光，审视李鸿章的一生风云，客观评价，一剑封喉。100多年后，我们读之仍感到耳目一新，也足以令当今的一些历史学家汗颜。“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的这段话挂在享堂内，让人读起来荡气回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置身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诸矛盾的冲突中心，他是个争议不断的人物。“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中堂早已盖棺，论定尚未统一。但是，近年来对他评价已趋于公允，很少再有人去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了。人们正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总结1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血泪教训，坚定改革开放的步伐，尊重历史，以史为鉴。如今，享堂已重新修缮，庭内新移植的广玉兰正展现新绿，往来享堂的凭吊者、研究者日见增多。九泉之下的中堂大人，终于可以坦然地让自己“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绘都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