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是个美丽的城市，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高大的俄罗斯式漂亮建筑，整齐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空气格外清新。但1932年2月4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哈尔滨，它开始经历黑暗的满洲国时期。日寇、伪军、警察横行于市，白色恐怖笼罩的哈尔滨像是一座大监狱。
1896年的5月19日，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与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俄国可以在中国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建造铁路，这就是所谓的中东铁路（它穿越黑龙江、吉林两省，沟通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的联系）。哈尔滨是作为这条铁路沿线的一个站而逐步形成的一个城市。当时的城建方针是“以铁路为主，以城市为辅”。因此，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铁路线（还有铁路员工的住宅，街上走的大都是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那时候，哈尔滨似乎是座铁路城市），待到这座城市发展壮大了，繁荣了，先前城里的那些纵横交错的铁路线，便成了城市交通堵塞的一个主要原因了。于是又建了不少桥。1932年8月，道外区沿江一带由于连日降雨、无处宣泄，水深达1.2米。8月7日，航运局东侧150米的十一道街江堤决口100米，不久，九道街又有50米堤段决口，瞬息之间，道外区尽成泽国。8月10日，中央大街等主要街道进水，街面也可泛舟。至8月12日，洪峰水位达119.72米，水淹面积877.5万平方米，劳苦的人民无家可归，夜宿街头。
赵一曼来到这里，就是要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为了便于掩护，应付敌人的盘查，中共满洲省委决定让赵一曼和老搭档满洲总工会书记“老曹”（黄维新）组成“家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老曹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参加过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有着丰富的工会斗争经验，并曾被敌人捕去受过刑，脚受了伤，有点跛，行动不太方便。
敌伪统治十分严酷，实行“联保制”、“良民登记制”，没有铺保，连房子都租不上，许多人动辄被当成“嫌疑犯”抓起来。为了安全，他们租住在南岗区一个俄国老太婆家里，住在这里不必报户口，又没有邻居登门，出来进去无人过问。这个老人只有一个女儿，不幸死了，老人就将女儿的卧室租给了他们。卧室的一切陈设都没有变动，老人家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的生活。老人感到安慰，他们也感到幸福。老人经济条件很好，一切费用都收得很少。看赵一曼衣服不多，还将自己女儿生前用过的和没用过的衣服都给她穿。
每天清晨，当附近的“喇叭台”教堂响起清脆的钟声时，赵一曼就已起床做早饭了，等老曹出去活动，她就拖地板、洗衣服、上街买菜……像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实际上，她担负着总工会的机关工作：抄写文件、刻印传单、对外联络……她还负责在烟厂、电车厂工人中间从事救亡活动。她经常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绿色高跟皮鞋，出门则拎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这都是干地下工作必要的“伪装”。
当时全国大城市的工会情况是怎样的呢？大革命失败后，工会成员从大革命时期的300万骤降至3万左右，大部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和逮捕，工人处于毫无政治权利和经济保障的状况。当时，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四种类型的工会组织：1. 由工人自发起来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组织的工会。其特点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但也具有两面性。他们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防范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形式上还和国民党有某种联系。2. 国民党的“御用工会”。政治上受国民党指挥，从维护工人利益上去调解劳资纠纷。3. 借工会之名，行政治压迫之实的假工会。是由国民党指定的所谓“忠实同志”组织起来的，只有上层机关而没有下层组织，其职能是为了控制和压迫工人斗争。4. 由工人贵族把持的工会。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同我党领导的工会作对。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成立的中共国内留守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国内形势，决定在工人群众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对工人的斗争非常重视，派党团员到电车工人中开展活动。赵一曼经常到电车工人中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哈尔滨电业局（包括发电厂与电车厂两部分，所以电车工人当时也称电业工人）有200多名电车司机、车长。这些工人在经济上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在政治上遭受到的压迫更为残酷。为了让更多的工人团结起来反抗日伪当局，赵一曼和进步工人们常常制作标语、散发传单，在工人中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当时党的活动缺少经费，一些工人就“借着”职务之便，为党筹集经费，在卖车票的过程中，常常把乘客丢到地上的车票捡起来，悄悄放在售票袋里，再卖给别的乘客，从中攒下乘客的车票钱。然后，他们再把乘客的票钱塞到事先放在包里的被掏空的苞米瓤子里，从窗户扔到轨道边的树毛子（低矮的树丛）里。其他的同志就到树毛子里找到苞米瓤子，拿出钱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那时，电车工人不仅毫无政治权利，而且在经济上也饱受着种种残酷剥削，动辄被罚款，还经常受到车监督侮辱人格的抄身搜查，以及日伪警察官吏们的凌辱、殴打。
1933年4月2日晚8时许，二路电车自县署（道外区当时隶属于滨江县）开往车站，行至景阳街时，有一便衣乘客登车。车长张洪渔招呼他买票，他就是不买。车已经开动，那人仍坚持不买票。而且，到桃花巷站时，这个便衣（实际上是宪兵）将张洪渔拉下车来，拳打脚踢。还不算完，把他带到宪兵队，打得遍体鳞伤。消息传出后，工人们气愤难平，提前收车入库。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赵一曼连夜赶到电车厂指导电业局党支部利用这个事件领导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借此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他们当晚就在电工学校的宿舍里召开党团联席会议，研究罢工的方法和步骤。经过党组织的发动，一致通过罢工。接着又召开党团员、工会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百余人大会。会上，大家群情激愤，当即宣布罢工，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赵一曼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连夜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等宣传品，贴在正阳街、桃花巷、火车站等主要路口及电车厂、电车沿线，向全市人民揭露了日伪宪兵殴打工人的罪行，呼吁全市人民对工人罢工斗争给予支持。
会后，哈尔滨的交通处于全面瘫痪状态。
4月3日早上5时许，罢工工人召开群众大会，向宪兵队和电业局提出了复工的五项要求：1. 给受伤者抚恤金50块大洋；2. 撤换宪兵队长；3. 交出凶手由工人惩办；4. 赔偿受伤者医药费；5. 电业局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不答应不复工。电车工人的斗争，也激发了广大群众反日情绪的高涨。
当天早晨，伪电业局总办高义恒带着十多个相关的人来厂里与工人谈判，说什么“这次宪兵并不是打你们，是看不起电业局，这和打我一样。但是交通不能不维持，不然日本方面不让，你们大家要上当的……抚恤金马上可拿，人已经送到医院，不过祸首要宽我几天来交涉，其余条件没问题”。听了他的话，有一部分工人在3日上班，但刚出车就发生了伪警察殴打工人的事件。于是工人再也不相信电业局的承诺，继续罢工。
4月4日，警备部队和警察包围了工人，推上刺刀，墙角架上了机枪，用武力威胁工人复工。这种形势并没有让工人动摇，他们依然坚持不答复条件绝不复工。伪政府无奈，只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地下党组织认为罢工已收到效果，因此决定于4月5日复工。
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使日伪当局非常震惊。开始时他们采取利诱、分化的手段破坏工人斗争，但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毫不畏惧，表现出了很高的革命觉悟。
遗憾的是，工人复工之后，电业局不但没有履行承诺，反而开除了霍令九、朱英、杨兆顺、张凤翔、刘仁智、鄢福昌六名工人。大家愤慨至极，号召“每个人捐洋三元，共六百元”来救济被开除的工人兄弟。而且，他们还用这笔钱，在电业局附近开设了一个“聚兴号粮米店”。这个粮米店在运营的半年中，成了地下活动的据点。
这次电车工人大罢工，扩大了党的影响，也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注意。他们派出大批警察、特务，加紧侦缉共产党员的活动。1934年2月26日深夜，工人们正在熟睡时，一群特务闯入电车厂工人宿舍搜捕，电业局党支部书记王知一等10余人被捕。
除了在工人们中间宣传革命，领导工人大罢工，赵一曼还积极跟知识分子交往，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和意识。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赵一曼和《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方未艾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