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研到决策的渐进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调查，即通过科学的方法得出实证数据。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客观性决策基础。既然是基础，当然得找准切入点，打准眼，把基础打牢夯实；第二个阶段是研究，即建立模型，对取得的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分析，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模拟和预测，提出一种或几种方案，并提出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及补救办法，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主观性决策前提。既然是研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带进研究者的一些个人方法和观念（这与研究者的素质高低、经验多寡、态度倾向等相关）。以上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调研。一些人员和机构常常仅进行第一阶段的工作，只能算是简单的调查，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调研。第三阶段是领导者进行决策，即依前两个阶段专业人员的工作成果，靠领导者自身的直觉和灵感来“拍脑袋”，定方向。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主观性决策结果，也是最关键、最能体现领导者个人的深远眼光和独特风采的时候。“拍案而起”，在这里就不是形容冲冠一怒，而是形象地说明一种正确的“一拍定案”而使工作开展“应声而起”了。
以上这三个阶段，从纯客观，到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再到纯主观，完成了整个决策过程的三级跳。尤其是最后一跳，可以称之为惊险的一跳，得失成败在此一举。
譬如说有一亿元的建设项目，到底怎么进行、如何控制呢？先去进行各种投资调研（得出数据）；再做若干个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出模型），把收效低和风险太大的去掉，剩下一个或几个差不多的优化方案；最后送到领导者那里。这时候上不上、上哪个，就不是单纯的数据说话的问题，还得综合方方面面、上下内外的状况，找点感觉，“拍拍脑袋”，确定一种可行性最优、操作性最强的方案，一锤定音。试想：上亿元的项目，调查与研究人员谁能拍板？谁敢拍板？那就只有靠决策者最终选择和决定了。至于到底拍得准不准，“一拍定案”能否“应声而起”，那只有看决策者的经验和修为 ，看领导者的眼力受过了多少训练、思维经过了怎样的“洗脑”了。
以上举的是一亿元建设项目的例子。其实，小项目、小方案以及日常工作与管理中其他的一些决策，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调研、决策和“拍脑袋”，是决策整体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层次，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缺一不可，不能偏废。
笔者主张：在企业决策、政府决策、机关与团体日常工作的各种决策事项中，应坚决反对完全唯感觉、“拍脑袋”的主观唯心主义做法，同时也要防止唯数据和模型论的机械唯物主义做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才能提高收效、减少风险。而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决策中，虽然做不到这么科学和程序化，但只要我们秉持不熟则不去做、即便做也不盲目跟风的平和心态，这样也能提高个人和家庭的收益，让风险最小化。
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做好我们的决策，让老百姓和纳税人的钱能被政府合理用到最需要的地方，让企业来之不易的钱能够科学地用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员工待遇的进一步改善上，让我们自己辛辛苦苦挣来、攒下来的血汗钱能够真正变成会生蛋的金鸡。如是，则整个社会、生活和家庭的和谐之声，便会动听得多。
（2008年7月）
“暴民” 的产生与消弭
在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和谐、安定的社会里，不时会有极个别的“暴民”以非理性的方式，向公众表达着他们内心积郁的异常情绪，甚至以惊世骇俗的非常态行为，上演着让我们极度震惊的悲剧！
在此所说的暴民，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聚众进行打、砸、抢并有特定政治目的的人，而是特指有暴力倾向或者已经发生暴力行为、但又不是针对特定对象去施暴的普通民众，这些“暴民”施暴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选择对象时有很大的随意性。也许，他们在平时看来还是我们所认为的好人，还是一些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在特定环境下，或者在经受了特别的刺激之后，由于没有及时予以疏导、缓解，于是他们内心的愤怒被急剧放大了，以至于情绪极度失控之下，暴力行为发生了，悲剧性的镜头定格成广大民众心目中惊恐的影像。
前不久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就是一个典型事件。在一瞬间，六条鲜活的生命永远地躺在了血泊之中，六个与施暴者并无直接厉害冲突的无辜警察骇然逝去！而“暴力分子”杨佳也被依法逮捕、待审。无独有偶，郑州一名交警执法遭围殴，广州城管执法车遭钢珠枪袭击，类似事件时有发生，而且矛头多指向政府执法机关和人员。当然，“暴民”事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独有的现象，像西方社会经常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件、乃至前不久韩国在美留学生枪杀十多人案件等，都比这要严重得多。
面对这些“暴民”和暴行，广大民众不禁要问：这些“暴民”到底为什么会产生？又怎样最大限度让他们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弭？
据有关媒体和评论家调查、分析，绝大多数所谓暴民，在事件发生之前，一般都是守法、理性的普通老百姓。应该说，他们不是天生的穷凶极恶的暴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因为内心的积怨无处排解或者没有被有效排解，从而在某一种特定的事件和环境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面对一些特定的群体时，他们内心的某种恶念瞬间爆发了，于是他们成为了伤人、害人的恶人。我们当然不是在为这些暴民辩解和推脱，任何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无论他是一时冲动还是蓄谋已久，也无论是他是受屈而报复或者是无聊而滥为。我们只是希望能从这些事情的表象背后探讨更深层次的问题，让整个社会都能反思和自省，以便防患于未然，让这些暴民、暴行不再产生，还社会以本来的和谐面目，还社会以安定宁静。
政府各个职能、执法部门，是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的，其基本功能应该是社会和民众的服务器和各种矛盾的缓冲剂。社会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个体和群体关系，则是在错综复杂的交互融合中保持着正常的秩序和稳定。我想，如果我们的整个社会特别是小群体之间，尤其是亲人和亲密圈子之间，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着更多的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相互的对激愤的倾诉和排解，那么在当事人看来的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其实就可以通过民间的力量自动“泄洪”，化矛盾于无形，而不是内心积郁找不到出口而肆意泛滥甚至酿成暴力悲剧。同时，在民间的矛盾化解力量无法达到效果时，执法部门的角色就一定不能缺位，尽量主动前移做好工作，至少遇到矛盾绝对不去回避、推逶，而是更积极地担负起自身的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消除矛盾于基层，消除尖锐于初始，消除暴力于无形。通过民间和政府的两种力量的有效缓冲，那么杨佳们的暴力悲剧就一定会少很多，甚至基本消弭。当这两种缓冲力量无法有效遏止暴力事件发生时，那么第三种力量，即法律利剑的力量必须即时而准确地高悬起来，对暴民和暴力行为予以依法惩戒甚至是严惩，同时给那些潜在的真正的暴民以警示，给社会公众以启示。”
“暴民”暴行的随意性和无目标性，导致了它可能在某个不定的环境和时刻对我们每个人都产生潜在的伤害。虽然这种偶然性的几率非常之小，但这种潜在的危险性仍然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对他人、对准“暴民”的人道关爱和帮助，其实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关爱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暴民”现象的杜绝，除了靠道德的自束力量、社会的和谐力量、法制的威慑力量以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力量来防止、化解和杜绝，需要靠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付出。
我想，这才是“杨佳袭警案”等各种“暴民”事件在悲剧层面之外，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另外一种积极层面的教育和思考。
（2008年8月）
让网评的“名”和“姓”更有草根特色
网评，作为随着网络发展的一种新兴事物，作为区别于其他文字和语言的一种特有文化符号，它有不有“名”和“姓”？
网评因传统时评和网络媒体相结合而衍生，有它最独特、最显目的文化名片：时评属性，网络属性。时评属性主要是基于网络评论的题材和内容而言的，而网络属性主要是基于它的传播载体形式而言的。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赋予网评以文化符号的名称，那么不妨把时评属性作为它的“姓”，而把网络属性作为它的“名”。姓是根本、延续性的，所有的网评必须具有时评的相关要素，才成其为评论。在文化、文学和新闻传媒的大家族中，它是具有“传承血脉”功能的内在“血缘关系”的。另一方面，名是个性化的、独特的，如同血脉传承中的新生代的孩子。所有的网评因为有了网络的独特属性，才具备了传播快、范围广、影响大、大众化、民间化等网评最独特最重要的特点。
正是由于网评有了这样的姓和名的符号归属，所以我们在撰写网评的时候，如何让自己“孩子的姓名”更有特色呢？
如同我们在生活中一样，以“姓”作为文化符号识别的基本依据，但更主要的还是要注重“名”的独特个性，比如有及时主动的第一时效性，应该事实清楚、观点主流、有影响力，应该具有平民化和个人化的草根属性，以及其他相关特征。
如此说来，我们就不难理解被主流声音和草根阶层认同的网评，常常都不是我们看到的传统时评那种论证严密、用词缜密的“一本正经”的老面孔了。互联网从诞生之初，就有草根属性，就带有强烈的逆传统心理。在写作立意上，广受关注的网络言论往往带有个人体验和情感在里面，写的文字不高高在上，观点也平易近人，更重要的是带有个人观点，这样的往往能受到网民的关注和热捧。另外，在写作手法上，它必须突破传统媒体的文字风格与技巧，在用词上贴近网民用语，幽默诙谐、自由随意。网民在看的过程中，慢慢接受作者的观点，这样的网评就能起到积极引导舆论的作用。
难怪有人说，网评，尤其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正面的、积极的网评，是民主时代的民间新贵，是大众文化的最新出口，是草根阶层的主流声音。因为，草根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也是官方和民间最为关注、最以之为依赖的砥柱。
为了草根，为了我们社会的主流，时评人必须写好网评，负责任地用心写好网评——写好他们内心真正主流的声音。
（2008年9月）
官员问责“风暴”让民众重拾信心
最近重大安全事故连连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一大批官员因此而辞职、引咎辞职，或者被责令辞职、免职：因为三鹿奶粉事件，石家庄市分管副市长、市委书记先后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因为重大煤矿死伤事故，河南登封市市长被建议免职；因为“9·20”特大火灾死伤事故，深圳市龙岗区分管副区长被免职；因襄汾溃坝重大事故，引发山西官场“大地震”，省市县乡四级官员“大换血”！
而就在不久前，甚至就在前几天，面对不断发生的伤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广大的民众普遍都在追问：奶粉行业的那么多知名品牌都“有毒”，我们还能相信谁？相信国家权威机构赫赫在目的“国家免检”大印吗？娱乐休闲行业那么多“消防合格”的场所却骤然火起，我们还能相信谁？相信有关部门走过场、送人情的检查督促吗？水利、堤防年年修护年年修、年年防汛年年汛，我们还能相信谁？相信一些官员和所谓专家的“可防五十年一遇的大灾”的动听演说吗？
是的，民众普遍在问，我也在问：天哪，我们还能相信谁、依赖谁？很多人按照自己的思维惯性，以为一切都将在我们的愤怒之后恢复平静，一切都将轻描淡写地过去——除了抓几个罪魁祸首，除了整治几个小萝卜丁。于是，恐怖的情绪、愤怒的情绪、失望的情绪、无可奈何的情绪，在蔓延，在放大，在凝聚成一种黑洞一样的迷雾。同时，也有很多人思考：作为国家公器，作为公共权利的掌握者，具体到每一个官员来说，如果出现了这样伤害公共权利、伤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应不应该追究他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这对公众是一个交代，对民意是一种尊重。
正如文章开头所述，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最近一系列的官员，高到省部级，低到县乡级，因为重大的责任事故而被追究责任，涉及到数十名官员甚至更多，各种事故的责任追究波及全国、影响上下，可谓是一轮前所未有的官员问责大风暴！这一轮问责大风暴自上而下，上下齐动，席卷大江南北。就在前几天，总书记和总理先后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一些干部对群众的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群众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强调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来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他们还特别指出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最高层的这种坚定有力的表态，不仅仅是对十几亿老百姓的庄严承诺，也是对几千万掌握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公共权利的官员们发出的严厉警告：你们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有多少权力就必须相应承担多少责任。否则，民意的风暴将把你们吹倒，甚至吹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一轮官员问责风暴，迅疾而猛烈，吹散了深藏在老百姓心中的阴霾，让广大民众看到了最高层注重普通民众利益的民本情怀，表明了最高层绝不“护犊子”的吏治理念，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重拾了对这个社会管理和发展的信心。
当然，民众关心的不仅仅是对官员问责，更关心的是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能给予民众一个圆满的处理结果，并如何以实际行动防患于未然，让我们可以放心地喝奶，可以开心地唱歌，可以安睡大堤之侧……
为了老百姓这么多的“放心”，那么，就让这种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些吧！
（2008年9月 ）
可能“必死”的杨佳，
为何审判得让人心生疑窦？
10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杨佳袭警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引起了公众对杨佳案的再次关注。
本次判决维持了一审的原判，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次死刑判决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即可正式生效，杨佳不日将被执行死刑。一场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案件，即将尘埃落定。但由此案引起的诸多猜疑，并不会因此而随之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