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七七事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战中的两条不同指导路线
资本主义世界新的经济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准备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一直继续到1933年底。从1934年开始的三年中，经过了萧条和少许的工业活跃的阶段，但是直到1937年中期，全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还只达到1929年水平的95%左右。而到1937年下半年又进入了新的经济危机时期。首先是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接着把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卷进去了。到1937年年底，美国失业人数已增加到1000万人。英国失业人数也开始激增起来。
这次危机是在工业萧条和少许活跃后开始的。这次危机开始还不普遍，日、德、意三国由于把经济转入战时轨道，暂时没有发生生产过剩的现象，但这种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结果，以及战争的巨大消耗，必然会导致财政经济的崩溃。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险恶形势，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相互关系的尖锐化。问题已经不只是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只是商业战争和倾销政策所能解决了。这些经济和政治手段已显然不够用了。面临的问题是要用军事行动来重新分割世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和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继续采取扩军备战的政策，片面地发展军需工业，使日本经济转上战时经济轨道。1936年以后，日本人民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工人的罢工运动、农民反对增加地租的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经济危机，1937年在日本也有了征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发动冒险战争来“解救”新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危机。1936年8月，日本统治集团举行“五相（五个内阁大臣）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把“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的侵略方针作为根本国策。根据这一侵略方针，增加军事预算，扩充军队和扩大军事工业，积极地加速对中国全面进攻的准备。1937年度日本的国家预算支出比1936年度增加30%，总数达30.4亿日元，军事预算在整个预算中占将近一半。陆军常备人数1937年10月增至45万，1938年1月更增至95万。海军人员1937年也增加了25%以上。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军事工业的计划，按照战时的需要改造全部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更积极地、具体地进行着侵略中国的部署，准备乘英美忙于应付西方由于德国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行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而无力和它争夺之际，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前面说过，世界资本主义各国还未从1929年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破坏中恢复过来，1937年又来了新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就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以德、日、意为首的法西斯国家，企图对防卫力量薄弱的国家进行劫掠，来弥补他们本国内部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损失。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1936年夏，德、意两国开始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装干涉；1937年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灭亡全中国，在1937年7月7日的夜间，向北平南郊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当地驻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将士忍无可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推动下，不顾国民党当局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8日，中共中央宣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315页。
卢沟桥的枪炮声震撼了全国人心，爱国人民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发动全面抗战。但是国民党政府还企图妥协，指使冀察当局和日军秘密谈判，在11日接受了日军的条件。条件内容据英美通讯社透露是：（1）华军撤离卢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道歉；（3）取缔抗日活动；（4）厉行反赤计划。然而，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活动已经阻止不了其部下官兵的坚决抗日行动。同时，毛泽东、朱德率领全体红军将领联名通电，愿为抗战前驱，全体红军枕戈待命，准备出发。中国共产党又在15日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和国民党当局举行庐山会谈。蒋介石才在17日不得不发表了对日态度较强硬的庐山谈话，但是谈话中仍表示希望尽量“和平解决”，并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南京外交部还在19日致日本的备忘录中要求“和平解决”，甚至要第二十九军撤离平津，以谋求与日军妥协。第二十九军当局由于未能接受中共的“以攻为守”积极抗战的主张，虽有一些将士的英勇抵抗，虽有平津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但终因领导者妥协犹豫，坐失时机，使日军得以从容大量增兵。26日，日本大量援军开到，战争复起，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往保定。28日到30日，平津相继沦陷。
平津沦陷后，第二十九军部分英勇将士仍在北平四郊，尤其是西郊和日军激战，在无指挥无接济的情况下，先后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平津沦陷后，提出了“发动游击战争”、“保卫河北”的口号，动员平、津、保的大批大中学生和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和农民结合起来，在当地党的领导下，开始发动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日本发动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并不以占领平津为满足，它想以“速战速决”的方针，消灭中国抗日军队，逼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于最短期间内征服全中国。为此目的，日军于8月13日突然进攻上海。南京政府在日军凶猛进攻和全国人心激愤的压力下，被迫应战。当日，驻上海的中国军队实行抵抗。14日，南京政府虽然发表了抗日自卫的宣言，但是仍不敢正式对日宣战，甚至于也没有对日绝交，以便给自己留有妥协投降的余地。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不管南京政府如何动摇妥协，已经把这一神圣的民族自卫的解放战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全国抗战开始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全国舆论督促下不得不较前有了些改变：修改了法西斯的镇压爱国人民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释放了沈钧儒、邹韬奋等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及一部分“政治犯”。
8月2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主力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9月12日后，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政治委员兼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25日，八路军出发前线抗战。
此前，中共中央于7月5日就已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当局，并派周恩来等进行谈判。由于我党的坚决斗争，南京国民党中央社于9月22日才将此宣言发表，同时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中国共产党这个宣言和蒋介石这个谈话的正式发表，宣告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10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约一万余人。自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退后，在南方八个省四十几个县的游击区中，在极端残酷艰难的环境下，始终坚持人民游击战争的这一支英勇的革命力量，从此成为抗战中一支主要的人民武装。
在国际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反应。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英、美帝国主义坐山观虎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则坚决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8月，苏联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中国以财政、军事上的援助。全世界人民也都站在中国抗战一边，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致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而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又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什么要抗战呢？他们的抗战路线是什么呢？原来蒋介石统治集团代表四大家族为首的英美派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广大工农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而蒋介石始终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对内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对外实行不抵抗政策。他们在八一三事变以后之所以被迫抗战，则是因为这时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已经不能用任何恐怖手段镇压下去了，如果他们再不实行抗日，全国人民和一切有组织的抗日力量都将自动起来抗日，“……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228页。他们将不能维持其统治。再则，日本侵略者独吞全中国的根本计划和行动，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使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财产中心和统治中心的华中地带，处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中，不得已才被迫实行抗战。但他们认为抗战是国民党政府和少数军队的事情。他们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危害其反动统治，因而反对人民起来抗战，极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他们只是想利用其现存的武装力量，给进攻的日军以一定程度的打击，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讲和妥协，继续维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独裁统治，也迫使日本侵略者在一定界限上让英美过得去。他们“联共”的目的，是为了“借刀杀人”。因为他们既然“围剿”了中国工农红军十年仍不能消灭，这次就想利用“联共抗日”的名义，一方面利用日军来消灭红军，另一方面，也利用红军的力量来打击日军，以便他们在有利条件下同日本讲和，共同夹击红军，最后消灭红军，以收一举两得之效。
所以，蒋介石反动集团虽然采取了联共抗日的政策，却又是准备随时推翻这个政策的。因为他们害怕人民更甚于害怕日本侵略者。这就是蒋介石集团所执行的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反而限制群众、压迫群众的片面抗战的路线。
当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在那里和日方进行“和平”谈判，并打算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条件的时候，毛泽东就于7月23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抗日有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即一种方针是坚决抗战，而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办法一定是依靠人民大众，结果就得到解放的前途；相反，如果方针不是坚决抗战而是妥协退让，如果办法不是依靠人民，结果就是当奴隶做牛马的前途。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蒋介石政府所执行的路线正是后一条的亡国路线。真正执行前一条路线——民族解放路线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大众。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在整个抗战过程中。
为了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为了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党的任务。会议指出：7月7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为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即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因此，我们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推行民主政治，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以改善人民生活，使他们有力量参加抗日，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等主张。这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反对蒋介石反动的两面政策的指针。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负担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决定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洛川会议决定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之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并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国民党军战场一溃再溃，八路军战场节节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样，在蒋介石政府的反人民路线指导下的国民党武力所担当的战场，不但不依靠人民，还处处压制人民的抗日运动。在上海抗战期间，许多要上前线服务的救亡团体，被蒋介石的特务们借口“防止汉奸”加以拒绝了；在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却连饭也吃不上，受了伤的得不到及时救治，战死了的无人葬埋。国民党政府防人民甚于防汉奸，而实际上汉奸正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给敌人搞情报。例如，上海战争将起，南京政府决定封锁长江，捕捉长江里的全部日舰。会议才完，一夜之间日舰全部开出长江。原来国民党政府里的机要秘书黄濬就是汉奸日特，他在会后立即把消息密告日军。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国民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抗战的积极性，他们在卢沟桥进行了抵抗，在上海组织了淞沪抗战，在山西一度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在忻口一线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在津浦线进行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战役，在武汉组织了武汉保卫战，这些战斗和战役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侵华日军，虽然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官兵在英勇抗战中表现了献身的精神，如宝山血战、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顽强抵抗日军等，但局部的胜利依然不能挽救溃败的结果。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指导，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陷于被动，丧失了战斗力，在日军进攻下一溃再溃。在华北正面战场上，从8月到11月接连丢了南口、张家口、大同、保定、沧州、集宁、归绥、包头、石家庄、邢台、德州、安阳、大名、太原等许多城市。大好河山，顿时沦入敌手，丧师失地，使人民沦于奴隶的惨境。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所担负的战场，却节节胜利。9月23日，日军进攻平型关、雁门关一线，国民党军望风披靡。日军所向无敌，趾高气扬，企图直下太原。这时候开到前线的八路军总数不过3万多，在晋北前线的第一一五师，以机敏果敢的战斗作风，将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全部包围击溃于平型关，歼敌1000余人，毁汽车100多辆，缴获步枪千余支以及大炮、机枪等其他战利品。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首次遭到的歼灭性打击。第一二师在雁北活动的部队，10月10日伏击敌人汽车500多辆于雁门关之南。10月19日，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第三营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烧毁敌机24架。继而在正太铁路南侧，一二九师协同一一五师部队，连续在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了正向太原急进的敌人以沉重打击，前后又歼敌1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从出师至11月初，同敌人进行战斗百余次，毙敌1.1万余人，缴获步马枪1300余支、轻重机枪76挺，骡马2000余匹；毁敌飞机24架及汽车、坦克600余辆。
国民党百万大军，由于执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虽有部分将士英勇抵抗，但多数部队在敌人面前或则一触即溃，或则望风而逃，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在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指导下，以三师之众，向北挺进，连战连捷，团结人民挽救抗战危局。两种不同的指导路线，两种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才能胜利，这在抗战一开始就十分明显了。
第二节 从南京失守到武汉失守，蒋介石集团的动摇。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
蒋介石集团的动摇和南京的失守1937年11月间上海失守后，日军进逼南京，蒋介石集团悲观动摇起来了。被国民党所敬奉的德意法西斯，本来就想设法弥补日蒋之间的关系的；趁这个时机，德国大使陶德曼在11月2日（南京失守前夜）到南京见蒋介石，转达日方所拟停战条件六项：（1）承认伪满、内蒙独立；（2）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3）扩大《淞沪停战协定》非武装区；（4）中日经济合作；（5）中日共同防共；（6）根绝反日运动（甘介侯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对这种显著的亡国条件，蒋介石和国民党诸将领开会商量，当场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等人均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也表示赞同。蒋介石遂表示：（1）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2）华北政权要保存（《国防最高会议记录》）。
日蒋的这个阴谋买卖，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震慑下，在国民党内部一些不甘心亡国的人士的反对下，终于没有做成。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说：“遵照训令，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衷心的感激……他又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他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施子愉译：《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第四集，第一卷。）
12月，日军分三路包围南京。国民党15万大军在蒋介石指挥部错误战略指挥下，把军队完全集中在城里，不去出击，束手待毙，一经敌军包围，即仓皇退却。退却命令中给15万大军指定了同一的退却路线，又无时间次序，以致道路拥塞，秩序紊乱，军民老小纷纷奔逃，有的淹死江心，有的互相践踏。国民党高级官员却早已控制了全部交通工具，载运家私什物逃走了。南京沦陷，使上百万居民在日军入城后遭受了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杀。据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对敌酋谷寿夫判决书调查证明：我军民被敌射杀活埋者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的尸体经收埋者15万余具，总计我惨死同胞30多万人！日军在城内以“杀人竞赛”取乐，被奸淫妇女少者才9岁，老者到76岁，有的奸后又被剖腹，南京城内哭声震天，暗无天日！
从徐州失守到武汉失守，速胜论与亡国论的嚣张1938年3月，日军进攻山东台儿庄。由于中国官兵的英勇顽强，台儿庄人民的支援，八路军和民兵在敌后展开广泛游击战牵制了敌人兵力，经数日激战，歼灭日军1万余人，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国民党军事当局就此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大吹什么“反攻已将开始”，集中数十师的兵力在徐州，要和日军进行“准决战”。结果，后路被敌人切断。5月19日，徐州守军不得不又来一次大溃退，在敌人的空军和陆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蒋介石集团指挥的部队挡不住敌人，竟炸开郑州东北的赵口、花园口黄河大堤，想利用黄河大水阻止敌人前进，致使黄河改道，水淹四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大片土地一时竟成泽国，田庐荡然，数百万同胞的生命家产都惨遭浩劫。
徐州失守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亡国论和速胜论都很嚣张。以汪精卫、何应钦、张群等为首的亲日派亡国论者，从唯武器论出发，认为敌强我弱，中国武器装备不如人，尤其海军、空军不行，认为“抗战必败”或“再战必败”，打的结果就是“亡国”。他们故意高唱“焦土抗战”以恐吓人民，高唱“不打或可幸存”。每当战局不利，他们的言论就大大抬头，竭力主张妥协求和。另一派速胜论者，则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只能打三个月到六个月，六个月还不能结束战争，国际形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他们每当战局有利，即冲昏头脑，高叫“决战”、“反攻”、“半年胜利”、“一年胜利”，而每当速胜思想被事实粉碎后，就又转入悲观的亡国论调中去了。蒋介石则是忽而主张亡国论（他曾在1933年10月2日高级将领会议上讲话说，日本人要亡中国就像阎王要勾人命，“他要我们哪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哪一天死”），忽而又主张速胜论。徐州大溃退后，亡国论者悲观动摇得更厉害。汪精卫曾公开发表谈话，愿意接受和平调停，但在全国舆论的猛烈抨击下未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要求对抗战前途有一个全盘的科学分析，以便在抗战进程中有所遵循。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就指出了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也都曾在抗战初期阐明过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方针，但这一方针还没有为全国人民普遍了解和接受，为了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分析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一方面是敌强我弱；而另一方面是敌人为小国、退步、寡助，我则为大国、进步、多助。亡国论者只看见强弱的矛盾，而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强弱的矛盾。因此都是错误的。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410～411页。因此，确立了在政治上与战略上的抗日持久战的思想方针，指出抗战将经过战略的防御、战略的相持、战略的反攻三个阶段以取得最后胜利，特别指出全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478页。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中国人民在党的抗战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坚持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就是抗战必胜、人民必胜的基本保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示一点“进步”。在中国共产党的敦促下，1938年7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共产党派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为参政员（毛泽东未出席该会）。此外，还有各抗日党派、抗日人士参加。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大体同意的《抗战建国纲领》。国民党统治区内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些言论自由和民众救亡运动。全国一时呈现蓬蓬勃勃的抗战新气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1938年7—8月间却又封闭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等14个抗战救亡团体，继续高唱法西斯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滥调。《抗战建国纲领》始终没有见之认真实行。国民参政会本来是一个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没有实权的咨询机关，后来更完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操纵把持，成为独裁统治的装饰品。光明与黑暗在新形势下不断地搏斗着。
到了10月底，日军相继占领了广州、武汉后，一方面因扩展地盘太大，新占领的地区不得不分兵驻守设法巩固；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了人民武装，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使敌人不得不分出大部兵力对付游击队以巩固后方，所以抗战初期敌人长驱直入的形势停顿下来了。这就使抗战转入了相持阶段。
总计抗战的第一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共15个月；在这15个月中，这个保持半封建和半殖民地制度的国民党统治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每天都丧失大块国土。蒋介石集团一面压迫民众抗日运动，一面保存与扩大其嫡系军队，乘机消灭异己，妄想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并企图吞并、消耗所谓杂牌军、地方军，以利用抗战来继续其独裁统治的阴谋。这15个月，蒋介石集团把沿海沿江的半个中国的锦绣河山都丢光了，自己则退缩到四川，由“应战”变成“观战”。
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长中国共产党政治威信的空前提高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成长抗战第一阶段中，在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大溃败情况完全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把抗日和反封建密切结合起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他们踊跃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日益强大，从日军手里收回的解放区也不断得到扩大。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在各大城市和广大乡村进行抗日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虽处在国民党残酷的摧残和破坏下，但仍然在群众中形成了坚固的潜在力量。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抗日“种子”就发芽生长起来，到处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自从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中共中央就提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口号。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于1937年11月间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正式成立，并立即在广大抗日群众的支援下击溃了日军两万人的首次围攻，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同时，在山西以平津流亡青年为骨干，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抗日决死队。抗日决死队是山西的新军，八路军对它像兄弟一样，帮助其成长壮大。在冀中地区，原东北军三十五军的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一团人，拒绝国民党南撤命令，坚持冀中抗战，使冀中成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冀中回民同胞组织了回民支队，在马本斋领导下参加了八路军，积极抗击敌人。1938年初，我军萧克所部又开辟了以北平西部野三坡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由最初的北岳区（位于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条铁路之间）发展到包括冀中、平西、平北、冀东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堡垒。
在太行山区，由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的第一二九师在多次打破敌人分路围攻后，于1937年11月间建立了晋东南根据地。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就设在这里，成为指挥北方抗战的中心地区。12月间，晋东南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11—12月间，又先后组织挺进队、东进纵队，横越平汉铁路，于1938年进入冀鲁豫平原，与当地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会合。4月间，又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歼敌四千。晋东南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
在山东，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亦于1937年冬开始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建立鲁中根据地，后来发展为山东根据地。
到1938年3月，正是国民党战场丢弃风陵渡等地之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第一二师，却击溃了日军二十六师团，于岢岚、宁武等七县地区建立晋西北根据地。8月，又派李井泉支队向绥北大青山地区挺进，与那里杨植霖领导的蒙汉人民组成的骑兵游击队会合，建立大青山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后来便发展成为晋绥根据地。
1938年5月，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陈毅、张鼎丞、粟裕率领的江南部队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高敬亭、张云逸率领的江北部队，建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给敌人很大的打击。同月，宋任穷率领的骑兵团和徐向前率领的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的三个团及曾国华支队，挺进冀鲁豫平原，连克三十余县，建立冀鲁豫根据地。这正是国民党战场上徐州撤守的时候。
7月，八路军邓华、宋时轮所率支队挺进冀东，当地共产党员李运昌等领导群众举行了有名的冀东大起义，建立了冀东根据地。后来向北挺进热、辽，发展为冀热辽根据地。同月，敌军围攻苏南根据地遭我击败。9月，五万敌人二十五路围攻晋察冀，至11月7日为我击溃，歼敌5300余人。10月，国民党战场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共产党员曾生等在广东东江领导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后来成立了东江纵队，建立了东江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地红军游击队，在冯白驹等的率领下举起抗日旗帜，后改编为琼崖纵队，在琼崖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在各个根据地中，坚决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并停征田赋，废除苛捐杂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同时又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政策，这就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保证了抗战的需要。在各级政权中，实行了民主制度，使人民做了新政权的主人。发动群众，武装人民，组织民兵，根据地就日益强固起来。
中国共产党政治威信的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在抗战前和抗战中一再提出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伟大号召，充分地调动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抗战开始后，由于共产党员的组织领导和进步人士的响应，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救亡团体，出版救亡刊物，广泛地展开了救亡工作。工人、农民也大量组织起来。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斗争，如上海日本工厂工人纷纷罢工，离厂参加抗日工作；平汉铁路北段工人组织破坏队，破坏敌占铁路；冀东唐山七千矿工举行大起义，响应和参加八路军。各地不少青年学生、职员和中小学教员不避艰险寻找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天下人心归延安”这句话，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成为全国千百万觉悟青年一心向往的民主圣地，也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指导中心和培养干部的基地。进步的有志的青年，从遥远的南洋、两广、江南……全国各个角落，经历千辛万苦，不顾国民党一切阻挠，纷纷奔向延安。从西安到延安700里的崎岖山路上，来自五湖四海的男女青年，三五成群，背负行装，徒步跋涉，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关卡，一心奔赴延安，有的甚至遭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扣捕。那时，在延安设立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和许多党的领袖常常亲自教课和作报告。革命青年在那里学到了科学的革命理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又从那里出发，成批地走向南北各战场，去组织群众，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十二月会议及王明的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斗争，在共产党内也有反映，表现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路线的斗争。
1937年秋，王明从苏联回国，11月到延安。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反对洛川会议的决议，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他的右倾主张。随后，到武汉任长江局书记，他目无党中央，擅自以党中央名义发言，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王明右倾错误是：第一，抹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和国共两党的区别。王明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抗战营垒，主张“以抗日或降日为分野”，满足于“凡抗日者皆吾友”的抽象概念，而对蒋介石集团既抗日又准备降日、既联共又准备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态度不去作具体分析。他竭力为国民党捧场，替它涂脂抹粉，甚至抹杀国共两党阶级本质的区别，说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认为蒋介石“将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这种主张的实质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水平，把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降低到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水平。第二，他不了解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事事要求征得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同意。片面强调团结，否认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认为斗争有损于团结，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作消极的无原则的让步，这就适合了蒋介石企图限制共产党和人民力量发展的阴谋。第三，他信任国民党超过了信任群众，反对放手发动群众，认为放手发动群众会把蒋介石“吓跑”了。他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看成两个不同的阶段，反对抗日战争时期谈民主民生问题，反对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不要群众，不要领导权。因此，他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正规战上面，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他只看到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多和装备较好，看不到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质量，主张全国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实际上是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合并于国民党军队，任蒋介石吞并。他把人民的命运寄托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上。王明在武汉的工作，成天忙于拜访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军政要员。他一只眼睛望着国民党，一只眼睛望着大城市，而不重视切实组织群众武装，不重视农村工作，不重视游击战争，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第四，他认为抗战的胜利只能是国民党的胜利，抗战胜利后的天下只能是国民党的天下。王明曾到处反驳抗日胜利后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种说法，他甚至说：“听信抗日胜利了是共产党苏维埃的天下这种谣言的人，不但是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太隔膜，而且是对中国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无信心，这显然是有害的事情。”这是引导人民走旧民主主义共和国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和王明右倾错误的纠正1938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十多个月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方针，于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着重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要求全党同志明确地认识并认真地负起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他说：“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487页。会议中间，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表面上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实际上继续发挥其右倾主张。最后，毛泽东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批判了右倾的错误思想，着重就党领导统一战线和领导战争的基本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明。毛泽东再次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方针只能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独立自主地做一切应做的事。他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再一次论述了战争问题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首要地位。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结束了王明错误的干扰；确定了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在这个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大批干部就出发到敌后各根据地前线去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团结及其坚强的领导，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的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领导和坚持是不能设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