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局部反攻。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节 解放区的恢复和扩大。
第三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打退
解放区的恢复和扩大1943年，敌人对敌后解放区的残酷进攻虽然有加无减，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却从这种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了。由于执行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政策（民主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拥政爱民，发展生产，肃清特务，发展民兵），终于打退了敌人的残酷进攻。因此，1943年后解放区情况又好转了，军民战斗的经验也更丰富了。
在1943年一年中，敌人对我解放区的“扫荡”出动兵力千人以上者，有150次。这次“扫荡”是较前更带有毁灭性和长期性的。其中以9月至12月敌4万人对晋察冀北岳区的大“扫荡”最为紧张残酷。但我军也有较大规模的出击，歼敌很多。据统计，这一年八路军与日军作战24800余次，毙伤敌伪军13.5万多人，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堂等主力，俘虏伪军5.1万多人、日军420余人，攻克据点740余处，伪军反正6500多人。新四军作战5000 余，毙伤敌伪军6.2万余人，攻克据点200余处，反正伪军9000 余人。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先后击退了敌军万人“扫荡”东莞、十余路合击宝安沿海、5000人围攻中山，而取得胜利。我军在战斗中丰富了自己的经验。
1943年这一年，从华北、华中到华南的解放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恢复，有的地区还有相当发展。截至年底，解放区的人口已上升至8000余万，军队又发展到47万，党员发展到90余万。这样，就为我军发动局部反攻和大反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当解放区各级干部正在开展深入整风，全体军民战胜了1941年、1942年的困难，解放区得到了恢复和巩固之际，国民党顽固派着慌起来了。他们认为日军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有消灭掉解放区，如果他们再不赶紧加以配合，解放区便永远不能消灭了。为给进攻解放区进行舆论准备，蒋介石在1943年3月，出版了一本由他自己署名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伪造历史，贩卖反共反人民的封建法西斯“理论”，说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就是说，两年之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这本书一出版，日本法西斯的同盟社就评论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如果说其论述之方向，那是没有错误的；但由日本人观之，它只重复了已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东亚新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这样的一本反共反人民的“宣战书”，蒋介石竟强迫国民党统治区各学校机关作为必读书籍，以遂其毒化青年思想的目的。同时，他又利用当时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因已完成历史任务而宣布解散的机会，发动各地特务机关加紧活动，制造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舆论，于是，第三次反共高潮又发动起来了。
1943年6月底，蒋介石下令尽撤黄河河防大军，调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同时唆使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名义，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7月，国民党军炮击边区防地，气势汹汹，声言要八路军“交出边区”。
这次反共高潮和前两次一样，在中共中央对反共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政策下，遭到了有力的回击。在党的领导下，延安和敌后各解放区都纷纷召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发通电，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滔天罪行；同时动员全体军民，坚决准备以实际行动严惩那些敢于进犯的国民党顽固派。由于党在事前的揭露、声讨和军事上严加戒备，就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了顽固派并使反共军队无隙可乘。因此，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没有来得及发展成为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打退了。
在这次反共高潮前后，蒋介石统治集团和敌军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1942年3月，桂林突然出现一个名叫黑田的日本人去见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黄电蒋请示，蒋回令：“暂时看管，秘密谈判。”这个日本人即于1943年春被当做贵客接到重庆去秘密谈判。1943年5月，日本派了已经在上海投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带着敌参谋小林少将的使命和秘密条件飞到重庆劝降。吴开先到重庆时，国民党大员300多人到飞机场欢迎，蒋介石如获至宝，当做“上宾”招待。在1943年内敌酋谷荻公开四次向国民党诱降，国民党默不作声，绝不予以驳斥。这些充分证明，每次反共高潮都是和投降活动紧密配合着的。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制止，充分地显示了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和国民党反人民势力的衰落。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
第二节 日军的挣扎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危机。
中国人民为实现联合政府而奋斗
在日军新的进攻下国民党战场又一次大崩溃——豫湘桂战役1944年是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由诱降改为进攻的一年。这是由于日本看到欧洲战场上以苏军为主力的盟军在反攻中的节节胜利，太平洋上以美军为主力的盟军也发动越岛进攻，日本在海上的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可能，就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一方面有利于和盟国在中国大陆上决战，同时可以配合海上作战；另一方面也可以和孤悬南洋的日军联系起来。3月间，日军出动五六万人进攻河南。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有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等部40万人，但在日军进攻下一触即溃，接连失陷郑州、洛阳以南以西的49个县，平汉路很快就被日军打通，国民党军丧师20万人。5月，日军又以12万人在湘北发动进攻，湖南国民党军有30多万，且有美国空军、炮队协助，但也一打就败。6月18日长沙失守，8月衡阳沦陷，蒋介石的嫡系军长方先觉投敌（后又被敌人派回蒋介石处），从此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国土沦入敌手。国民党军的腐败无能，望风披靡，使日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8月底，湘桂战事又起，国民党当局无计划地下令疏散，桂林、柳州人心惶惶，乱成一团。从湖南到广西、贵州道上，难民如潮，途为之塞，火车拥挤伤人，达官巨商乘机把持交通工具，大发疏散财。医院、饭馆一律停业，忠心守城的将士连蔬菜茶水也得不到。爱国青年要求去战地服务，都被特务阻止。11月10日桂林沦陷，在该地的空军基地白白地炸毁掉。11月11日柳州失守。12月2日，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省独山县，逼近四川，重庆震动。至12月10日，日军在广西南宁和越南北部的日军南北会师。从中国的东北直到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终于被敌人打通。日军同时占领了浙、闽、粤各省的大部，控制了国民党仅存的东南海岸线的绝大部分。国民党军如此可耻的大溃败，起初还借口“诱敌深入”来欺骗人民，但这一诱敌把好几省丢掉了，却始终不见还击，就再也没法进行辩解。国民党统帅部的腐败无能更加暴露无遗，全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总计从3月到12月，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在法西斯主义政令、失败主义军令、反共反人民路线的指导下，在豫湘桂战役中造成了抗战以来第二次的大溃退，损失兵力六七十万；放弃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城，及郑州、许昌、衡阳、宝庆、零陵、全州、梧州、南宁等146个大小城市；丧失了20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多万人民；还有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豫、湘、桂、粤、闽、赣等各省无数物资富源，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陇海铁路开封至灵宝段、粤汉铁路岳阳至耒阳段、湘桂铁路全线、黔桂铁路南段及桂越路，都一起被日本侵略者囊括而去。苦难的中国人民又重罹一次惨重的浩劫，全国人民要求革除法西斯主义政令、失败主义军令，实现联合政府以挽救大后方危机的呼声，从此日益高涨起来。
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和危机在日军重新进攻下豫、湘、桂战场的崩溃，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的严重危机。这一次大溃败，不仅是由于国民党军事上的腐败无能，执行了失败主义军令所致，而且也是多年来，特别是从武汉失守后的五六年来，国民党在政治上厉行法西斯独裁，绞杀民主，经济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垄断操纵，疯狂掠夺，大发国难财，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的惊人黑暗所致。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在政治上越来越加强法西斯的特务统治，越来越凶残地压迫民主力量。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到处被捕被杀，工农大众毫无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时遭迫害。一切主张彻底抗日的进步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也越来越受到野蛮的钳制和迫害。如有名的爱国领袖邹韬奋所办的生活书店，几十个分店都被封闭或勒令停业，迫使邹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立足。经济学教授马寅初几次在言论中抨击了官僚资本发国难财，也被蒋介石以送西康“考察”的名义监禁起来。
在经济上，中国一切经济命脉都控制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买办手里。他们利用“抗战”招牌横征暴敛、囤积居奇、走私资敌……疯狂地集中全国财富到一两百亿美元，大部分存在美国。土地也加速集中在官僚大地主手中，使耕地缩小、生产大减、灾荒遍地。像河南一省110个县中受旱灾、蝗灾的达70余县。据国民党官方公报，灾民共达1140万。而国民党军驻河南的汤恩伯部，还要勒索征发、拉夫要粮，逼得人民以草根树皮充饥，所以河南民谚有“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的痛语（“汤”指汤恩伯及其部队）。广东海陆丰一带，竟有出卖女孩以每斤十元论价的悲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大财阀孔祥熙的二小姐出嫁，竟飞到美国去举行婚礼，所用的嫁妆，据长沙《大公报》1943年4月《谈孔小姐飞美结婚》一文中所说的花费来计算，可以救济10000个难民，可以开办一所很完备的大学，单是做嫁衣的工夫，就可以制成两个师的军衣。国民党大小官僚的贪污腐化，走私资敌，上行下效，已成为普遍现象。官逼民反，人民不得不反，1944年7月豫南就有数万群众的大起义。
中国人民为实现联合政府而斗争国民党政治上的法西斯独裁、经济上的贪污腐化、军事上的节节失败，使全国人民痛感到要缩短战争时间、准备反攻力量，非彻底改组国民党政府和革除它错误的政令、军令不可。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号召。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500多人首先响应这一号召，开会要求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中国民主同盟并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建立全国联合政府。10月7日，成都2000学生为要求建立联合政府而举行火炬游行，昆明学生纪念双十节举行了5000余人的大集会，通过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于1944年5月间就派林伯渠等为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国内民主改革等问题，但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在美国政府代表、帝国主义分子赫尔利的支持下，国民党顽固派居然提出一个完全和人民要求相反的“提示案”，用“军令政令统一”的名义，要把他那一套法西斯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扩大到解放区，甚至主张要把抗日的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因此，谈判半年多，仍是毫无结果。11月间，在国内民主运动的高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宣布对政府中几个部长位置作些调动，以表示其对改组政府的“诚意”，企图借此来欺骗人民。蒋介石集团的这种手段，使全国人民更加认清他们坚持法西斯独裁的真面目。这时，为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已开始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斗争目标。
第三节 解放区成为反攻的主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区成为抗战胜利的伟大支柱和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相反，解放区战场自1944年初，即开展了更大的局部的反攻。在华北、华中、华南各战场均取得了很大胜利。
在华北战场上，山东罗荣桓部在1944年一年的攻势作战中，共收复沂水等8个县城，解放人口740万。晋察冀聂荣臻部在本年一连串的攻势中，先后攻入县城29座，并曾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城市，拔除据点1500个，恢复村庄5000余个。晋冀鲁豫刘伯承部1944年一年共克据点千余个，收复县城7座，解放人口500余万，该区已控制完整县城11座。同时，刘部于1944年春从晋西南渡过黄河，开辟豫西根据地，3个月中作战130余次，活动面积5万平方里，直接威胁平汉、陇海两铁路和郑州、洛阳的敌人。晋绥贺龙部，1944年一年共收复敌占据点95个，解放村庄3108个，解放人口37万。
在华中战场上，新四军第一师粟裕部1944年毙敌1.5万余，克据点135处。3月初苏北车桥之战，该师获得极大胜利，俘敌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三师黄克诚部在几次攻击中粉碎了敌人对苏北的分割，使与一师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四师彭雪枫部从3月起在淮北发动攻势，歼灭伪淮海省主力郝鹏举部，完全控制了洪泽湖北岸地区，6月复西进，收复大块国土。彭师长每遇战斗莫不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幸于9月反“扫荡”中在萧县壮烈殉国。五师李先念部从4月豫湘桂战役以后，先后率部南下和北上，在豫南解放了遂平、汝南等县，在湘鄂边克岳阳、华容等地，解放人口150万，使豫鄂湘赣皖边区面积扩大到30万平方里，人口增至900万。苏南新四军在苏浙边两度发动攻势，攻入长兴、溧阳等县，使分散的游击区变为大块的根据地。七师谭希霖部，光复国土1.8万平方里，解放人口60万，我兵力推进到长江沿岸浦口等地，控制江防700里，包围了芜湖、安庆等城市。
在华南战场上，东江纵队粉碎了敌人20余次“扫荡”后，使华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人口300万，人民武装数万人，正规部队1.5万余人，并以空前的速度继续发展。海南岛琼崖根据地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据统计，1944年一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局部反攻中作战2万余次，毙伤日、伪22万余人，俘敌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近3万人。
我军在局部反攻中也更加壮大了。1944年计有八路军50.76万余人，新四军25.13余人，华南抗日纵队2.07万余人，合计我军共有77.9万余人。
随着局部反攻的胜利进展，各解放区民兵的数目也有很大的发展，本年各解放区民兵计有168.5万余人。山东沂蒙山区民兵发展数字平均占全部人口的8%，个别村庄达到20%。作战统计，仅太岳、鲁南、鲁中、冀鲁豫4个区即达10200次，克碉堡据点91座，毙伤俘日、伪军6688名。山地的地雷战，平原的地道战，给予敌人以全国抗日战争中人民抗日武装的兵力和战绩重大打击。民兵村村联防，封锁、困扰敌人，掩护群众，支援军队，在敌后抗战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解放区军民密切配合，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使敌人好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到处挨打；使解放区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并转入反攻。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捷报频传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在中国，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战场1944年的大溃退，更加扩大了沦陷区；另一方面，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残酷进攻，并已向日军发动局部反攻，广大的解放区已经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1944年12月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提出了“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四个中心口号。
中共中央这一重大号召，给了解放区军民以明确的奋斗目标，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切实地准备反攻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的号召，晋察冀解放区于1945年发动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由雁北、察南到平北、冀东，从冀中平原到渤海之滨，敌人被挤到各铁路沿线的较大城市中去，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下，晋察冀春季攻势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其他各解放区也于1945年春夏纷纷发动了猛烈的反攻。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中，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战绩，据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的统计，对敌大小战斗11.5万余次，击毙和杀伤日、伪军计96万余名，俘虏日、伪军计28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日、伪军计10万余名，日、伪总共损失计136万余名（其中缺华南抗日纵队1943年以前的数字）。
七年半中，主要的缴获则有：炮类共计1028门，机枪共计7700余挺，步马枪43万余支，攻克碉堡34000余座，攻克据点11000余个。
人民军队抗击敌人的数字，在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前，是抗击侵华日军的64%，抗击全部伪军的95%。而在此战役后，直到日本投降前，仍抗击着侵华日军的56%，抗击伪军的数目没有变。
这些战绩和数字，都是人民用鲜血来书写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解放区形势（1945年7月）
这样，在日本投降前，解放区已拥有100万的正规军，220万的民兵，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北19个省份的解放区——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等。这些解放区的人口已达1亿。人民的武装包围了从承德、北平到广州、九龙的各大城市，夹攻着从北宁到粤汉、广九的铁路线，控制全国海岸线的大部，成为中国人民反攻胜利的主力。
在解放区中，实行着各种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和建设，使解放区在战争环境中，建设着光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支持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首先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解放区自创立以后，就废弃了旧的反人民政权，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权；随后各解放区又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普遍地自下而上地实行民主选举，常常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认真参加选举，建立自己的从村到县、边区或省的各级政府和参议会；在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就是除了共产党员约占1/3外，有约占2/3的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这就是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以此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境内，还只有这个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因为它是真正由人民选举的，而国民党的政府，则是一党委派的压迫人民的独裁机构。
其次，在经济上是深入地减租减息和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和发动农民抗日，也为了团结地主抗日，解放区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农民抗日积极性提高了，踊跃参加军队，参加民兵，各阶层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是解放区能够克服困难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因。1939年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经济封锁，八路军、新四军就用自己生产来克服困难。1943年，中共中央号召全解放区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到1945年，耕地面积比战前增加79%，四年来人民开荒260万亩。以1944年一年来讲，产粮较1937年增加60%，产棉较1941年增加4倍。陕甘宁边区部队响应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号召，生产粮食8万多石，自给71%。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屯田部队还能达到全部自给，并把荒凉的南泥湾开辟成为一个富饶的“陕北江南”。各解放区根据1944年的不完全统计，扩大耕地面积将近200万亩。劳动生产成为解放区每个干部、战士的光荣任务，每人每年都向公家交一定的生产任务，以减轻人民负担。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各地又实行了毛泽东提出的“组织起来”的方针。农民广泛组织了劳动互助组、拨工组和合作社。这种新式的集体劳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有的农民做到了“耕三余一”、“耕一余一”（耕种三年或一年，可余储一年的粮食）。在战斗紧张的地区，实行劳力和武力结合，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经常掩护人民抢耕、抢种、抢收。除发展农业外，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也在生产运动中进一步发展了，公营工业和合作社事业也更加发展起来。
最后，在文化教育上，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改革。战斗、生产、教育，是解放区的三大任务。在延安，继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校之后，又创办了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等校。敌后各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如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在残酷战争中艰苦奋斗，始终坚持办学。在职干部虽在战争环境中也始终坚持学习。群众的识字运动经常热烈地进行，冬学、夜校、识字班、黑板报、小先生制普遍设立。小学和中学也坚持着学习。文艺工作者在党和毛泽东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下，大批地深入农村、工厂、军队中，创作了许多表现劳动人民、鼓舞人心的崭新的文艺作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解放区日益扩大、中国人民反攻阶段行将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下旬在延安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在中国的反攻前夜，团结全国人民，挽救由于国民党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时局危机；准备反攻，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大会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共755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全党的121万党员。
大会的程序共有四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和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程，报告全文约6万字，总题为《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他的报告详述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及中国人民觉醒和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并详述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在目前时期的具体纲领，说明中国共产党将为联合政府的成立及其民主纲领在全国的实现而坚决奋斗。第七次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制定了党的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大会的第一个历史标志。第七次大会的第二个历史标志，是在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学说和17年武装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完整的体系。大会的第三个历史标志，就是新的党章的制定，这意味着党内生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已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方针有了巨大的进步。刘少奇的报告，就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总结与发挥。大会最后一个历史标志，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思想——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包括了经过考验的、对各方面工作有经验的、在人民中有很高威信的、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们。
第四节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反攻阶段的到来解放区军民大反攻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反攻阶段的到来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意大利和德国两个法西斯侵略国家相继崩溃后，日本法西斯在军事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在1945年对日军发动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给日、伪军以重创。截至8月10日不完全统计，共毙伤和俘虏日、伪军12万余人，攻克城市53座。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也加紧了对日军的进攻。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以疾风迅雷之势，四路攻入日军战略基地——中国东北。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日军有利于负隅顽抗的战略地位和重要的战略基地宣告摧垮，百万精锐关东军也在苏联红军勇猛进军的激战下崩溃了。8月9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苏联参战已使对日战争时间大大缩短，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声明号召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解放区军民大反攻和抗日战争的胜利8月10日夜，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如遇拒绝投降缴械者，坚决消灭之。各解放区解放大军发动了反攻的大进军，进击日本侵略军控制的各个城市和交通线。
同时，日本外相东乡开始向苏联驻日本大使表示日本政府已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到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和历尽八年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都在热烈地狂欢地庆祝自己的伟大胜利。
但是，日本虽然宣布投降，日军却不执行投降命令，在中国各战场上，拒绝向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投降。所以，中国人民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经过激烈的反攻战争得来的。在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及统一号令下，吕正操、万毅、张学思所率部队和冀热辽边区李运昌所率部队，沿北宁路挺进东北，打回老家去，配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东北同胞；聂荣臻所率部队向平绥路东段、平汉路北段、津浦路北段反攻，解放察哈尔省和张家口市，包围平、津、保；贺龙所率部队向同蒲路北段、平绥路西段进攻，解放绥远、山西广大国土；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部队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黄河沿岸广大国土；许世友等所率部队向津浦路中段和胶济路进攻，山东108县解放了100县；陈毅、饶漱石所率部队向沪宁、沪杭甬、江南、浙赣、淮南等路及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反攻；曾生等所率华南抗日纵队则进击广九、潮汕两路沿线。
从8月11日到10月10日两个月的时间，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大反攻中，共收复国土31.52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7万人，收复城市196座，毙俘日、伪16万余人，日、伪投诚3万余人。从此，全国有1.5亿人民真正开始了胜利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整个华北及东北除几个大城市被美、蒋、日、伪合流的武装占领外，大部分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光复了。
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协助下，想一口独吞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他们勾结日、伪军，蓄意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中国人民在经过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后，又不得不进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新时期。
结束语
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仅全面抗战阶段就整整进行了八年之久（1937—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阶段，共14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前为局部抗战阶段；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后为全面抗战阶段）。这八年的全面抗战中，战争的进程，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分为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开始，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止，前后共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这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人民的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发展还很不够，还没有来得及和广大地区的人民结合起来，而国民党的军队虽有较大的数量，却因为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的反人民路线的指导下，不能起其应有的作用，致使正面战场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下，造成第一次的大溃退——从平、津、上海，一直退到武汉。但是在这个战略防御的阶段中，却发展了前进的积极因素，这便是人民军队的挺进敌后，同广大人民相结合，开辟了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就使得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不能继续前进，而必须回师敌后，来对付敌后抗日军民，于是，中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由日军的战略进攻、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防御的阶段，转入了第二个阶段——战略相持的阶段。
战争的第二个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是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开始直到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出兵为止，前后达七年之久。
相持阶段中，人民军队抗击侵华全部日、伪军的5/6，解放区战场成了中国八年抗战的主要战场，解放区军队成了中国八年抗战的主力，而所谓相持阶段实际上是解放区战场与敌军的相持。
国民党顽固派在相持阶段中采取了消极观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七年之中，他们仅仅抵挡1/6的而且是停止不进的敌人。1944年，当敌人稍一发动较大进攻时，就出现了国民党战场第二次大溃退——从豫、湘、桂一直退到贵州的独山。国民党顽固派在此七年中的主要活动是每两年发动一次反共高潮，前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1941年、1943年），作为同敌人勾搭以准备妥协投降的步骤。同时指使其大批将领率军投敌，以伪军名义配合日军在解放区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自己则缩在四川峨眉山上，观望风色，待机取利。
在整个相持阶段中，日军倾其全力“扫荡”敌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与指使五六十万伪军进攻解放区，致使敌后战场处在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极端困难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也不能及早得到迅速而充分的发展，因而相持阶段不得不延长了七年之久。
但是，敌后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终于从战争中锻炼出来了。他们不仅抗击了大批的敌人，而且从1943年开始举行了局部反攻，扩大了敌后解放区，并在解放区中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把敌人压缩和包围在狭小的一些城市里和交通线上，为中国人民夺取反攻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
由于1945年8月8日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进攻日军的重要战略基地——中国东北，使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三阶段——全面反攻的阶段终于到来了。日军虽然很快宣布了投降，但在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集团独占胜利果实的阴谋下，日、伪军并未向中国人民实行投降。因此，中国人民的每一胜利，都是在反攻作战中流血牺牲换来的，所以，否认中国抗战的反攻阶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人民在抗战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方面的伟大斗争：一方面是中国人民与国外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与国内抗战营垒中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路线，也就是破坏抗战的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这两方面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因此，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彻底粉碎了它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所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使它妥协投降的阴谋始终不能得逞。这样，中国人民才能配合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取得了中华民族抗战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