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武装的革命和武装的反革命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两个中国之命运、两个中国之前途的斗争，成为这个时期的基本内容。
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第一年，中国共产党虽然早已洞悉美蒋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但考虑到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愿望，为了最后挽救和平，仍以最大的努力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毛泽东亲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而作的斗争，一方面使全国人民从事实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从而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美蒋勾结布置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事实，使全国人民逐步从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而觉悟到要实现和平民主，就必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驱逐美帝国主义。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挥下，依仗其军事力量的暂时优势，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战争的第一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优势和正确军事方针下，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迅速被粉碎了。1947年3月敌人被迫转为重点进攻，但也很快被粉碎了。
蒋介石不但在军事上打了败仗，而且在政治上也打了败仗。伪国大的召开和伪宪法的制定，不仅没有使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孤立，反而孤立了反动派自己。由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殃民，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坚决保护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和群众利益的方针，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并在党的领导之下，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是蒋介石20年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胜利地发展。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同一天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47年冬，密切结合土地改革，全党又展开了一次以整顿农村基层组织为重点的整党运动。同时，人民解放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为了准备胜利，1947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阐述的各项工作的基本政策，成为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此后，党中央由毛泽东起草了一系列的党内指示，提出了团结乡村和城市中绝大多数人口，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的方针，纠正了人民革命浪潮中出现的某些“左”的偏向，保证了党的各项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党又加强了纪律性的教育和作了健全党委制的规定。这样，党为领导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在主观上的准备已经成熟了。
全国解放战争在1948年和1949年的进展极为迅速，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敌人已面临绝境。1949年1月至4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和平攻势”；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继而，胜利的红旗插遍中国大陆。
1949年3月，党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党对取得全国胜利以及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基本政策。同年7月1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发表，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全国性的伟大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修订再版说明
胡华所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它的前身《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算起，已历经60余年。先后印行过15版次、数百万册之多。最近的一次，是在1981年至1983年，经作者亲自增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印行十万余册。
在新中国诞生60周年之际，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再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者1987年逝世前曾留下遗嘱：“我的文稿，将来如有可能，可由胡安、胡宁、涓迅负责选摘、整理和出版。”我们作为胡华遗嘱的执行人，与出版社共同邀请胡华的学生陈威、谷安林二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进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修订。
参加本书具体修订工作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有：李颖（负责第一、二、三编）；王新生（负责第四编）；李蓉（负责第五、六编）。
修订中，本着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学术成果和提法相衔接的基本精神并参照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既保持了本书1981年版的体例、内容和叙述观点，也就一些史实提法、分期及数字等，进行了若干处修订，如：党的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划分年月，原为1924年1月，现改为1923年6月；原称“共产党小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现改为“共产党早期组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等。书中历史图表在1981年版的基础上，也同时进行了文字修订。我们认为，这些修订是符合胡华宣传革命历史、关注青年阅读的治学风格的。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欣然为这次再版作序，称胡华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教育家、宣传家”，他亲切回忆了胡华与本书的珍贵往事。叶灵先生与胡阳普、陈曦、刘一丁、邵唯实、胡韧、庞灵菲等为本书修订再版也贡献了力量。
对于以上人士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各界同志们为本书再版所作的努力并给予的支持，谨致深深的谢意！
胡宁胡安刘涓迅
2009年4月
中国历史概要摘自知识出版社1980年7月版《中国历史概要》（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著）；摘录内容为该书：一、引言；二、现代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三、后记。
引言
《中国历史概要》是在中国史学会主持下由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写的。初稿写成后，曾向史学界广泛征求意见，并根据这些意见作了几次修改。因此，这部书是集中了史学界不少同志的意见写成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有悠久的丰富的历史。本书编写目的在于简要地介绍中国历史，从而看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轮廓。
本书分三个部分：古代的中国、近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
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一样，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诸阶段。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中。中国农民阶级曾经不断掀起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所以，社会发展虽然迟缓，但终究是前进了。特别是秦末、隋末、元末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国力强盛、文化灿烂的汉、唐、明三个大帝国。整个中国历史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并和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合力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艰难而缓慢的。广大的中国人民受到重重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困苦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这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愈益深入，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也就愈益坚决而壮大了。1851年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一次高潮，它加速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崩溃过程。1900年农民阶级发动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二次高潮，在这次运动中，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极其野蛮的联合进攻，但帝国主义也受到中国人民的严重打击，被迫暂时收起瓜分中国的野心。1911年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革命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帝制不能复活了。但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非常软弱，不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彻底胜利。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完成。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这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已经强大到足以领导中国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爆发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消灭了国内的反动势力残余，经过了三年多的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照耀下，中国人民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具有高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
《中国历史概要》之“现代的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第一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结束。从1919年1月开始，帝国主义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所谓“和平会议”。这是一个宰割战败国和重分殖民地的分赃会议。在和会缔结的《凡尔赛和约》中，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各种特权。这个消息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表示誓死反对日本强占中国领土山东省的青岛等地，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接着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殴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京学生的斗争，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各地学生首先罢课响应。6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国罢工罢市来援助学生。从5日开始，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六七万人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帝政治罢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坚力量。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各地商人罢市，加上学生的罢课，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反帝革命运动，给予封建军阀政府以很大的压力。这样，反动政府不得不于6月28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震动了全世界。这个新型的群众革命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新觉醒，它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史上新的一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和这个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随着中国社会两个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的迅速增强，要求民主和自由解放的新思潮蓬勃发展起来。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中国的影响异常巨大。俄国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启示了中国解放的道路，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过去帝俄和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更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情和拥护。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到中国来了。以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4月英勇牺牲于军阀张作霖的绞架下）、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变成了取消派）、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从此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主要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又进一步推进了新文化运动。介绍新思想的刊物、书籍、报纸大量发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中都起着领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经过他们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影响了一大批青年。这样，五四运动就在思想上和干部培养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进入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新民主主义论》）列宁在1918年到1920年间，对东方的民族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特别是在1920年召集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所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列宁的指示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在长辛店、上海、湖南等地工人群众中工作，帮助工人建立工会、工人俱乐部和劳动补习学校，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创办各种通俗小报，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
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帮助下，在上海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差不多同时，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以及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各地共产党小组选举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13个代表，代表着50多个党员，在中国工业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包括章程），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大事件。这个党虽然还很小，但是由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武器，所以它能够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一步一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规定了自己的第一个中心工作是从事工人运动，首先发动自己的阶级力量，使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党成立了公开的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三种剥削和压迫，处在最痛苦的无权利的地位，他们有着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和迫切的解放要求。他们一旦得到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斗争的怒火便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这13个月的时间内，几百个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发动和领导了全国各大城市、工矿中心和重要铁路、航路交通线的30多万工人，举行了100多次罢工斗争。
罢工浪潮是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的。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而举行罢工。2月底，香港全体工人为支援海员而举行了总同盟罢工。全国各地工人也热烈地支援香港罢工工人。3月初，罢工得到完全胜利。这次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广州召开，这次大会对统一各地工人运动的领导、进一步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纲领，作为自己斗争和号召人民革命的明确目标。为了解决这个任务，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12人，代表党员123人。大会通过了党的宣言，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宣言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宣言详细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党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宣言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号召，规定了联合战线的具体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指出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大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口号。从此，中国人民就在这个战斗口号下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大会还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罢工运动，此后，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等地以及铁路、矿山、航运各产业部门都接连发生了罢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近两万工人的大罢工，有开滦煤矿四万多工人的全体大罢工。这些罢工大多数都得到了胜利。
在罢工运动日益扩大深入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起来对罢工采取血腥镇压，发生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流血惨案。京汉铁路总罢工是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而引起的。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分工会代表集合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派军警横加制止。为了抗议军阀的压迫，从4日中午开始，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在帝国主义者策动下，7日，在汉口江岸，军阀对罢工工人实行残酷镇压。同日，在长辛店和郑州也发生了同样的屠杀事件，这就是工人运动史上的二七惨案。在这个惨案中工人被杀的约40人，受伤的300多人，被捕的40人。工会均被捣毁封闭。优秀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他们宁死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
二七运动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声势最大的一次罢工，也是这次高潮的最后一个浪潮。二七运动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二七运动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以二七为顶点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了。同时，也使世界工人阶级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二七事件向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问题：工人阶级不能只靠自己一个阶级去和敌人战斗，它必须联合一切可能革命的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革命的人民必须武装自己，才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二七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混战这时，国内政局处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各派军阀混战的局面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主角是美、日、英三国。美国在大战中，通过卖军火、贷款大发战争财，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资本输出国。它对于太平洋上的霸权，是势在必争的。日本利用大战机会在中国夺到的利益最多。巴黎和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就使日本有进一步独占中国的趋势。美、日两国竞相掠夺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中的要角。英国向来在中国保有最大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起美、日两国显得有些停滞不前，而日本在华势力日益膨胀，也损害了它的利益。这种形势使美、英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
1921年11月，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英联合起来对日本施加压力，在1922年2月签订了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的《九国公约》。公约在名义上“尊重中国主权完整”，实际上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一个协议。它以“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为基础，取消了日本在大战时暂时取得的对中国的垄断地位，而代之以由美国作首领和英、日等国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
华盛顿会议以后，在美、英联合迫使日本作了某些让步的情况下，美、英同日本之间互相争夺中国的冲突有了表面上的缓和。但实际上只是更换了斗争的方式，减少了彼此之间直接的争吵，而加强了假手自己豢养的军阀加紧进行争夺地盘的战争。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中国封建军阀。自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派。直系以冯国璋为首（1918年底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为英、美所支持。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是日本在中国的走狗。此外，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和日本相勾结。他们还各自代表国内各派买办豪绅阶级的利益。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的斗争，表现为各派军阀的连绵不绝的内战。袁世凯死后，皖系操纵北京中央政权。1920年7月间，直皖战争爆发于河北的杨村、涿州一带，直系打败了皖系，夺得了北京中央政权。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于河北的长辛店、马厂一带，直系再次得胜（直系在北京的统治维持到1924年10月）。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南方一部分军阀各自与北方军阀互有勾结，南方各省也不断发生战争。
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帝国主义新侵略和军阀混战的情况下，农民生活十分痛苦，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兵灾、天灾接连发生，地租和高利贷日益加重，使农民的斗争以各种形式发展起来。南方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如彭湃领导的广东海丰总农会和谢怀德、刘东轩领导的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北方农民原始的自卫斗争（如红枪会）也更进一步发展了。
工人受到更残酷的剥削，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团结也加强了。
从1922年开始，西方各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曾经一度迅速发展的民族工业，又受到挫折而陷于停滞和危机状况。这种情况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纺织业、面粉业发展的停滞。面粉在1915—1921年每年都是出超，1922年就变为入超，而且在1923年、1924年，每年入超数量竟达五六百万担之巨。中小资产阶级因工业发展受到挫折，也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军阀内战。
各革命阶级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更加增长了。
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要求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情况，根据二七惨案的教训，认为必须组织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推动革命前进。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李大钊、毛泽东、陈潭秋、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等30人，代表党员432人。经考证，此次大会到会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
——编者注大会讨论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大会决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方针，就是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通过这种组织形式来团结和组织革命的力量，但共产党仍保持自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大会在讨论时曾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以当时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为代表，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归国民党，这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另一种倾向以张国焘（中国革命的叛徒。在党内错误极多，造成了极大的罪恶。1938年春季，只身逃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投入了国民党特务集团）为代表，认为共产党不应当和国民党合作，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因而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这是“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在毛泽东等的反对下，大会否决了这两种错误意见。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名的宣言，宣言中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基本纲领，规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出席这次大会的共产党员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这次大会上起了重要作用。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次大会成为革命新高涨的起点。从此，中国现代历史进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次大会以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又帮助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的军队。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熊雄等先后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育工作。军校中的许多学生也是党从各地选派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是军校的革命骨干。1924年10月间，革命军队在广东工农群众帮助下，镇压了广东地主买办武装——商团的反革命叛乱，使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稳定。
这时，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除积极帮助中国革命以外，并通过与北京政府签订平等条约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在苏联的努力和中国人民舆论的要求下，北京政府在1924年5月31日终于同苏联正式签订中苏关于解决两国一切悬案原则的协定，建立邦交。
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各地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二七惨案后一度趋于低落的工人运动这时又重新高涨。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运动发展很快。在湖南、河南、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农民协会的组织也秘密发展起来。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影响到北洋军阀内部的分化，1924年10月，冯玉祥所部从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倾向革命，在直奉战争中举行了北京政变，打垮了穷凶极恶的直系军阀。此后，北京中央政权虽然仍落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和皖系军阀手里，但在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所统治的河北的一部分、察哈尔和河南等省，工农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开展。中国共产党并在全国发起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
为了迎接革命的高潮，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等20人，代表党员980人经考证，代表党员994人。
——编者注。大会讨论了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问题。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党的组织。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问题的决议，并决定了领导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这次大会为群众斗争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同年3月，为了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北上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哀悼。
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大革命风暴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群众革命运动更迅速发展起来。上海、青岛的日商纱厂工人相继举行大罢工。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大会产生了以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同日，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
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枪杀了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杀伤了工人十余人。为了抗议这一屠杀事件及为了反对上海租界工部局将要通过的危害中国民族工商业利益的三个提案，5月30日，上海两千多学生上街演讲，被租界巡捕捕去数百人。于是，近万的学生、工人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0人，重伤15人，又捕去53人，这就是有名的五卅惨案。此后，英、日、美、意、法等帝国主义开来大批军舰和海军陆战队，至6月4日，上海人民被帝国主义武装枪击死伤的共有一百多人。
南京路大屠杀发生以后，上海人民十分愤激。中国共产党为此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来领导人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5月31日，20万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在上海工人阶级的推动下，6月1日起，上海全市20多万工人罢工、绝大部分商人罢市、5万余学生罢课，并继续进行游行示威。6月7日，上海总工会和上海的学生、中小商人的团体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并提出了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各种武装力量等17条交涉条件，向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斗精神。
五卅惨案也激怒了全国人民。在北京、汉口、南京、长沙、天津、九江、济南、福州、青岛、郑州、开封、重庆、杭州、张家口等地，举行了多次罢工、罢市、罢课或农民的示威运动，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并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许多地方的集会游行群众和反动政府军警发生了流血冲突。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大浪潮。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在反帝国主义革命高潮中，斗争最有力的是香港和广州的反帝运动。为了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6月19日，香港十余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布罢工，并陆续回到广州，广州英租界的工人也同时罢工。这就是“省港大罢工”。6月23日，罢工工人在广州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沙基时，遭受英、法、葡炮舰及军警枪炮轰击，死伤200余人，这就是有名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群众反帝情绪更加沸腾，6月29日，香港的罢工工人共达25万人，撤回广州的达到13万，使繁荣的香港一时成为“死港”。罢工工人成立了领导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了两千多人的工人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在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工人纠察队分布在广东各口岸，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并设立法庭，审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次罢工在中国共产党及著名工人领袖邓中夏、苏兆征等的领导下，在广东革命政府和广东农民的支持下，一直坚持了16个月，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同时，由于有十余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作为支柱，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广东革命政府也更加巩固了。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参加革命的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在1925年一年内，广东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举行了肃清广东境内反革命军队的战争。在2月和10月间，先后举行了两次东征战争，肃清了盘踞在潮州、汕头和惠州的陈炯明军队。在6月间，又消灭了驻扎在广州一带的阴谋叛变的滇桂军阀部队。在这些战争中，广东工人和农民极大地援助了革命军队。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战争中起了先锋骨干作用，使战争迅速取得胜利。周恩来担任了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攻克潮汕后，又担任了潮汕地区行政委员，发动工农运动，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到1926年春，广东全省就完全为革命军所统一了。
就在当时（1925年12月），革命导师斯大林就已预见到中国革命将以不可估量的力量发展起来。他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斯大林全集》，中文1版，第7卷，242页。
斯大林的这个科学预见，是根据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条件和各种力量对比的科学分析得出来的。中国革命势力后来的大发展，正是证实了他的预见。
五卅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著名农民领袖彭湃等领导下，广东的农民运动有了飞快的发展。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了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据统计当时参加农民协会的有62万人以上。从1926年5月开始，毛泽东在广州领导了有名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共产党从全国21个省和内蒙地区选送许多农民运动干部，到该所学习。课程除毛泽东亲自讲授外，还由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彭湃、李立三、阮啸仙等同志担任。学员毕业后被派回各省工作，成为后来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
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对革命的阴谋篡夺在五卅运动后，革命阵营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畏惧工农运动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威信的增长，发出了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内代表地主买办势力的一部分右派，则公开从国民党分裂出去，成为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这些右派分子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会反对革命，故称为“西山会议派”）。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下，虽然以纪律制裁了“西山会议派”，但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却缺乏应有的警惕。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也缺乏认识。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毛泽东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他要求革命者提高警觉。文章是特别针对当时党内的严重情况而写的，即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右倾和“左”倾两种机会主义倾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忘记了农民，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接受；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提防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企图打击共产党、打击革命、以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3月18—20日，蒋介石指使其党羽以蒋介石名义命令共产党员当舰长的中山舰从广州开到黄埔，然后造谣说：中山舰擅自开动，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派兵扣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宅，强迫共产党人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内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对这一阴谋事变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态度。从此，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领导权就被蒋介石篡夺。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这一提案的通过，进一步削弱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一再让步，实际上是帮助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使民族资产阶级右翼逐步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于是在这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便埋伏下严重的危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当时，革命运动仍然是继续向前发展的。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分三路向北洋军阀进攻。北伐战争是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是这次革命战争的主要推动者。但是，蒋介石等新右派分子却企图使这次战争循着争夺地盘——取北洋军阀而代之——的路线前进，以便逐步实现他们的叛卖革命的阴谋。
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下，北伐军进展很快。北伐军主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以共产党人叶挺所部独立团为先锋，通过湖南省，进入湖北省，经过汀泗桥和贺胜桥的血战，在9月7日占领汉口、汉阳，10月10日攻克武昌。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福建、浙江方面，北伐军在12月收复福建全省，并进入浙江衢州。在江西方面，北伐军于11月8日攻克南昌，接着沿长江东下。在北方，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苏联顾问团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由绥远南下，12月间，奠定陕西全省基础。
北伐战争迅速取得巨大的胜利，是因为这次战争符合革命发展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要求；是因为这次战争在国际上有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援助，苏联顾问还帮助制定北伐的战略计划。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省港罢工工人大批参军。北伐军进入湖南以后，湖南广大农民和铁路工人给北伐军以极大的帮助。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北伐军中起了很大的骨干先锋作用，这样就使北伐军取得了迅速进展。
在北伐军收复的广大地区，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起来。武汉工会会员迅速增加，到1927年初已有30万人，并建立了武装纠察队。1月初，汉口、九江的工人和广大群众驱逐了英帝国主义者，占领了租界，并在武汉国民政府支持下收复了英租界。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继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两次起义失败后，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占领了上海。这时，北伐军势力已到达整个长江流域，并向黄河流域发展。同时，农民运动在南方各省也迅速发展，尤其是在湖南，组织在农民协会中的农民有数百万人，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起来打倒豪绅地主，以至没收地主土地，在许多乡村中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意见在1926年11月间，当革命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时，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发展前途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就在这时，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说。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正确指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帝国主义假手于中国反革命力量而进行干涉的严重危险，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斯大林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真正革命军队并注意研究军事；指出必须彻底展开农村革命，满足农民要求，以加强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起来掌握革命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而斗争。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斯大林又曾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所应采取的政策连续地给了许多及时的指导。
1927年初，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使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空前地尖锐化。无产阶级是否支持和领导农民运动，是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问题。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他在3月间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毛泽东在报告中充分说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革命者必须坚决站在农民运动前面支持和领导农民的斗争。他驳斥反动派污蔑农民革命“糟得很”的叫嚣，指出：豪绅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而农民起来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他认为，地主阶级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只有放手发动农民进行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才能打翻地主阶级。他指出，农民推倒了地主权力之后，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以保卫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党内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指责工农运动“过火”的错误论调。
在当时，如果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意见能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所接受，那么，革命就可能避免以后的失败。
国民党反动派叛卖了革命 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吓坏了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帝国主义者也在1927年3月24日炮击被北伐军解放的南京，并增兵上海，以威胁民族资产阶级，引诱其叛变革命。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蒋介石集团就和帝国主义者及集中在上海的封建买办势力勾结起来，采用血腥手段来叛卖和镇压革命运动。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工人群众和共产党员实行大屠杀。接着，在广州、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都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大批革命工农和共产党员被逮捕和屠杀。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陈独秀分子的路线错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危险失去应有的警惕和防备，以致在反革命的突然袭击下，革命势力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而遭到惨痛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局部的失败。民族资产阶级附和帝国主义和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帝国主义者和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蒋介石集团为新的工具建立了南京反革命政府。从此，革命阵营由四个阶级变为三个阶级，革命处在危急之中。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经考证，到会代表为82人。
——编者注，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批评了党的领导机关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而陈独秀在大会后继续执行他的阶级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在大会上，农民土地问题、对武汉国民党的策略问题以及加强革命政权、武装工农、制定经济政策等亟须解决的问题，也都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大会以后，在武汉革命政府统辖下的湖南、湖北等省的工农革命运动继续在高涨；但这些地区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和帝国主义、蒋介石反革命派相呼应，发动了反革命叛乱。5月17日有湖北夏斗寅的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叶挺部讨平。5月21日又有长沙许克祥的武装叛乱，大批屠杀革命工农和干部；同时，在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发出了许多压制群众革命运动的训令。对于湖南事变和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倾向，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不但没有组织抵抗，反而命令工农群众自动解除武装，企图以妥协和退让来求得和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的合作，但结果适得其反。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举行反革命政变，封闭各种群众团体，接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这样，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当时的革命力量，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拒绝了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但是，这次革命深刻教育了革命人民，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可以打倒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而牺牲奋斗的革命政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同时，这次革命也给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以丰富的经验教训，锻炼出了一批党的干部，继续领导中国革命事业前进。因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可以说是一次革命的“总演习”，它启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如何去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第二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不仅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买办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且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革命。继续革命的只剩下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以国民党反动派为新的工具，代替北洋军阀，建立了反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统治。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是依靠帝国主义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对外是投降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卖国集团主要是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同时也处处仰承日本帝国主义鼻息。
美、英、日等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夺中国市场的斗争，作为这种斗争的反映，是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比以前更加频繁。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的三年间，有大规模军阀战争六七次。1927年10月爆发了南京的蒋介石、李宗仁同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之间的战争。11月，爆发粤、桂军阀争夺广东的战争。1928年2月，爆发了英、美所支持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四派为一方，同日本所支持的张作霖为另一方争夺华北的战争。1929年3月，又爆发了蒋介石同李宗仁争夺华中的战争。10月，有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战争；12月，又发生了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1930年4月，爆发了蒋介石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此外，云南、贵州、四川、山东各省小军阀的混战，也是连年不息。这些内战据估计战死的约50万人，战祸遍于大半个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些军阀战争都是蒋介石方面得到了胜利。其原因是由于他挟持着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取得了美、英等国大量援助，并且有上海、江浙金融财阀的支持。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作为镇压革命和剥削中国人民的总工具；一方面又继续采用分裂政策，扶植两广、四川、西北、东北各个地方军阀保持半独立状态，支持他们不断地同南京政府公开对立以至进行战争。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是依靠地主买办阶级，特别是江浙金融财阀而建立起来的地主、买办、军阀、官僚、流氓、党棍混为一体的统治。这个政权的实质和北洋军阀并没有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在形式上以国民党的新军阀代替了北洋旧军阀，并盗窃了曾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旗帜，作为他们反革命欺骗的幌子，实行比北洋军阀更为凶残的法西斯统治。
关于这个反革命政权的本质，毛泽东早在1928年10月就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毛泽东选集》，1版，第1卷，47页。
这个残忍黑暗的反动统治，对中华民族的精华——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杀戮。从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四五年间，直接被杀害的革命者在100万人以上。一大批党的优秀领导人，如郭亮、蔡和森、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恽代英、向警予、熊雄、彭湃、罗登贤、罗亦农、王荷波、陈乔年、夏明翰、孙炳文、何孟雄等都在这期间惨遭杀害。
但是，不管蒋介石集团如何杀人不眨眼，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吓不倒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937页。
八一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和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部3万余人，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这个起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军队，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大旗。但是，起义队伍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南下向广东进发。他们经过福建，占领了广东的潮州、汕头。10月初，远征队伍在和优势的敌人作战中遭到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冲到海陆丰和当地农军会合，另一部分约1000人由朱德、陈毅率领，辗转到湖南南部领导农民起义，扩大队伍至9000余人。后来，朱德、陈毅带领这些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相会合，这是中国最早的工农红军的来源。
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集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彻底克服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组织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会议决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领导农民分配地主土地，以武装起义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
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东部江西西部一带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9月间，毛泽东将参加起义的平江、浏阳的农军，安源的矿工和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分路攻打醴陵、浏阳、平江，以便进一步进攻长沙。但在作战中遭到了挫折。毛泽东把失败后的部队集中于湖南浏阳文家市，决定放弃打长沙的计划，转向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经过艰苦作战，10月间，这个部队到达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井冈山区域，在那里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了广州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五六万人，建立了广州人民革命政权。经过三天英勇的血战，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反扑，这个起义终于失败了。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人民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集团的严重打击。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样，是创立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4月，朱德率部和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部共一万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无产阶级领导的完全新型的工农武装部队的创建，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红四军在井冈山附近各县展开游击战争，发动农民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并连续粉碎了湘、赣军阀部队的三次围攻。
毛泽东向井冈山进军的伟大意义在于，把革命失败后从城市里退却，和向农村进攻结合起来。毛泽东在1928年10月间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著名论文。他指出，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各派军阀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就造成了一种缝隙，使乡村红色政权能够在四周围白色政权中产生和存在。他指出，根据党的正确领导，把红军战争、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三者结合起来，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就能够逐步发展和扩大乡村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取得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毛泽东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新的正确的发展道路。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4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肯定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会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并通过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
1929年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同年3月至12月又三度入闽，与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地方党和起义部队结合，开辟了闽西根据地；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1927年冬，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到1930年夏成立了红十军，开辟了闽浙赣根据地；以后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组成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1927年11月到1928年11月，吴光浩、潘忠汝、戴克敏、吴焕先等领导的黄麻起义和周维炯、漆德伟、徐其庶等领导的商城、六安起义的游击队，发展到1929年在鄂东、皖西、豫南三个地区各成立了一个师的红军。1930年春，在曾中圣、许继慎的领导下，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统一编为红一军。随后，又与鄂中的红十五军扩建为红四军团，徐向前任总指挥。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回到湘鄂西，和已在当地坚持的贺锦斋、段德昌、段玉林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先后在湘鄂边和洪湖地区建立了红四军（后改为红二军）和红六军。1930年两个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创立了湘鄂西根据地。1929年12月到1930年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率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和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先后在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以及工农民主政府。1928年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渭华起义，起义后在关中、陕北一带进行游击战争。总计在1929年、193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西、广东、河南等地境内先后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而以江西根据地为中心。
在工农民主政权所在地和红军所到的地方，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根据地党组织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毛泽东主张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但同时给富农以经济上的出路，给一般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凡是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地区内，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了，农民获得了大翻身，他们就积极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作战。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是红色区域能够长期存在、红军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广大农民的支持，中国工农红军壮大起来了。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经有13个军，约6万人。红军的建军原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军队，是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军队本身是民主的，它反对军阀主义、流寇主义倾向。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自己的优点，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当时的主要战争形式；采取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来战胜敌人，壮大自己。由于中国工农红军是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来进行建设和进行作战的，所以它能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打不垮、拖不烂、无坚不摧的力量。
红军运动的高涨，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年12月，蒋介石军队开始了对江西中央根据地的大规模围攻。在中央根据地的党和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指导下，工农红军从1931年1月到9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大围攻，从而壮大了红军力量，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及关于红军政策、经济政策、工农检查、少数民族等多项重要决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创立了中国红色区域统一的工农民主中央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全国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1929年末，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危机。垄断资产阶级用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方法，镇压工人阶级；又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本着它一贯的侵略政策——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再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在1931年9月发动了强占中国东北的事变。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沈阳，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200万平方里领土和3000余万同胞在三个多月内全部沦于敌手。日本后来在那里组成了一个“满洲国”傀儡政府。日本强占东北的事变激起了中国人民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首先提出抗日的号召，要求反抗日本的侵略。东北人民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抵抗。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工人举行了反日大罢工，全国各地人民自动起来抵制日货，许多城镇都举行了反日集会和游行示威。日本的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原来投靠蒋介石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开始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不满。1931年12月，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学生三万人在南京集合，抗议国民党出卖东北，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血腥屠杀。这一流血事件，更引起了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愤慨。
英、美、法等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起了帮凶的作用。他们对日本强占东北事件组织了一个国际联盟调查团，到东北去调查，调查结果竟荒谬地主张中国领土东北应由“国际共管”，实际上是鼓励日寇由东北进一步去进攻苏联。当时国际上只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仗义执言，痛斥日本的侵略行为。
企图一举灭亡全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月28日突然进攻上海。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的推动下，驻上海的蔡廷锴等所部第十九路军违反蒋介石国民党的意志，起来迎击日寇。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上海的工人、学生组织义勇军参加前线作战或从事支援战争工作。上海各界人民和全国广大人民也都募捐声援，给了第十九路军很大援助。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出卖，这个英勇抵抗在坚持一个多月后失败了。上海抗战被出卖后，九一八事变后掀起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被镇压下去了。但抗日运动仍在此起彼伏地向前发展。1933年5月，抗日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宝昌、沽源等地；同年11月，国民党爱国分子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抗日人民政府，和红军合作抗日反蒋。但他们先后都被蒋介石国民党勾结日本侵略者镇压下去了。
中国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1932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调集五十万兵力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攻。到1933年2月，中央根据地红军在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指挥下英勇作战，蒋介石的进攻又被粉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为了团结国内武装力量抗日，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主张愿与国内一切愿意停止进攻红军、愿意武装人民、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军队合作，共同对日作战。这一号召在国民党内得到了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爱国将领的响应，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继续对日投降和组织对红军的更大规模围攻。在美、英、日、德、意等国支助下，蒋介石在1933年10月间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攻。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内以陈绍禹、秦邦宪为首的“左”倾分子违反了毛泽东等所制定的军事路线，实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左”倾的错误政策，虽然经过了红军一年的英勇战斗，仍未能粉碎这次围攻。这样，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6日，工农红军主力突围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项英、陈毅等领导一部分红军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他们经过十分艰苦的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成为后来新四军的基础。
长征的红军经广东、湖南、广西，在1935年1月到了贵州遵义。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根据战争的严酷实际说服了许多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纠正了党中央领导上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抗日。中央红军向西经过云南，绕道四川、西康边境，于6月间到了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和由川陕根据地退出来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接着又越过大雪山继续北上到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在这里，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反对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进。经过艰苦的草地行军，经过在甘、陕境内的残酷战斗，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相会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也到达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师。
红军的长征经历了一年的时间，跋涉了11个省，走了二万五千里。在长征途中打败了国民党军411个团几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走过五岭、乌蒙的崇山峻岭，强渡过天险的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爬过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走完千里无人烟的水草地，抢占险峻的腊子口要隘，一路上经历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得到了沿途广大人民和苗、彝、藏等少数民族的帮助，终于胜利完成了长征的历史任务。长征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力量不可战胜的表现，这一胜利锻炼了红军主力和党的干部，鼓舞了全国人心，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和其姻亲宋子文、孔祥熙及其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利用政治权力掠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血汗，并取得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在经济上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在政治上组织庞大的特务组织，厉行法西斯统治，镇压一切抗日革命运动。对日本侵略者则继续采取退让政策，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对日本占领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予以事实上的承认。1935年5月，又签订《何梅协定》，进一步实际承认了日本对华北的控制权。这样，在蒋介石国民党放手卖国的情况下，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了。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嗾使汉奸发动“冀东事变”，在河北东部22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同时发动华北伪自治运动，把侵略势力伸展到整个华北。
民族灭亡的危机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也有了明显的抗日倾向，国民党营垒中对抗日、降日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根据共产国际关于组织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方针，在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党的这个新政策。
全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要求，爆发为“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要求抗日救国、反对反共内战的游行示威。16日，再次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大示威震动全国，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民主新高潮。杭州、天津、上海等全国许多城市的学生、工人和各界人民也相继举行抗日救亡大示威。上海和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抗日救亡书刊如雨后春笋大量地出版。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继续蓬勃发展和深入，为后来抗日战争的发动准备了条件。
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有了很大发展。自从东北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协助下，东北抗日义勇军曾有很大发展。1934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统一了全东北抗日武装的名称，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七个军，由杨靖宇任第一军军长，王德泰任第二军军长，赵尚志任第三军军长，李延禄任第四军军长，周保中任第五军军长，夏云杰任第六军军长，李学福（葆满）任第七军军长。1935年，扩编为十一个军和一个独立师。1936年，更进一步将各军分编为三路，确定三个方面的游击作战。由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任第二路军总指挥，赵尚志任第三路军总指挥（后由李兆麟担任）。抗日联军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东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英勇的长期抗日战争。东北人民在极端困难环境中用种种方法支持联军的斗争。抗日联军领导者杨靖宇、李红光等在人民中有着崇高的威信。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国民党一部分爱国军队中发生了深刻影响。1936年春，经过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的谈判，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部和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开始和红军实际停战，建立抗日友谊关系。同年12月12日，他们拒绝了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在西安发动了兵谏蒋介石的事变，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势，力主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事宜。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以后被释放。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的政策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西安事变是历史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国内和平和准备抗日的新局面开始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也逐渐降到次要的地位。日本侵入华北及灭亡全中国的企图，危害了英、美的利益，英、美在华北事变后也愿意中国对日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这就影响到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逐渐改变其对日态度。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联共抗日的政策。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了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在1937年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日”而斗争的新方针。
毛泽东在这时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他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7年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理论上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推进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事业。在这十年中，无数共产党人、党外革命家和革命人民的牺牲奋斗是可歌可泣的。在这十年中，中国人民积蓄了丰富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关于进行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事业，也以毛泽东的理论工作为代表，得到了伟大的进展。十年的艰苦斗争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干部，保存了一支坚强的工农红军，保存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革命事业的支柱和后来进行抗日战争的基地。
第三节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世界资本主义自1933年陷入不景气状态后，1937年下半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这时，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疯狂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于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郊卢沟桥发动了进攻。当地中国驻军自动奋起抗战。次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蒋介石国民党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经过动摇犹豫，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日寇的大举进攻严重打击英美在华利益和四大家族利益的情况下，被迫抗战。同年8月，陕甘宁边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政治委员兼副师长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副师长萧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共约45000人，开赴华北抗日战场。9月，国共两党正式宣布再度合作。从此，由中国共产党推动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后来，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谭震林，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共约15000人，开赴华中抗日战场。
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抗战阵营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因而在抗战中也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以蒋介石等四大家族为首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阵营，他们以英、美帝和四大家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根据，走的是消极抗战、准备妥协的路线。以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阵营，走的则是一条实行人民战争、争取抗日彻底胜利的路线。所以，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抗日有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即一种方针是坚决抗战，办法是依靠人民大众，结果就是得到自由解放的前途；相反的方针是妥协退让，不是依靠人民，结果就是做牛马奴隶的前途。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后一种方针办法，争取实现前一种方针办法，以实现人民抗战胜利的前途。8月25日，中国共产党把前一种方针办法制定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给全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道路。
在抗战开始后的半年中，国民党军战场由于蒋介石集团反人民路线的错误指导，使前线节节失利。到1937年底，华北国民党军从北平、天津向南溃退到黄河附近，华中国民党军自上海、南京向西退往武汉。12月间，蒋介石国民党非常动摇，曾通过德国大使同日本进行谈判，但在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投降妥协的坚决主张和全国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的震慑下，这一妥协阴谋没有实现。
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的情况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抗战路线指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向华北、华中敌人后方挺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1937年9月间，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大捷，歼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000余人，振奋了全国人心。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敌后战场，陆续在山西、察哈尔、河北、绥远、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敌人的后方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根据地中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联合各抗日民主阶级的人民政权，广泛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极大地发扬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这样，就使敌后战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第一年，敌后战场就抗击了30万日本侵略军队。
1938年5月，为了驳斥当时嚣张一时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阐明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战的正确方针，指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他分析了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中国人民经过努力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他科学地预言这场战争的发展规律将经过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在书中指出了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部军事指导原则，特别是提出了发展人民战争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的英明思想。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全会。会议确定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述的思想作为坚持持久抗战的指导思想；同时批评了党内王明等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思想，再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担负起领导民族战争的责任，必须坚决执行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会议提出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必须以大力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国民党军退到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山岳地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的壮大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迫使日军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而以其主力调向华北、华中，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这样，抗战形势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此，敌后战场变为主要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敌我长期相持，犬牙交错，反复拉锯争夺，战争十分激烈。而日军与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战争则转入消沉状态，只有些零星的小接触。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苏联援助中国抗日，英美企图使国民党与日本妥协在抗战爆发后，只有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是真正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苏联和中国订立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中国以强大的支援。到1941年为止的统计，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和军火，与英、美各国对华贷款总额相比，为五对一。苏联在中国最艰难的年月里，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而英、美当时的政策则是“坐山观虎斗”。他们也给中国小量的援助，使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两虎相斗，他们从中做军火买卖，大发战争财。例如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用的石油、飞机、铜、钢铁等，极大部分就是美国卖给的。1938年由美国输入的作战物资占日本全部消耗额的92%。英、美两国的计划是企图在中、日两国斗到两败俱伤时，压迫中国向日本妥协，也迫使日本做些让步，它们坐收渔人之利。
1938年冬到1939年春，外国通讯社屡有关于英、美准备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来“斡旋”中日战争的报道。英国大使卡尔不断往返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进行“调停”活动。这时，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也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发表了一连串诱降声明。这就使妥协投降的逆流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大泛滥起来。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战争并制止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反共高潮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投降的最大障碍。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就对抗日采取消极观战的态度，而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反共方面，作为投降的准备。1939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西抗日民主根据地，造成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执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决自卫原则，以及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给进犯者以坚决回击，终于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暂时克服了投降的危机。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战斗空前激烈起来。日寇实行所谓“囚笼政策”，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封锁分割并连续进行“扫荡”战争。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不断英勇地粉碎敌人的围攻，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到1940年，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发展到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达到5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有了80万左右。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向上发展的时期。
为了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武装中国共产党和抗日人民，驳斥国民党反动派所谓中国只允许存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反共谬论，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论著《新民主主义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书中完整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他指出，抗战的胜利将是人民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主义决然没有前途。这本书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明确的思想武器。
从1940年10月开始，蒋介石国民党企图配合日寇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以结束抗战局面，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国民党军8万人在皖南袭击新四军。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约一万人大部英勇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均牺牲。这就是著名的“皖南事变”。事变后，日军和南京汪精卫伪军也配合蒋介石发动了对华中各地新四军的攻击，蒋介石则调动大军准备进行大规模反共战争。这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决的革命政策，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改编为七个师，第一师师长粟裕，第二师师长由张云逸兼任，第三师师长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第六师师长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计划，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同时，新四军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也紧急动员起来，准备迎击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国内广大人民和国民党民主派宋庆龄、何香凝等都反对蒋介石的罪恶行为。这样，蒋介石反动派就完全陷于孤立，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打退了。
1941年和1942年两年，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伪军和蒋介石反动派这两方面的残酷进攻和破坏下，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时期。在1941年6月开始的苏德战争和同年12月开始的太平洋战争的初期，法西斯阵营在军事上取得了暂时优势。日寇为了变华北、华中为进行世界大战的后方基地，对中国沦陷区实行恐怖统治，并竭力搜括物资；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则组织了疯狂的“扫荡”战争，采取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样，就使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受到了极大损失。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和破坏，国民党还指使其军队大量投敌变为伪军，直接配合日军的进攻。在敌、伪、蒋联合封锁、“扫荡”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缩小了，人民军队的数量也减少了，军民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中坚持斗争。
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施了巩固根据地的各项正确政策。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军民给养上的严重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解放区全体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机关、学校和全体人民，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发展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部队做到了全部自给或一部自给，不少机关、学校也做到了大部自给。与此同时，加强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广泛组织民兵及武装工作队，打击小股敌人。在山地开展地雷战，在平原开展地道战，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同时，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所受的剥削，以调动农民坚持抗日战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团结能够参加抗日战争的最大多数人。同时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此外，还实行了统一根据地领导、建设民主政权、开展时事教育、拥军爱民等项政策。中国共产党向人民指出：目前的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人民咬紧牙关，冲破黑暗，迎接胜利的黎明。
在艰苦困难时期，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又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在运动中，党的干部学习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列宁、斯大林关于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精神，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偏向。这次整风运动使全党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深刻地改变了党的面貌。这样，党就能够更有力地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
1943年2月初，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全歼德军的胜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从此，苏联和美、英等国组成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由防御转入反攻。在中国解放区，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及各项政策的正确执行，也从1942年开始继续粉碎敌人的围攻，解放区开始逐步恢复和扩大。
1943年6—7月，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完全撤去黄河河防大军而用来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分九路进攻陕甘宁边区首府——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并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这次反共高潮在中国共产党事先揭露和声讨下，在边区军民积极准备回击和全国人民舆论反对下，终于又被制止了。
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主而奋斗到1944年，解放区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解放区进一步扩大了。在华北、华中、华南有了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人口8000多万，军队人数又增加到47万，民兵227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发展到90多万。由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解放区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解放区军民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强大支柱。
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和黑暗已达到极点。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统治者控制了一切经济命脉，滥发纸币、横征暴敛、囤积居奇、走私资敌……疯狂地掠夺和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迅速地发展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国民党大小文武官吏也普遍贪污腐化、敲诈勒索，加上连年的灾荒和在日寇封锁下物资的短缺，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极端痛苦之中。国民党特务横行，人民毫无政治自由，成万的进步青年被关在国民党的法西斯集中营中，被任意杀害。这种极端黑暗和腐败的统治，使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
1944年3月，日本因为在太平洋作战中陷于不利地位，企图打通从华北到缅甸、印度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全线大溃退。到年底，日军从广西打到了贵州独山，使重庆震动。国民党军的溃败和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黑暗，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涨。重庆、昆明等地人民群众集会游行示威，要求改变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政令和军令，废除国民党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支持。但是，国民党拒绝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要求。这时，美国利用抗日名义进一步控制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美国代表和蒋介石企图用“邀请”某些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方法，来“完成”国民党政府的“统一”和“民主化”，取消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企图用这个诡计吞并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美国和蒋介石这个提议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也由此更进一步地认识了美国和蒋介石的欺骗手段和反动面目。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党员121万人。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20多年来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制定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完整纲领和正确路线。大会听取了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组织报告，并通过了新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大会表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战争中建立了19个解放区，共有9550万人口，有91万人民解放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和220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对日作战从1944年以来已经转入局部的反攻。全国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线都处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或控制之下。依靠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战争和民主事业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大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分四路攻入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日本重要的战略基地被摧垮，百万精锐关东军，也在苏联红军勇猛进击下崩溃了。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全面反攻的声明。8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向所有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限期解除当地日军武装，各解放区的解放大军发动了大反攻，进击日军控制的各个城市和交通线。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正式签字。这样，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日本宣布投降时，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国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都处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它应该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时，国民党军还躲在中国西南部大后方。但国民党却在美国指挥下劫夺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他们一方面和日、伪军勾结，要日、伪军抵抗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一方面又由美军帮助运送国民党军去接收这些大城市和交通线，并向人民解放军进攻，挑动内战。
中国人民经过了整整八年的艰苦战争，付出了千千万万人流血牺牲的重大代价，终于打倒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日本进行了民族解放战争，又与国内抗战营垒中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
第四节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了垄断抗战胜利果实，建立它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利用在抗日战争时期躲在大后方养精蓄锐的兵力和外国援助的武器，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来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人民的力量。美国在日本投降后，为了控制中国广大的市场，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也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这样，中国人民就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险。
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渴望战后的和平民主生活。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战后领导人民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要求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于8月28日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坚决斗争，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了和平民主的原则，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协定，宣布双方协议“坚决避免内战”，并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协定公布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协定从浙东、苏南、皖南等地撤退了自己的军队。但是，国民党却在谈判期间布置了对解放区的五路进攻，协定签订后派大军进犯山西上党地区、河北邯郸地区的解放区。10月中旬和下旬，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有力的还击，在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中全歼国民党进犯军队共11万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活动。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同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受到打击，进行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未做好，因此，在国际国内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发布了《停战令》。美国特使马歇尔为了给国民党争取部署兵力的时间，并敷衍中国人民的和平要求，伪装为“调解人”，参加对国共双方的“军事调处”。在签订《停战协定》的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均有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会议上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方案，团结了民主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内战阴谋作斗争；在全国人民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不得不向人民作了些让步。会议通过了几个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独裁内战阴谋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被迫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国民党反动派，把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通过看成是自己的政治失败。他们在开会期间就违反《停战协定》，把大量军队调往内战前线。在会议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经过其中央全会，对签订政协决议表示反悔。此后，他们就明目张胆地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国民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4—5月间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披着“调停者”外衣参加军事调处工作的美国代表也支持蒋介石部署内战。美国调运大量蒋介石军队到进攻解放区的出发地，又以大量军火武器、军事物资装备和训练蒋介石军队。美国的策动和支持成为蒋介石敢于发动大规模内战的依靠。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做了很多努力，但国民党依仗美国援助，把这些努力看作是软弱的表示而一一无理地拒绝。同时，国民党又唆使特务横暴地压迫爱国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这些，充分地暴露了美蒋嘴上的所谓“和平”完全是一种欺骗。全国人民逐步从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觉悟到要实现和平、民主、独立，就不能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发动了对湖北、河南边界的中原解放区的围攻，中原解放军6万人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领导下胜利地突围转移。
接着，7月间，在美国支持和指挥下，蒋介石使用正规军160万人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各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敌人四面八方地闯进了苏皖、晋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解放区。这样，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
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总兵力有430万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则只有128万人。国民党依仗自己兵力在数量上的优势和美国的军事援助，采取了全面进攻的战略，疯狂地攻城夺地，企图一下子消灭人民解放区。这次进攻在1947年初达到了顶点。
在国民党军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英明地指出了战胜国民党军进攻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在政治方面，组织广泛的全民族的反对美蒋的统一战线。在军事方面，在占暂时优势的敌人进攻面前，采取运动防御的战略，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而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人民解放军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在战争开始后，各解放区军民坚决动员起来，以运动防御作战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在8个月中，虽然主动地放弃了解放区内的重要城市张家口、承德、淮阴等地，却消灭了敌人70万人。人民解放军用缴获敌军的装备武装自己，又把俘虏来的敌军加以教育改造后补充了自己。这样，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多愈强，而国民党军队愈战愈少愈弱。于是，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被迫停止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进攻重点放在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而在其他战线上转入守势。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和陈毅、粟裕等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以灵活巧妙的战术，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同时，在东北和华北的人民解放军也开始了局部反攻。
为彻底消灭封建买办的政权而斗争经过一年的内线防御作战，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112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由128万发展为200万。从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进攻，并将主要战场移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丧失了巨大有生力量的国民党军则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到战略防御。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同年12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还系统地阐明了党在军事上的战略、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的方针、经济政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人民解放军所以能够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在日本投降后，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土地。中国共产党为了及时满足农民要求，在1946年5月4日发出指示，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从此，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老区和半老区普遍开展。在《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一年内，解放区约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解放战争和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极大地巩固了战争后方。
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在蒋介石进行反人民内战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日益殖民地化，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人民反对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也越来越高涨。
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本在日本投降后，“劫收”了日寇长期野蛮掠夺所集中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财富，而更加肥了自己。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买办资本性质，从属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因而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日益殖民地化。为了维持四大家族的统治，蒋介石以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美援。1946年11月，美蒋订立了《中美商约》。通过这个卖国条约及其他一系列条约、协定，蒋介石把中国的许多重要领土主权及军事、内政、外交、经济主权都出卖给美国。于是，自日本投降到1947年7月，蒋介石共换得美援40亿美元以上。美国商品像潮水一样涌进国民党统治区，加上蒋介石为了进行内战对人民实行残酷的搜刮掠夺，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一切生机被绞杀，农业陷于崩溃，物价暴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以抗战前的物价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夕，物价为1800倍，1947年4月为6万倍。蒋介石政府的法币发行额在抗战前夕是14亿，日本投降前夕是5000亿，1947年4月为16万亿以上。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国民党统治集团政治欺骗的破产以及军事进攻的失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工人、学生和各界广大人民的反对美蒋的斗争，形成另一条革命战线，与解放区军民的武装斗争相配合。1946年9月，上海人民发起了“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同年12月1日，正当蒋介石召开伪国民大会期间，上海发生了数万摊贩求生斗争的流血事件。12月底，全国各地学生50万人举行示威，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暴行。到1947年5月，又爆发了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蒋介石虽然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暴行来镇压学生、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斗争，但是人民的斗争却一次比一次更坚决猛烈。1948年5月，又爆发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爱国运动。与人民为敌的蒋介石处在全民包围之中。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翘盼着人民解放军赶快到来，自己能够早日获得解放。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明显地建立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7年10月10日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主张“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宣言进一步推动了一切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人们集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0月27日，穷凶极恶的蒋介石下令解散了中国民主同盟。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幻想在革命反革命之间寻找一条中间的道路。在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压迫下，这种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便完全破灭了。
民盟被解散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各中间政治集团重新集合起来。1948年春季，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重建民盟领导机关。国民党内几个民主派的组织也联合起来以李济深、何香凝等为首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们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政策和美国对华侵略政策。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时也采取了积极的政治态度。这样，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了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个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都发出通电热烈响应，赞成召开人民政协。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春、夏连续攻克了大批敌人重点设防的城市。1948年9月以后，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主力决战，9月12日至11月2日的辽沈战役，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全部主力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部地区。此后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胜于敌人，而且在数量上也多于敌人，即敌军总兵力降为29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却增至300万人。11月7日至1949年1月10日的淮海战役，以邓小平为书记，有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参加的总前委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徐州、宿县、永城地区全歼了华东境内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55万人，解放了华东、中原地区长江以北除少数地点以外的全部地区。这样，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就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了。1948年12月5日至1949年1月31日的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歼灭了天津和张家口的守敌，和平改编了北平的守军，总计解决了国民党军主力52万人，解放了华北除少数地点以外的全部地区。三大战役使国民党军主力大部丧失，使中国人民的革命得到了军事上的基本胜利。
由于革命的胜利，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确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会议提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城市的任务。会议分析了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各种经济成分，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并规定了党对于各种经济成分所必须采取的政策，从而制定了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使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基本原则。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到北京。
当全国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覆亡的时候，为了挽救败局，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美国策划之下，发动了“和平攻势”。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出了虚伪的求和声明，企图借口“和平”赢得喘息时间，调养创伤，以便卷土重来，扑灭革命。针对这个虚伪的求和声明，毛泽东在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取得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1949年4月20日，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国民党李宗仁政府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拟好了《国内和平协定》后，南京国民党李宗仁政府却拒绝签字。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的阴谋就被完全揭穿了。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横渡长江，向江南进军，以解放全中国。23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正式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在江南、西北数千里战线上勇猛前进，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西藏以外全部解放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消灭国民党军队共807万多人，缴获各种炮54400多门，各种机枪319900多挺，坦克和装甲车1000多辆，汽车20000万多辆，以及其他大量的武器和装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被推翻以后，中国人民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毛泽东为了阐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各项基本政策，在1949年7月1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国际政策是“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在这篇论文中，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拟订了建设新中国的基本原则。
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这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的代表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会议。人民政协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因此，政协虽然不是普选产生的，但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草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任务，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这种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保证。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临时大宪章。会议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出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决定了国旗、国歌，并定都北京。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五年
（1949年1月至1954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发出公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整整经历了30年时间。在过去30年中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现在，这个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终于胜利了。这个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6亿人口的大国中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新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走完了第一步，开始了第二步。这是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政党，它从此担负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欢呼。苏联在1949年10月2日就宣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挪威、丹麦、阿富汗、芬兰、瑞典、越南、瑞士、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等国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锡兰、以色列、荷兰等国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1950年2月14日，在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主持下，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首先遇到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很大困难。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金融紊乱、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城乡交流停滞、工农生产破坏等情况，以致财政经济的困难十分严重。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大力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货币管理。这一决定的执行使我国很快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进行恢复交通、兴修水利、救济灾荒、发展贸易、调整工商业、减轻人民负担等工作，使财政经济情况趋于稳定并开始好转。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讨论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有关土改、外交、统战、财经、军事方面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他指出：这种好转是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
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从1950年冬季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这项工作到1953年已全部完成（若干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它使全国数达三亿的无地少地农民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已被彻底消灭，农民在过去每年交纳给地主作为地租的一千亿斤粮食，已经永远免除了。在土地改革中，特别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中开展了蓬蓬勃勃的生产运动，发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因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改善了农民生活；同时，从政治上使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盟。
抗美援朝正当中国人民积极进行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发动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美国并于同时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封锁了中国海口，美国的空军还不断地侵入中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活动和轰炸扫射我国村镇城市。同年10月，美国侵略军逼近到中国东北的边境，严重威胁了中国人民的安全。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号召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各阶层男女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志愿军。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国侵略。志愿军在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了3年零32天艰苦残酷的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毙伤俘敌军109万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迫使美军代表在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个胜利是由于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援，由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深厚同情和援助，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勇战斗和艰苦工作而得来的。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增强了中国的国防；严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政策，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保卫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同时，也给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国际条件。
在这次战争中，全国人民普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运动，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这种爱国主义的团结力量，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各项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与建设工作，使中国人民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胜利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并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缔结协定，和平解放了西藏，从而完成了中国大陆的统一。
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进行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民主改革运动。除土地改革运动外，首先是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自3月起，各地人民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协助人民政府进行这一运动。严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大大地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1951年、1952年，又进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学习，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大量地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并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在1951年冬和1952年上半年，又在国家机关中进行了反对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在社会上反对资本家盗窃国家资财等违法行为的运动。前者给贪污浪费分子以严重打击，使贪污浪费现象大大减少，后者则打退了不法资产阶级向国家机关、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给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造成了有利条件。
此外，在城市居民中也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肃清了残存的封建反动势力。在1952年春，还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贯彻婚姻法的宣传运动，有力地改善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经济恢复工作的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进行抗美援朝斗争中，按照毛泽东指示的方针，争取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1952年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由于在工厂和农村中进行了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和爱国增产运动以及生产上的许多改革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工农业生产。主要工农业产品在1952年均已超过或接近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生产水平；交通运输和商业有相应的发展；国家财政收支一直保持平衡，市场物价保持稳定；人民购买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开始1953年，中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的要点如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在这条总路线提出以后的几个月中，中国共产党向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使社会主义新思想在国内树立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使资本主义旧思想受到了深刻批判。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195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中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第一年的任务。在工业方面，1953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了33%，现代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1%左右，国营、合作社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2%。在农业方面，1953年有些地方虽然发生了严重的灾害，但粮食的总产量仍略高于丰收的1952年的水平。组织在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中的农户1953年已达全国农产总数的43%。1953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14900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了4800 多个，入社的有30万手工业者。此外，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在1953年也有了进展，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已逐步转变成了以公私合营为主要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伟大成就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由于人民消费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速度，形成了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从1953年冬季开始，国家先后实行了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以及棉花的计划收购，以便调节供需关系，稳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显著地改善了。1953年，全国人民的购买力比1952年提高了20%左右。职工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根据中央五个工业部门的统计，1953年按货币计算的平均工资比1950年增加了84%。职工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有重大改善。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稳步地前进了。在1953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达到21.6万多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达到66.9万人，普通中学学生达到293万余人；小学学生达到5150万余人，幼儿园幼儿达到42.5万人。各级学校学生中工农子女成分逐年增加，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积极进行，在职工业余学校中学习的学生约有300万人，农民业余学校学生有2700万余人。同时，扫除文盲工作也在继续进行。由于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需要的增长，书籍报刊的发行数量、公私营剧团、农村业余剧团均有很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内团结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教育、干部学习、整党建党工作等方面都获得不少成绩。党员总数在1950年底已达580万人。在1951年开始了整党工作。到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时，已有党员650万余人，党员成分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党的战斗力也进一步提高了。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批准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1954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后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1955年3月召开）。
四中全会特别注意怎样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艰巨任务的实现。四中全会一致认为：党的坚固的团结是党在过去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今后为了在极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坚固团结。
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合作事业而斗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积极参加了和平战线上的活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于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有着重要影响。
1954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在日内瓦举行外长会议。会议任务是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
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由于美国代表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蛮横无理的破坏政策，使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努力，由于法国和英国的代表团在这次会上表现了协商的诚意，终于克服了美国政府的阻挠，在7月21日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这一协议扑灭了印度支那延续八年之久的战火，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总理应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分别举行了会谈，并在他们分别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一致确认：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并认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当同样适用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之间和一般的国际关系之间。中印、中缅总理的会谈进一步发展了中印和中缅之间一向存在的传统友谊，并对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和平合作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关系。1953年11月，中朝两国签订了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1954年7月25日，中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总理发表会谈公报，表现了中德两国人民在和平事业中的互相关怀和支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4年，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和文化的一系列协定。此外，并和印尼、巴基斯坦、芬兰、锡兰、日本、英、法等国的政府或人民团体签订或延长了贸易协定或合同。
中国人民一定要统一祖国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954年8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各方面加强工作，为解放台湾、完成中国人民的神圣解放事业而奋斗。8月22日，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发表了关于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表现了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也有了改善和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实现了区域自治，建立了民族民主政府。西藏在和平解放后，工作也有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形成为一个各民族和睦的大家庭。
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选举法，从5月开始，在全国展开了基层选举工作，参加投票的选民共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经过这次普选，人民群众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发扬起来。
在基层选举工作完成以后，接着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这一基础上选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人物，这说明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性质。
1954年9月15日到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226名代表在首都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宪法把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固定下来，庄严地宣布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宪法也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它们的保证。
会议制定了几个重要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等各项组织法——规定了各个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和这些法律的制定，将使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生活进一步民主化。
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还选举和决定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以及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担任国家的领导工作。
第六节 中国现代的文化革命
在中国文化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化（旧学）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思想，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也是一样。它是以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领导的，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文化革命。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里，代表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新学派，曾经同封建买办思想的反动文化同盟打过几个回合，然而被打败了。战败了的新学派在分化，一部分人活动着，要求民主与科学；一部分人彷徨着，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去；一部分人观望着，看看有什么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其余的人和反动文化同盟接近或结合起来。以帝国主义文化为盟主的反动文化同盟，因新学派的堕落部分陆续参加进来，势力加强了。它是统治当时文化界的主要力量，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人民革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在其开始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这三部分人原来就是新学派里彷徨观望着的那些人。其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摆脱了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羁绊，接受了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因而他们在这个运动中处于领导的地位，并且经过斗争的锻炼，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下的五四运动，在文化革命方面，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孔教，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学，反对宗教迷信，反对整个旧社会和政治制度。李大钊的《青春》，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以创造民主的“青春中国”，表现了中国人民彻底的革命气概。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响彻了毫不妥协的反封建的战斗呼声。在新文化运动的凌厉攻势下，旧道德的老营寨孔家店（当时先进分子轻蔑地称呼两千多年前孔丘所倡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学说、及信奉孔丘的儒家流派叫做“孔家店”）被打得粉碎，旧文学的文选派、桐城派也被打得一败涂地，旧文化被打得落花流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革命深刻化了，文化斗争也像政治斗争那样深刻化了，原来是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部分投奔到反动文化同盟那边去，在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下，成为反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得力工具，胡适就是其中特别得力的一个工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新军，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电影、音乐、雕刻、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支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20年代初，以郭沫若、成仿吾为首的创造社，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20年代末，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进一步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鲁迅等革命作家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推动了广大作家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努力进行创作，以文艺为武器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两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都有了中文译本，新兴的社会科学论著也流行起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我国古代社会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有力地驳斥了胡适之流所鼓吹的“我国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谬论。以胡适为首的反动文化同盟在这支文化新军的阵前溃败下去了。
国民党的文化围攻，主要采取文化专制主义的强制手段和恐怖政策。正如鲁迅当时指出的：“现在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面对国民党恐怖政策，鲁迅像一株参天大树，以“横眉冷对千夫指”、“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革命战斗精神，锲而不舍，怀着对敌人的憎恨，呼啸着前进。他的战斗杂文反映了“中国大众的灵魂”，刻画了各种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的锋利的笔“是对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它教育和鼓舞了人民，给人民指出了方向。瞿秋白曾和鲁迅一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也写了不少战斗的杂文和文艺评论。茅盾的《子夜》生动地刻画了买办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的形象，指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国民党的文化围攻惨败了，文化新军在文化战线上获得彻底的胜利。
伟大的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新文化的创造者毛泽东给中国现代文化史做了英明的总结，并明确地指示出文化新军前进的道路。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具体分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指出资产阶级文化失败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文化的无敌性，指出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了中国文化无限发展的前途。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批判了非无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艺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解决了文艺理论上的许多根本问题，明确指出了文艺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总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著作。
1949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又一次给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作了简要深刻的总结。文章指出：“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这里说的“一切别的东西”主要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那些所谓新学。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新学里的社会学说被证明为完全无用之物了。新学派的堕落部分一向仇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愿意做帝国主义的文化奴隶。新学派的绝大部分是有爱国思想的。他们要求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自然的。在这个基础上，自我改造思想，努力使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步消灭下去，工人阶级思想逐步生长起来，这意味着文化大军将扩大自己的队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文学艺术的创作将有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们知道，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旧文化的遗产如此巨大，这是发展新文化事业的一个优越条件。关键在于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清理那些文化遗产，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它成为有用的知识的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必须珍重这一份文化遗产，并且很好地予以利用。
后记
1951年，中国史学会为了适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求，决定编写一本简明的阐述中国通史的书。由郭沫若会长、范文澜副会长召集了十几位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开会，决定书名为《中国历史概要》，字数为十四五万，书的内容要反映中国史学界多数同志的观点。推定翦伯赞（1898—1968，当时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邵循正（1909—1973，当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我三人执笔。此后，范文澜同志始终主持了此书的讨论、修改和定稿工作。1952年印出初稿，1954年印出二稿。两稿均曾分送国内史学界同志广泛征求意见。根据收集到的意见，范文澜同志多次召集十几位史学工作者参加此书的讨论和修改。1955年定稿后，由人民出版社于1956年2月出版，此后又重印过几次。同时，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出版，由民族出版社翻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讲中国通史的读物。
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此书遭到他们的帮徒戚本禹在报刊上点名攻击。翦伯赞、邵循正两位老历史学家被摧残致死。“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史学界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此书乃由知识出版社重印，同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的广大读者见面。这也是对翦伯赞、邵循正两位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纪念。
当年关怀和主持此书定稿工作的郭沫若、范文澜两位老学者，与参加讨论和修改此书的陈垣老教授、柴德赓同志等均已逝世。在十几位参加此书工作的史学界同志中，我是最年少的。老成凋谢，众芳摇落，史学界老一代博古通今、熟谙马列、治学严谨的学者，越来越少了。他们所留下的空白，是难以弥补的。人民的事业越前进，越使我们深深感到他们的逝世是多么大的损失！也更激励我们年青一代要加倍努力，急起直追，勇于创新。
翦伯赞老教授生前对本书古代史部分有一个仔细修改过的遗稿，由张传玺同志最近寻拣出来。老教授对此稿修改工作做得如此仔细和认真，睹遗墨而悼前贤，令人神伤！他的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后继者学习的楷模！
这次重印前，我们对本书作了少量的修订。古代部分是由张传玺同志依据翦老教授的遗稿整理的。近代史部分的修订工作是陈庆华同志担任的。现代史部分是我修订的。
因为本书是“概要”性质，写作时字数限制很严，五千年事，薄薄一本，以致语焉不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衷心欢迎指正。
胡华
1979年11月22日
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
此初稿为华北大学教学用书，1949年5月曾以第一、第二、第三编分三册单行本在华北大学校内印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目前仅存第二、第三编。本文据此辑印。原载《中国近代革命史讲话（初稿）》，华北大学194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