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美日联合侵华与华盛顿会议的召开
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卖军火、贷款、大发战争财，逐渐成为统治世界经济政治的霸主，对于太平洋上的霸权，是势在必争。日本帝国主义也利用欧战机会，在中国获得许多大的权益，美日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就逐渐代替了以前英、法、德、俄、日、美六个帝国主义“均势”的地位。美日两帝国主义，一方面竞相掠夺中国，互相矛盾，一方面又狼狈为奸，互相勾结联合侵华。
1917年11月7日，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派到美国去的石井发表共同宣言，并由美国通知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特权，工商业机会均等。到了1918年，美国在巴黎和会上不履行诺言，支援日本强占山东。这是美帝国主义与日本狼狈为奸殖民地化中国的进一步的表现。
1921年美帝国主义发起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这个会议是当时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日两帝国主义，为解决战后太平洋上的霸权问题，特别是争夺中国问题的争执而召开的。由于大战中与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威胁了美、英在中国与远东的利益；尤其是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的美帝国主义，不肯坐视。为了取得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远东中的新协调，解决美、日等列强争霸中国的矛盾，结果这个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英美日在太平洋上军舰的吨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某种限制。对于中国，则在1922年2月签订了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的“九国公约”，在名义上“尊重中国主权完整”，而实际上则是美国作领袖来与英、日共同侵略中国，合法地殖民地化中国。
自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有了新的协调，表面上似乎暂趋缓和，实则各国的斗争反日益尖锐化了。不过此后的斗争，采取了间接方式，各在中国扶植和利用一部分军阀为其爪牙争夺地盘，以实现其掠夺的企图。
袁世凯在世时，袁世凯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袁世凯死后，各个帝国主义各自寻找其得力的工具。本来，在袁世凯这个北洋军阀系统下原有皖系与直系两派的矛盾。袁世凯死后，这两派的斗争，背后实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斗争。华盛顿会议后，各个帝国主义在华争夺权利的斗争，就反映为代表各派大地主大买办的各派军阀的频繁不绝的内战。
直皖战争
上面说过，自1916年（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就分裂为直、皖二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投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膝下。此外还有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亦与日本有勾结。
从1918年8月起，徐世昌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政权操在皖系手里。1919年（民国八年）五四运动起，直系军阀吴佩孚（师长）等，以曹锟（直隶督军）为首领，利用了当时人民反日反段的情绪和助力，并联合了奉派，于1920年（民国九年）7月间，在河北的杨村、涿州与皖系发生战争，一举打败了皖系，日本在华势力暂时受了打击。从这个时候起直系便代替了皖系，在北京中央政府取得了权力。曹锟、吴佩孚又师承了袁世凯和段祺瑞，挟“中央”以令“诸侯”，坚持贯彻专制统一的政策。
直奉战争
直系军阀自打败皖系后，占有华北与长江流域地盘，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大张。日本帝国主义自扶植皖系失败后，便努力扶助奉系。奉系自在直皖战争中入关后，势力达到北宁路沿线与内蒙各地，直奉两系矛盾日益尖锐化起来。这时候，孙中山在广东依靠旧国会的一些议员组织了“非常国会”，选举了他当非常大总统（1921年5月5日），进行和东北张作霖联合的政策，以反对曹吴。1922年（民国十一年）4—5月间，直奉两军战于长辛店、马厂等处，结果奉系失败退出关外。
广州军政府的分裂与陈炯明的叛变
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南方一部分军阀与北方军阀互有勾结，南方政局亦不时变化。1920年（民国九年）北方皖系当权时，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即在皖系的策动下，主张南北议和，孙中山被迫辞职，离开广州。后来，孙中山利用粤军陈炯明击败桂系，发生了粤桂战争。孙中山又由上海返广州，被举为非常大总统（1921年），很受广州市民的拥护，并准备北伐。直奉战争直系胜利后，曹锟、吴佩孚想垄断全国权力，与英帝国主义合谋，收买陈炯明叛变，用炮轰击总统府（1922年），孙中山蒙难，被迫逃往上海，并发表宣言，提出“兵工计划”，向曹吴陈述自己的救国主张，但全被曹吴拒绝了，这使他减轻了对军阀的幻想，坚定了继续革命的决心。其后，陈炯明为滇桂联军所败。1923年（民国十二年）春间，孙中山再到广州，被举为大元帅，这是造成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开端。
曹锟贿选
直系两次胜利后，统一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便进一步诱发了曹吴垄断全国权力当大总统的欲望。于是，吴佩孚先逼徐世昌下野，利用黎元洪作为过渡的总统。曹锟、吴佩孚到处高压民众，而以1923年（民国十二年）2月7日惨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工人，为历史上最大的罪行。1923年（民国十二年）6月间，直系军阀进行了“逼宫”，驱逐黎元洪。10月5日，590个国会议员们每人得了5000元的银元支票，于是这个袁世凯的旧部下曹锟“获选”了大总统。“猪仔国会”、“猪仔议员”——这种称呼，就此变成了全国所咒骂的通俗的称呼。这是旧民主主义的国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完全的、最后的无耻破产。
军阀混战下农民生活的痛苦，人民革命要求的增长
在这样帝国主义新侵略与军阀混战下，农民的生活十分痛苦，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兵差、拉夫、人为的天灾、地租和高利贷的加重，使农民运动用各种形式勃兴起来。南方已开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如广东东江），北方农民原始的自卫斗争（如红枪会）也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工人的被剥削是加紧了，同时，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团结力也加强了。中小资产阶级因工业的发展受到挫折，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军阀内战，也有了新的觉悟。总之，各革命阶级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更加增长了。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对国共合作的促进中共二次大会与反帝反封建政纲的提出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杭州西湖经考证，二大的召开地点应为上海。
——编者注
……到会代表共20人，代表党员百人左右，讨论的中心问题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与党的策略路线。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在这个宣言中，总结了百年来人民斗争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宣言中说：“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
又规定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的政策，提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又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具体政纲：“（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内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1.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2.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3.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4.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5.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6.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8月，中共又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更具体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的原则基础中，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这就使全国人民获得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的新步骤，以发动广大的新形式的群众运动。这极大地鼓舞了孙中山的革命热忱，而且这种政纲和政策为孙中山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派所同意。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生存，抛头颅、洒热血，这是很可敬仰的，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损害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例如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孙中山，总幻想帝国主义来帮助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更因和封建军阀袁世凯妥协，把革命断送了。但从中共产生，提出上述明确的民主革命政纲后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孙中山才在许多失败、挫折以及妥协的错误的长期经验过程中，从此找到革命新道路，推动他后来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而改组了国民党，形成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孙中山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旧民主主义走到新民主主义。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就促进了中国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个党的宇宙观和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党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废除私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共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时候，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而且正是处在民族万方多难的时候，因此对于这种革命负有独特重大的政治责任。中共第二次大会时，根据自己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就规定了上述关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彻底的政治纲领，作为自己斗争的最低纲领，这一纲领到后来抗战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与1947年的《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发表，已有了最科学最完善的发展。中共的最高纲领，则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纲领。
二次大会以后，党在工人中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有几十个职工会，会员人数约在15万以上。在青年群众中的工作也加强起来了。1922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名）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全国团员已有4000人。二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定期出版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就是在二次大会后出版的。
中共三次大会与毛泽东同志坚持正确的国共合作政策1923年（民国十二年）6月，中共于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人，代表党员300人左右。经考证，此次大会到会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
——编者注
这次大会代表中有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瞿秋白、谭平山、张太雷、蔡和森等人出席，大会讨论中心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并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当时共产国际执委有一特别决议（1923年1月12日），指出：“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可是大会在讨论中，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
一个极端的代表者是陈独秀，他认为中共的一切工作应该归国民党，一切工作应该集中到国民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起来，取消共产党。这种错误观点曾部分的掺杂到大会宣言中去。
另一极端以张国焘为代表，他反对国共合作，认为合作即会“混乱无产阶级思想”。
当时，毛泽东同志和瞿秋白同志等在一起，坚决和“左”倾、右倾观点作斗争，使大会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正确的决议，接受了国际指示的精神。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瞿秋白等同志均被选为中央委员。
三次大会以后，毛泽东同志被调到中央工作。从这时起，在国内开始建立了一个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站在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做着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从帮助国民党建党，一直到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第三节 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发展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在辛亥前是同盟会。同盟会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会党”——中国“下等”社会（包括工人与农民）的原始组织，以及反满的士大夫，这几部分人的革命的联盟。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
辛亥革命由于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半途与反动势力妥协而归于失败了——这是孙中山后来自己也认识了的。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当时大部分上层党人开始妥协腐化，党内加入了许多反动派——封建政客集团、买办势力，国民党已实际上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性质。
1913年（民国二年）的反袁的所谓“二次革命”也在短期内被袁世凯打败了，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事实上，在这以前国民党已分裂为一些小组织，自己已经瓦解了。
1914年（民国三年）孙中山到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企图恢复民国以前革命党的面目，但参加的人数很少，力量薄弱，在人民中无何影响。
1919年（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在上海，学生们派代表找孙中山，要他支援五四运动，孙中山因自己没有力量，表示没有办法。五四运动后，他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又受了俄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影响，遂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其所以称为“中国国民党”，是在示别于民元的“国民党”。当时一些最先进的革命者，曾积极帮助孙中山，林伯渠同志就在当时做中国国民党的总务部工作（这是管党务的部门），酝酿着向革命更生。但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很微弱，除海外（南洋、美国）有些党部，能够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以外，在国内各地并无基础。孙中山为此虽十分焦急，但一直没有什么办法。
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党
恰好，1920年7—8月共产国际开第二次大会，规定共产国际应当与今日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事业的革命势力取得密切的联络（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列宁在大会上代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了报告，热烈地主张援助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
1921年初，上述委员会的秘书马林来到中国马林来华时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
——编者注
8—9月间会见了孙中山。孙马谈中国情况、谈十月革命。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意见：（1）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2）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过去孙中山等只是联络军阀军队），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听了十分高兴与赞成。要办政党一点尤其与孙中山1914年、1919年以来的意见吻合。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也知道了，革命非有自己的武装不可。
但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党来呢？当时国民党在内地既毫无基础，也没有人去做组织工作。于是共产党着手帮助国民党在国内各地建立起国民党的党部来。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组、学会等——后来共产党正式成立，就由各地共产党代为在各地组织秘密的国民党：北方由李大钊同志负责，湖北由董必武同志负责，四川由吴玉章同志负责，湖南由毛泽东同志、夏曦同志等负责。湖南的国民党名义上覃振为支部长，但他不能回湖南，故事实上是林伯渠、毛泽东、夏曦诸同志在做事。
1922年8月苏联派越飞来华，和孙中山再谈改组国民党及建军等事，并说可得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帮助。于是有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
1923年（民国十二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同志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于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有当时共产党员谭平山等参加作中委），聘鲍罗廷同志为顾问，1923年10月发表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民国十三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是：各省由孙中山指定三人，各省自推三人。（从辛亥革命起，到大元帅时代，到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时代，一向就和孙中山在一道的林伯渠同志，及毛泽东同志都是湖南的代表。对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尽过了不少的力量。）
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允许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并通过新政纲、新党章、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大会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宣言中除分析了中国现状外，并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从此革命的国民党便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其斗争的目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政策。这是作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派的革命代表的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的结果。
大会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李大钊同志等共产党员3人；候补执委17人，其中有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同志等共产党员4人。组织部长与农民部长亦由共产党员当选担任（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
会后不久（1月27日），孙中山派蒋介石（蒋当时未当选为中委）等七人为筹备委员，筹办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模仿苏联的军事制度。共产党派周恩来同志去做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同志去做教官，成立了六个军，苏联又援助机关枪、大炮、飞机等许多武器。
由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当时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变更过去的性质，形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原来国民党这个组织，上面说过是包含有很多反动派在里面的，在改组时，这类反动派——买办势力、封建势力，有的公开反对或公开脱党了。一次大会上，就有冯自由等反对联共，会后又继续其破坏活动，被孙中山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冯开除出党。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孙中山能够冲开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阻挠和毁谤，这正是他所以伟大不朽的地方。
但是，有的封建买办势力——大资产阶级，还埋伏在国民党里面，以便寻找时机，重振旗鼓。在上海国际买办市场上鬼混并替那些买办市场的黑幕中主人充当走卒的蒋介石，便成为这种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假面具下实行两面派阴谋的主要代表人。
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矛盾所发展的三大问题（民族问题、民主问题、土地问题）中抽引出来的。由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解决这三大问题，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限制和损害，因而有一定的革命性，反映到作为自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孙中山的思想中，他就明白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原则。
但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时又是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所以，在孙中山1924年（民国十三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前，三民主义不仅是旧民主主义的政纲，而且是极不彻底的，有许多改良的温和的色彩。在辛亥革命时，他的民族主义只有反满，并没有提出反帝的主张，因而在清廷退位后，他觉得民族主义可以不要了，“二民主义”便够了（如中华革命党政纲），民权主义方面也很不彻底不明确，民生主义方面只有抽象的“平均地权”。同时，又缺乏实行这些主义的方法，不敢真正依靠人民。
受了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进步，像上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于民族主义，它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民权主义，则说：“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这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全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个人或团体，皆不得享有平等自由及权利。”至于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改善工人农民之生活。这个宣言和政纲的革命内容，是当时共产党人曾帮助起草与修改的。虽然其中还有缺点（如政纲上的建国三时期之说等），但大体上是成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个宣言与政纲，与中共的最低纲领虽然在广度与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却是相同的（即要求民族独立解放——民族主义，主张实现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治——民权主义，反对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和限制大资产阶级的专利——民生主义）后来1925—1927年大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共与中山先生及其真实的革命信徒合作所创造的成绩。一方面，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旧三民主义变成新三民主义）；另一方面，便是新革命方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产生（三民主义变成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把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结合起来，这就获得了崭新的历史意义。孙中山曾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在他临终时还说：“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的叛徒蒋介石辈，在大革命时期，是假装着拥护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大革命由其叛变而失败后，则公开地抛弃了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而拿孙中山旧三民主义中的一些词句曲解起来，作为反革命的理论根据。
第四节 国共合作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力量骤增，各地群众革命运动突飞猛进。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豪绅都非常恐惧，叫嚣“孙中山赤化”。首先就由国民党内部的买办豪绅代表张继、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公开出来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意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指当时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见张继等“护党”宣言）。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其中最剧烈的一幕，便是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广东商团，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组织。以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及陈恭受为首（他们都是国民党右派）。他们依靠香港英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右派军阀范石生等的军事援助，企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国民政府。1924年（民国十三年）双十节，国民党左翼与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示威游行，当即遭受商团的屠杀，死者2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屠杀后，商团全体出发，张贴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武力胁迫商人罢市，并公开邀请帝国主义走狗军阀陈炯明回省主持政局。孙中山这时借革命派和群众的帮助，以武力平定商团，将商团军击溃。
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
在北方，自从曹锟贿得了“大总统”，爬到反动权力的最高点后，历史注定他快要从宝座上跌下来。全国人民涌起了反曹吴的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了这个人民运动的先锋。各反对派军阀利用人民反曹反吴的情绪，和曹吴对抗；而曹吴则利用了“统一”的口号，要削平他们。1924年（民国十三年）9月间，爆发了苏浙战争。与奉系有关的浙督卢永祥，为争夺上海与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卢永祥失败。
苏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曲，接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激战于山海关附近。
可是，国共合作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直系中冯玉祥之西北军开始转向革命。1924年10月，正当战争紧张关头，冯玉祥忽从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政变，通电主和，将所部改成为国民军，与奉军合击直军。直军遂全线崩溃，横行一时而自以为反动武力天下无敌的直系军阀，土崩瓦解，曹锟变成了阶下囚，吴佩孚变成了流浪汉逃到武汉。在北京则出现了奉皖两系同意下的段祺瑞的执政府。这时，因为国民军是军阀队伍中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所以在国民军统治下，北方革命运动有了开展。
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民国十二年）黎元洪出走北京时发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的宣言中提出来的。到1924年11月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当时全国人民热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乃于1924年11月北上，企图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当时他发表的《北上宣言》一般是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孙中山北上过沪时，因为受到上海广大群众的革命影响，同时又多受了一次帝国主义切实的教训（上海帝国主义反对孙中山登岸），因此更加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的决心。当时，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处都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的民众团体都纷纷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北京反动的段祺瑞政府为着堵住群众的要求，一面邀请孙中山北上，一面提出召集善后会议，与国民党、共产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孙中山的逝世和遗嘱
孙中山到北京后，见段祺瑞的邀请毫无诚意，大失所望。段祺瑞在1925年（民国十四年）2月1日召集他所御用的善后会议，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亦于3月1日在北京召集，以与善后会议对抗。孙中山因劳累过甚，旧病复发，3月12日逝世于北京。他的死，引起了全国的哀悼，临死留遗嘱于其党同志，又致书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之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成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 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这封信，是孙中山对中苏两大民族合作的热烈希望。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都是珍视中苏的友谊和合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