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卖国殃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九一八的发生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卖国媚敌的不抵抗主义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
一、九一八的炮击
九一八前夜国内的经济状况
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封建买办反动统治下，中国迅速地走向殖民地化。192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波及中国以后，这种殖民地化的过程更加加速。外货倾销，白银外溢，对外贸易陷于停滞，外资源源侵入。1930年，单是五金工业部门外资就增加到90%，纺纱工业增加到80%以上，又因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掠夺，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国民经济濒于破产。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连年不绝的军阀混战与反共内战下，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抓兵征粮急如星火。农村经济完全陷于破败不堪的状况，各地农民，于兵殃之外，又遭连年干旱、洪水、虫殃、冰雹、瘟疫等惨重的灾荒。地主阶级又加紧剥削农民，兼并土地，农田往往被夺，广大的农民陷于流离、饥饿与死亡的惨景。1929年，全国饥民在5700万人以上，占全国人口1/8强。1930年，陕甘两省因饥寒而死的农民，竟达几百万人之多，嗷嗷待哺的饥民亦在550万人以上。1931年夏，各地霪雨为灾，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均暴涨，因堤防失修而洪水泛滥的区域达17个省，灾民在1亿人口以上。当长江大水危及汉口时，人民欲提堤防基金修堤，不料此为数达数百万元之巨款竟被国民党反动官府移作贩卖鸦片之用，导淮（河）基金亦已充作内战经费。而南京反动政府借赈济为名所发行的数千万元赈灾公债，及各地之数百万元义赈捐款，用于灾民身上的却不及万一，大部分为吸血的“党（国民党）国要人”所中饱。
总之，九一八事变的前夜，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的炮击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中国东邻的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虎视眈眈，想找一个机会，攻占满蒙，然后灭亡全中国，独占东亚，进攻苏联，称霸全世界，这是它的“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袭击日本后，它为了挽救国内的经济恐慌，缓和国内革命爆发，乃积极策划向外侵略，正好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集中力量专门进行反共内战与军阀混战，对外屈膝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乃乘机侵入中国东北三省。
1931年4月，日寇制造了挑拨中国与朝鲜两大民族关系的万宝山事件。8月间，又借口日本军官中村大尉入汉蒙调查地理“失踪”，诬为兴安岭的中国屯垦军所杀，乃在沈阳征集在东北的日军准备战争。接着自己炸毁南满桥梁，又诬赖为中国军队破坏。遂于1931年9月18日夜，乘中国东北军事当局无备，以重炮轰击沈阳城垣，攻占北大营。国民党蒋介石却早已给东北全军下达“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的不抵抗命令。所以到19日晨，日军在中国好几十万军队一枪不发的退让不抵抗之下占领了沈阳北大营及沈阳城。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及二百架飞机，一概落入日寇手中，接着日军又分兵进占安东、营口、长春等地。20日东占吉林，南迫锦州，海军占领秦皇岛。不上五天，日寇就差不多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锦绣河山。这时国民党又命令东北驻军道：“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蒋介石并无耻地说：“这时必须上下一致……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所依赖的国联原来是在英、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之下的，他们一面向中国人民敷衍，一面反鼓励纵容日寇由东北进一步去进攻苏联。所以日寇毫无顾忌地仍继续进攻，不久占领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扶植溥仪，筹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11月中，日军又向锦州方向推进，国民党政府竟训令施肇基向国联提议，在锦州设中立区，由英、美、法、意军队驻扎。这就是说，它已经承认锦州以东的东三省不再属于中国了。但日寇却不理睬，12月又分兵三路进占了锦州，蒋介石乃令张学良几十万部队不抵抗完全退入关内。总共三个多月，辽、吉、黑三省两百万里肥沃领土及数十名城、三千余万同胞、四千余公里铁路及无尽的宝藏，就在国民党不抵抗依赖国联的政策下断送净尽。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从此，东北同胞便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了14年。日寇即得到了一个巩固的侵略根据地，所以以后便敢于向全中国、向太平洋进行疯狂的进攻。
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以及苏联的积极态度
与国民党蒋介石无耻地出卖东北相反，中国人民，却表现了空前伟大的勇敢的抵抗，以回答日寇的侵占东北。9月22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红军首先提出抗日的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队，直接予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全国人民怒吼起来，纷纷要求反抗侵略，在中共领导与推动下的工人和青年学生则最为坚决和勇敢。首先起来的是上海十万大中小学学生的大罢课，接着，9月24日，有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大罢工，抗议日寇侵略东北。26日，上海有十余人反日大集会。10月初上海更有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派代表入京要求发枪抗日。广州、香港等日厂中的中国工人纷纷自动辞工，宁可忍饥挨饿，也不在日本工厂做工，对日寇表示抗议。
全国各地，从上海到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处，各界人民莫不愤恨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纷纷自动起来抵制日货，对日绝交。9月28日，京沪学生群集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不抵抗。当晚，上海7000余名学生被国民党强迫由专车押回上海。但11月，更大规模的平津学生第二次大请愿，经艰苦斗争，又到了南京。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在机关枪、步枪的层层警戒下，故意欺骗学生说：“现在政府正积极准备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蒋某人之头以谢天下。”实际上蒋介石正是要更多地杀革命人民的头，失掉更多的国土，来保卫他的头，来保卫四大家族的血腥统治，学生当然不听他的欺骗，要求立即出兵抗日，于是蒋介石用屠杀回答了学生的正义要求。12月17日，当3万名学生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军警吹着冲锋号，刺刀也冲过来了，前排的学生纷纷倒在血泊里！仅报馆门前，就陈尸30余具，伤100余人。学生爱国的热血染红了珍珠桥，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事后，国民党并出文告，诬学生为“越轨行动”，军警惨杀学生是“自卫手段”与“正当处置”。次日，又派军警包围各地学生住宿处，押解学生上火车，强迫学生回校。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更不许人民抗日，谁抗日，刀锋就向着谁。
东北人民也决不甘心从此做亡国奴而奋起抵抗。在中共东北地方党的领导下，首先是辽西一带民众的奋起抗战，先后攻入营口，夺回盘山，占领打虎山车站，消灭敌寇古贺骑兵联队，一度收复锦州，攻入绥中转战辽西。跟着马占山部下的士兵也在北满嫩江桥击溃了日寇精锐的多门师团，延长了日寇迅速侵占东三省的计划。此外尚有李杜等所部士兵组织义勇军抗日。国民党政府对东北抗日军队与义勇军不仅不予任何接济，而且扣留人民的捐款，使东北初期抗日部队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困境，许多地主阶级的抗日武装，像马占山、李杜等部，都因不能坚持而纷纷失败了，只有中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坚持了14年的世所罕有的艰苦奋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终于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了东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国际上，只有苏联仗义执言，痛斥日本的侵略行为，许多东北义勇军被日寇打败后，也由苏联援救，退入苏联境内，所以只有苏联是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
二、“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
东三省沦陷以后，日寇得寸进尺，继续发动了对上海的新进攻。它以为一次闪击便可占领上海，以作为进攻中国内地的中心基地，达到短期内灭亡全中国的目的。至少它可以借此来巩固他在东北的既得胜利，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东北既成事实，取缔全国抗日运动，并转移国际视线从东北问题到上海问题上，于是有了“一·二八”事变的发生。
1932年1月18日，有日本和尚五人，在上海虹口被人打伤，日寇便以此为借口，唆使日本浪人特务焚毁中国三友实业社工厂，杀死中国巡捕并捣毁商店。24日，又自焚日本公使重光公馆，诬赖是中国人所为。27日，日领事向上海国民党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道歉、惩凶、赔款及解散抗日团体四项要求，答复一一照办，并立即封闭抗日会，同时蒋介石又下令要驻上海的抗日情绪较高的第十九路军从淞沪撤退。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却按照自己预定的计划，于28日晚，大举进攻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未曾来得及撤退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被迫迎击日寇，激烈的淞沪抗战就爆发了。
在中共的推动号召下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上海十万日厂工人大罢工，坚持一个半月之久。并号召了许多工人、青年学生投奔前线，组织义勇军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或担任运输、交通、侦察、救护等工作。同时恢复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募集资金、物品，支援前方作战将士，出版《反日民众》等报，宣传抗日政策。故在战争开始时日寇本想四天占领上海，但英勇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全体人民英勇的援助下，却把日寇打了个落花流水，夺回天通庵、北站等地，两天内杀敌千余。工人、青年、士兵表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像汽车夫胡阿毛被六个日军抓住，强迫他为他们载运了一满车的炮弹与机枪，他却开足马力，连自己一同沉入黄浦江中，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牺牲精神与高度的爱国热情。复旦大学等校学生组织学生义勇军，在前线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单复旦大学学生死伤就有二百多名。上海军民就这样孤军抗战了一个多月，使日寇四换主帅，死伤万余，继续增兵到十万，军舰六十余艘，飞机百余架。当时国民党政府却派第五军来制止第十九路军抗日，第五军兵士激于爱国热忱，便反抗乱命，参加作战。后又有反动派向敌人告密，敌人便乘第十九路军兵力不足，在浏河偷袭登陆，才迫使第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在第十九路军全线撤退许久后，苏州河中段还有共产党员孙小宝、傅维玉领导的一批工人义勇军鼓动一连第十九路士兵坚守阵地，直到第十九路军的反动军官开枪把傅、孙两同志打死后，才撤退下来。
蒋汪对淞沪抗战的破坏与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上海“一·二八”抗战，不仅不予支持，而且是积极破坏，迫使第十九路军在弹尽粮绝、死伤过重、日寇不断增兵等情况下，不得不退出上海。国民党反动集团蒋介石、汪精卫同谋，在上海抗战时期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高调，不仅对第十九路军一点也不接济，还阻止第五军士兵自动参加抗战，密令海军供给粮食菜蔬给日方，以“维持双方友谊”；扣留全国各地捐款；甚至为海军部次长的李世甲竟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同时继续依赖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调停”，英、美、法、德、意五国，竟想把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虽国民党卖国政府表示完全同意，但因日寇反对而未成协议。后来，蒋、汪便在5月5日，与日寇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不得驻兵，并允许取缔抗日，把第十九路军调开上海，开到福建去“剿共”。
中国共产党对日宣战
淞沪抗战证明了中国人民有力量打倒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卖国协定，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与痛恨；中国共产党则正式对日宣布民族防御战争，并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向日本作战。这个号召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回答却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才能御侮”。
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什么要积极破坏抗战呢？这是他们四大家族的封建大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他们惧怕革命人民甚于惧怕日本。蒋介石说过：“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就是说，若亡于帝国主义，他还能当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儿皇帝，四大家族的统治还不致完全垮台。所以，他们口头上的“攘外”、“御侮”都是假的！他们要集中一切力量，用“安内”、“统一”来“剿灭”抗日的中共与人民。
三、日寇进攻热河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日寇进攻热河与卖国的《塘沽协定》
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显出很大的新变化。不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更加积极地起来反对蒋介石的统治，而且自由资产阶级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也更加肯定与表面化起来，国民党内各派系，也因帝国主义开始的新矛盾和态度不同，影响他们对日亦持不同态度，而与蒋介石发生新的分裂，蒋介石是更加孤立了。要求变更“剿共”政策，一致抗日的舆论，在各阶层扩展开来。
但是蒋介石却继续着穷凶极恶的反共内战，请了许多德国反动派军官，直接帮他指挥进攻苏区。更提出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兴高采烈地向内杀进去，日寇也就从外打进来。1933年1月3日，日寇便侵占了我们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接着向热河推进。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惊慌失措，急扣军用汽车240辆，先装载私产及鸦片运往天津租界，后来自己也抛弃省城承德，向北平逃命。日寇以188人，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承德，未及一星期，就占领了热河全省。于是日军气焰汹汹，想一鼓而下华北。5月初，日寇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这时驻长城线的军士与长城内外义勇军，奋起自动抗战。而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兵士更为英勇，以大刀将敌人逐出喜峰口，全国人民大为振奋，纷纷募捐支持。
当时国民党在平津一带本来集中有三十多个师，超过敌人兵力十倍，如果能够全部出击，不但可收回热河失地，且可消灭长城附近的敌军。但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卖国，蒋介石亲赴河北，制止抵抗，对请求抗日的部队下令说：“有言抗日者，杀无赦。”结果，长城孤立抗日的各部队失败，日寇则直迫平、津。国民党所依赖的国联，本来在1931年12月已正式成立了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1932年初到中国，费时八九个月，草出了一个洋洋二十万言的报告书，内容是一句话：用国际共管满洲的计划来代替日本的独占！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蒋、汪同谋下，这时也无法依赖国联了，就又直接派熊斌、黄郛在5月31日，和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内容规定：（1）中国军队退出滦东一带，再不许前进；（2）滦东为非战区，不许驻兵。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3）日军撤退至长城线，并派飞机和用其他方法监视中国军队是否执行上项协定。这在事实上已是承认了日寇占领东三省、热河，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即归敌人所有，使华北放置在日军监视控制之下了。所以后来日寇就又制造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使华北“特殊化”起来。这个亡国条约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共代表人民乃于6月1日，发布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反抗。
中共推动与领导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崛起中国人民对日寇的猖狂进攻，是充满了爱国的义愤的，当国民党破坏长城抗战，签订塘沽卖国协定的同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领导下，以共产党员吉鸿昌，抗日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为首，在1933年5月29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集合了东北义勇军一部，地方武装及平津救亡学生，宣布对日作战，收复失地。在中共动员与组织之下起初只有几千人的同盟军，很快扩大到了十余万人。他们以不充足的武器、给养，竟在5月底到7月中的50天的短期苦斗中，先后收复宝昌、多伦、沽源、张北等地，正拟东下收复热河的时候，蒋、汪却加之以“妨害中央统一政令”、“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一面收买同盟军孙殿英部，一面委庞炳勋为察北剿匪总司令，诬抗日军民为匪，率十三师大军“围剿”抗日同盟军。结果，冯玉祥被迫下野。但方、吉两将军仍坚持抗日，分兵三路向滦东挺进。这时何应钦与日军商妥共同“围剿”抗日同盟军，于9月底，日寇在北，国民党军队在东、西、南，四面包围抗日同盟军，空中并有日机轰炸，方、吉两将军终因弹尽粮绝不幸失败。次年11月国民党政府勾结天津法租界反动当局逮捕了吉鸿昌同志，吉鸿昌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了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气概，终于在北平以“抗日罪”被蒋介石枪决。
毛泽东、朱德团结抗日的伟大号召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特别是应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士兵乃至某些将领的抗日要求，为了进一步团结抗日力量起见，毛泽东与朱德于1933年1月17日发出宣言，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1）立即停止进攻苏区；（2）立即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并派方志敏同志统率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但国民党蒋介石，却以更大的“围剿”回答了毛泽东、朱德的正义宣言，阻止抗日先遣队的北上，使中国红军不能开到国防前线，但是这个号召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就是国民党嫡系军队中的一些将领，也有联共抗日的要求，当然这些要求都为对外卖国、对内杀人如麻的大刽子手蒋介石所绝对不允许的。
李济深等福建“人民政府”的崛起与失败
国民党军队中，首先起来响应中共抗日号召，与红军订立《抗日停战协定》的，是抗日情绪较高的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自被调到福建参加“剿共”战争之后，广大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在红军抗日主张的影响下，普遍不愿“剿共”而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第十九路军领导者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乃于11月20日成立福建“人民政府”。21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及人民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四条，主张武装抗日。于是南京卖国政府乃于12月间动员海陆空军向福建政府进攻，与第十九路军战于漳州、泉州一带，飞机惨炸福州，蒋介石的海军也向福州、厦门猛攻，并得日舰的协助。至1934年1月底，蒋介石占领福州、泉州。抗日“人民政府”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与内部不巩固、对人民的诺言实行不坚决等原因下，陷于失败，第十九路军被改编为东路“剿匪”第六军。蒋介石则派著名亲日派陈仪为福建省主席，接收了福建。
第二节 华北新危机与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涨中共领导——“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
日寇的步步紧逼，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反抗与蒋介石的卖国新恐怖
到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又发表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说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这一声明引起全国人民与世界正义人士的愤怒，毛泽东同志对天羽声明特发表谈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欺辱抢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并声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工农劳苦群众与工农红军，坚决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但蒋介石政府亲日派官僚政客黄郛、殷同等却弹冠相庆，大肆活动，到1934年春夏之交，平满恢复通邮通车，长城各口设关卡，蒋介石政府从此就变相承认了“满洲国”。
中国共产党根据这种情况，乃于1934年4月提出组织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并提出了七项反帝纲领。
当时全国人民及军队，在中共的号召与推动下，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投降外交表示了极端的不满。1934年春季，上海有30万市民参加反日烈士潘洪生出殡的反日大示威；5月，国内著名人物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等三千余人共同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统一战线纲领的基本精神。这一纲领引起了极大的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这个纲领的达几十万人，并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总会与分会。
国民党的反动派对于这些人民的爱国运动，竟变本加厉，改用了惨杀的法西斯恐怖手段。1933年，北平学生因公葬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革命先烈李大钊，先后被宪兵第三团逮捕者达千人，其中死于监狱里的约四五百人，文学家洪灵菲就是在这次血案中牺牲的。上海及各大城市的爱国青年，被捕、被杀者，日有数起，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也常接到国特暗杀的警告。国内名流杨杏佛、史量才二氏，皆在此时期惨遭暗杀。爱国志士史灿堂因为反抗与伪满通车被何应钦捕杀了，而伟大的革命战士瞿秋白、方志敏、吉鸿昌则是这时期内最著名的英勇殉难者。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意抓人，总之，伴随着蒋介石的亡国政策及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在进攻苏区中所实行的是血腥的“三光政策”，在蒋管区实行的则是法西斯主义的卖国新恐怖。
华北新危机与《何梅协定》，中共《八一宣言》的发表
在日寇要什么蒋介石给什么的情况下，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借口中国军队侵入非武装区，向蒋介石的北平军委分会负责人何应钦提出苛刻要求，并由关外调遣大军入关。29日，何应钦与日军司令官梅津谈判，订立了卖国史上少有的无耻的《何梅协定》，其内容为：（1）取消河北省及平津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省的中国驻军和宪兵；（3）撤销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职，更换平津两市长；（4）撤销北平军委分会；（5）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就是说，华北的军事、政治、经济都交日寇来控制。
日寇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放手卖国，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与其所领导的红军，已打碎了赛克特的“围剿”计划，实行人类历史上有名的大进军——北上抗日，在长征路上，根据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乃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这就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共同团结，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挽救民族危亡。《八一宣言》发表后，全国人民士兵皆表示热烈拥护，并得到一部分“剿共”将官的赞同。但是国民党的亲日派与反动的当权者却固持成见，对日本继续退让，放弃国防阵地！把镇守冀察的几十万大军撤下来，完全调到后方，追剿与堵截北上抗日的红军；对人民则严禁编印抗日书报，取缔一切抗日救国运动，例如日本认为上海新生杂志刊登了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说是侮辱了日本的天皇，南京政府便遵命通缉易水并逮捕了新生杂志的主笔杜重远。6月10日蒋家小朝廷并颁布了不得妨碍中日“邦交”的“睦邻令”。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何梅协定》后，关东军向长城各口大量增兵，华北局势日益严重，平津空气异常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0月间，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伪军李守信部及德王等也在着手组织“内蒙自治政府”。而丧心病狂的卖国贼蒋介石，又为了讨好日寇出卖华北，下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高凌霨、贾德耀等为委员，把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单另划成一个行政区域，以变相的“自治”使华北“特殊化”，其中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霨、贾德耀等著名汉奸任冀察要员，更是符合日寇的要求。
有几千年历史文物的平津、华北的危亡，使全国各阶层人民都感到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到处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沉痛呼声。在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的号召下，在刘少奇等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直接组织下，“一二·九”运动爆发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不顾敌人枪口与刺刀的威胁，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自治运动”等口号，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共同对外”的全民要求，当天向国民党华北军政长官提出六项条件：（1）反对防共自治运动；（2）公布对日交涉经过；（3）不准任意捕人；（4）保障北方领土安全；（5）停止一切内战；（6）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游行队伍在寒风中前进，宋哲元军警的皮鞭、棍棒、水龙、刺刀都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进攻了，当场打伤了一二百人，被捕的数十名，一女生被刺断喉管毙命。
事后，宋哲元封锁消息，封锁各校校门，逮捕学生领袖（北京大学6人，东北大学12人），但青年们更大的斗争仍在继续酝酿中。
“一二·一六”的搏战
12月16日正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为了答复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便在中共的精密组织与正确领导下在这天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16日拂晓，各校学生冲破校门的军警的包围封锁，走上大街，城外学生也冲开城门，冲进城内，三万多学生就挽手结臂组成了五路游行大队，高呼“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古老的文化城顿时沸腾起来，沿途市民也纷纷参加了这个示威的行列。国民党反动派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学生们英勇地和大刀搏斗、和水龙搏斗、和寒风搏斗，有的学生被大刀砍伤了，仍奋勇向前，使有的军警也被感动甚至参加游行。晌午时各路游行队伍集结天桥，整队到前门举行露天大会，计有学生三万人，市民数万人，通过以下决议：（1）誓死反对防共自治的伪组织；（2）要求宋哲元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并抚恤各死伤同学，惩办凶手；（3）不得禁止学生运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等。会后又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动员了全城军警，又加派了两团武装军队向学生反击，殴打与搏斗的残酷激烈程度，较“一二·九”更甚。从早晨3时起一直到晚上10时，学生们赤手空拳，为挽救危急的祖国整整搏战了一天，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群众威力下，也不得不宣布延期。北平青年学生这种热血爱国的精神，正是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共产党员站在这些同学的最前列。它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只消日寇一纸文书就赶紧滚蛋撤走的情形比较起来，真是强烈的对照。青年是革命的号角，“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正标志了中国反日民族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
全国反日新高潮的涌起
“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大示威，给了全国以巨大的震动，响应这个运动而起来呼唤救亡的有12月11日杭州学生大示威，12日广州学生大示威，有18日南京、南宁、天津学生的示威，有20日上海、武汉、长沙学生的游行示威，还有保定、开封、安庆、徐州等地的学生也都举行了游行示威。总之全国各个通都大邑的青年学生都踏着“一二·九”英雄们所开辟的血路前进了。接着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又深入农村与工农抗日运动结合起来，并组织了在中共政治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队员发展遍及全国）。各地一时并发生晋京请愿的悲壮行动。为了团结青年救亡的力量，平津学生自治会成立了，不久又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则有著名的救国会的活动，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纷纷建立，全国各地先后还成立了各界的救国会。1936年5月底，乃有声势浩大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大会”的建立。该会的纲领赞成了中共的《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合作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日救亡的刊物、读物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着，全国不下千百种，单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知识》、《东北知识》、《生活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每种都销售在几万（如《世界知识》）甚至十几万份以上（如《大众生活》）；在国外，则有中共出版的宣传狂热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刊行，传播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宣传，并通过各种救亡组织发行到国内，教育了国内的广大青年，使他们的思想趋向进步。同时许多军队，首先是华北许多的军队（如第二十九军等）大大地表示同情抗日运动。
“一二·九”运动为开端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扫开了全国恐怖沉闷的空气，全国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根据这样的客观情况，接着《八一宣言》之后，发表了《十二月决议》。该决议对当时的阶级关系作了正确的分析：“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的确，当时蓬蓬勃勃的救亡运动的开展，不但表现了中国青年、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等的新觉醒，而且带动了一些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与上层统治阶层中人物的同情乃至参加。国民党的元老马相伯以至章太炎、胡汉民等在“一二·九”后，也发表通电谈话，不满蒋、汪、何与宋哲元等的对外投降屈服，对内镇压爱国运动的卖国行为。所以中共的《十二月决议》明确指出，“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回答，却是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实行更加穷凶极恶的镇压。蒋介石反动派把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叫做“危害国家”，“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遇有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法而为前项犯罪（按：爱国有罪）之宣传者，得当场逮捕，并得于必要时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抵拒……”
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并不能够镇压住排山倒海而来的人民觉醒的内在力量，更大的革命事变在酝酿中。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斗争
从九一八到七七中共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建立与发展
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后，东北三省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东北三千万同胞从此变成了日寇的奴隶牛马，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纷纷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同志给东北地方党的指示是发动群众，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实行统一战线，联合各革命阶级，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东北地方党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始他们的抗日工作，产生南满磐石游击队、间岛区游击队、台辽区游击队、巴彦游击队下辖11个军。1931年一年当中，东北义勇军在中共领导下，曾发展到三四十万。而九一八后，曾一度抵抗日寇侵略者的原来东北统治者如马占山、李杜、丁超、王德林等地主抗日武装，这时由于缺乏坚持的精神，不能发动群众作艰苦的斗争，都先后很快垮台，或则投降敌人了。
抗日联军的十一个军的发展简史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是1932年春，磐石县哈马河子中韩农民反日暴动产生的，领导暴动的是中共党员李红光。李红光任军长，杨靖宇（中共党员）任政委。活动于海龙、通化一带，建立了长白山根据地，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
第二军是中共领导的东满游击队组织成的，当时领导人是中共党员纪长荣（后光荣牺牲），活动于延吉、珲春一带，也就是间岛游击队的发展。日寇对间岛游击区一而再地实行“三光政策”，全部儿童妇女被奸杀拍卖。有七八十个儿童团团员都在12岁到15岁上下，因不愿当亡国奴，跑到山里，吃树皮草根，大多数饿死，剩下的其中有个朴其松（中共党员）逃出，投了游击队后，任三路军政治委员，后光荣牺牲。由于敌人的清剿，二军在金日成等同志领导下与一军会合。
第三军是赵尚志同志领导，1933年到1935年经常出没于哈尔滨东部山地，该游击区包括滨江、延寿、阿城等十余县，队伍发展到数万人。
第四军为李延禄同志（中共党员）领导，活动于松花江下游两岸，后李将军回关内，其弟李延年代理，冲破敌人的讨伐，远征舒兰，终于战死。
第五军是周保中将军领导（周原是王德林的参谋长），活动于牡丹江两岸。
第六军是汤原县游击队组织成的，由中共党员夏云杰率领，活动于松花江南，桦川、富锦一带。1936年夏夏云杰战死，改由戴鸿宾领导。
第七军是虎林、饶河的抗日救国会组织起来的，足迹遍及乌苏里江两岸，开始七军军长为周保满，周死后有韩人崔石家领导，他们均是中共党员。
第八军是依兰土龙山反日农民暴动产生的。1938年，敌人向松花江讨伐，该军领导人谢文东因儿子出卖而被捕，动摇变节 ，八军瓦解。
第九军是由李华堂所领导的旧吉林军、自卫军组成，中共东北党曾给他不少帮助。1938年，李叛变投敌，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奎同志牺牲，该部由郭铁坚继续坚持，至1942年，郭亦战死于嫩江江畔。
第十军是先进的山林队编成的，军长是王亚臣。1938年活动于依兰一带，遭敌围剿，被歼灭。
第十一军也是山林军编成的，由郦明山（明中）（是依兰农民又做过矿工，为中共党员）发起组成，在依兰、桦川一带活动。郦于1938年光荣牺牲，该部由于天放等领导，坚持到东北解放。
到七七事变前东北抗日联军共发展到20余万人。
从七七到“八一五”的东北抗日联军
七七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改编为三路军。第一路由原第一、第二军组成，杨靖宇任总指挥，活动于辽宁省。杨将军因为西征被包围，弹尽粮绝而死（1940年），其所部由金日成率领坚持到东北解放。第二路由四、五、七、八这四路军组成，在吉林东北部活动，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第三路军由三、六、九、十一这四个军改编而成，总指挥是李兆麟将军，活动于黑龙江的嫩江的小兴安岭。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日联军即积极反攻，配合苏军解放全东北，现在已成为林彪将军统率的百万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抗日联军所以能坚持14年的英勇战斗，是由于有中共的坚强领导，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时还有日共的国际主义的援助。伟大的指导东北人民英勇战争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一史绩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论联合政府》）
第四节 成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前的国内形势在“一二·一六”运动的打击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到1936年春正式成立了，宋哲元为委员长。实际上这是半傀儡式的政权，一切重要的政令的施行，均须得到日本当局的同意。在这样的特殊政治局面下，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计划便逐步实现了。在经济上，施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摧毁华北的中国民族工业，并在华北市场排斥英美。在军事上扩充组织机构，设立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又在各大中心城市遍设特务机关，训练汉奸，刺探中国军情，并向北宁路沿线不断增兵。同时在北海、海口、上海等地到处进行武装挑衅。
6月间，两广军阀与蒋介石发生内部冲突，日本帝国主义又从中挑拨，两广军进兵湖南，但在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内战，要求一致对外的压力下，终于停战。11月日寇与蒙奸德王大举进攻绥远，绥远军民，在全国人民热烈声援下，点燃了抗战的烽火。
自绥远的局部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等地学生、职业青年、文化人纷纷组织慰劳团北上，许多爱国志士、抗日救国会纷纷要求南京政府进行全面抗战。全国各地皆沸腾起要求和平统一、准备全民抗战的热潮。
1935年底，中国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对抗日有极大战略作用的地点——陕甘宁边区。1936年2月乃派劲旅东征，渡黄河、出山西企图打通北上的抗日道路。毛泽东同志并代表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东征宣言”，说明“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因国民党反动派派大军前往堵截，5月间遂又回师西岸，以求保持国防实力。毛泽东、朱德为此发出了“回师通电”，说明“以此行动，向全国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内，停战议和”，并号召一切中国军队，不分派别，不分信仰，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团结救国。中共中央又于8月25日致书国民党要求“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议两党恢复抗日民主的合作”，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三民主义，结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共同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和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抗日救国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各阶层对一致抗日的要求更趋积极了。但是，南京政府却是一方面仍然不断地与日本谈判，想以较强硬的态度使日本稍稍让步，以缓和国内空气。另一方面仍然丧尽天良“围剿”蒋管区的人民爱国运动，11月间又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七人，全国震动。而其主要方面，则仍是继续倒行逆施，准备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剿共”内战，“围剿”为抗日和民主团结而奋斗的红军。
成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坚决主张与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携手抗日的影响所及，使当时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与杨虎城所部西北军也深受感动。在中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救亡口号下，大部分官兵皆自动要求停止内战，东北军更热烈响应中共向他们提出的“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而与红军联欢。张、杨两将领在中共的政治主张与部下士兵的抗日要求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自己经历了十几年来外患与内战的痛苦教训，这事又识破了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毒辣阴谋，也不愿继续“剿共”，因而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主张。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张、杨继续积极“剿共”，张、杨乃再度向蒋氏进言，蒋介石严词拒绝，大骂张、杨违抗命令。“一二·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痛苦陈词，要求停止内战，许多下级官兵对继续“剿共”战争的命令皆表示愤恨。蒋介石竟打电话给张、杨，要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12月12日，张、杨遂在部下与人民的支持下，兵谏蒋介石于临潼华清池，要求答应“停止内战，立即抗日”。这便是成为历史时局转折点的“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连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应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权利；（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日本帝国主义此时便想乘机扩大中国内战，要南京政府来消灭中国抗日力量，说：“……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政府将不能坐视。”并提议中日合作“剿共”；动员汉奸、托派造谣制造混乱。南京政府在亲日派何应钦等把持下，一方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兵遣将，沿陇海线西上，进攻潼关；又拟派大队飞机，轰炸西安。另一方面，电召赴德养病的汪精卫，立即回国，共同进行联日倒蒋反共的政治阴谋，借此扩大国内分裂局面，取蒋氏的地位而代之。
当时中国共产党闻讯，即派周恩来赴西安，主张和平解决，联蒋抗日。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转变到抗日战场上，所以对于蒋介石的问题，乃是要他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周恩来同志并亲自与蒋介石详谈国内外形势，指出联合抗日之必要；一面致电南京政府，一面又与西安当局接洽，提出和平解决办法。同时，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皆纷纷呼吁和平。苏、英、美、法各国也从中斡旋。在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条件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就释放了蒋介石。12月25日，张学良还陪送蒋介石飞至南京，“双十二事变”遂得和平解决。
但是，蒋介石在张学良陪送他到了南京之后，不但捏造了一篇在西安的所谓“对张杨训话”，和伪造了一本装腔作势、令人作呕的“西安半月记”，而且又背信弃义地扣住了张学良，后来又扣住了杨虎城（张、杨被扣至今已有12年之久了这里说的12年是指张学良、杨虎城被扣押之时至该书写作之时。
——编者注
），强迫改编分散了东北军与西北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人民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压力以及很多国民党军队对于“剿共”政策的抵抗，第二是英美对于日寇的态度有了新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团。
在《何梅协定》前，英美帝国主义认为日寇的占领东北四省，为的是为进攻苏联做准备；现在日寇的刀锋不北向苏联，而南下灭亡整个中国，有重大利益在中国的英美两国对此是不肯缄默的。所以一向拥护日寇的英国保守党言论也不能不焦急起来，英美的对华政策也开始采取积极态度。一切这些，使得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得不开始动摇起来。经过西安事变，英美也从中斡旋和平解决，他们也愿意利用中共和人民的力量，给日寇独占中国的企图以一定的打击，所以，他们也乐得应允联共抗日。南京政府既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联共抗日的政策便逐渐建立起来。
1937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商讨对共产党与日本的方针。开会前，共产党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以作合作抗日的方案。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四项保证是：（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为了争取国民党抗日所做的相忍为国的坚决表现。接着何香凝、宋庆龄、冯玉祥、李烈钧等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沉痛建议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共抗日。国民党及社会中一部分上层分子，这时对于联合共产党的主张也表示赞同。
国民党三中全会中，亲日派首领汪精卫提出坚持“剿共”的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中抗日派与亲日派的斗争非常激烈，结果终于通过实际上接受合作的决议，但在亲日派影响之下，却写成为荒谬的“根绝赤祸案”。
自从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代表继续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从此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压力下暂时放下了以公开内战消灭中共的方针，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上结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乃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日”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民主政治，准备为对日抗战而奋斗！同时，和各种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论行动作无情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