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与教皇格里高利争夺权力，斗争日益猛烈，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亨利想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而教皇则想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权都剥夺殆尽。
在矛盾激烈的紧急关头，亨利先发制人，召集德国境内所有的教士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宣布废除格里高利的教皇职位。而格里高利则毫不示弱，在罗马的拉特兰诺宫召开了一个全基督教会的会议，宣布驱逐亨利出教，不仅要德国人反对亨利，在其他国家也掀起了反亨利的浪潮。
教皇的号召力非常之大，一时间德国内外反亨利的力量声势震天，尤其是德国境内大大小小的封建主都起兵造反，向亨利的王位发难。
亨利面对紧急局面，被迫妥协。1077年1月他身穿破衣，只带了两个随从，骑着毛驴，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地来到罗马，准备向教皇认罪忏悔。
但格里高利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到来之前就躲到了远离罗马的卡诺莎行宫。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又前往卡诺莎。
到了卡诺莎后，教皇紧闭城堡大门，不让亨利进来。为了保住皇帝头衔，亨利忍辱在城堡门前跪下。当时大雪纷纷，天寒地冻，身为帝王之尊的亨利屈膝脱帽，在雪地上跪了三天三夜，教皇才开门迎接，饶恕了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诺莎之行”。
最后，亨利恢复了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国。
后来，帝国皇帝亨利集中精力整顿内部力量，然后派兵把一个个封建主逐个击破，剥夺了他们的爵位和封邑，那些一度危及他帝谓的反抗势力逐一被消灭。在阵脚稳定之后，他立即发兵进军罗马，在亨利的强兵面前，格里高利弃城而逃，最后客死他乡。
亨利因放弃进攻，而得到了教皇的饶恕，消除了他与教皇的对峙局面。也许有人会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认为简直是低三下四、尊严扫尽。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在关键时候，放弃眼下似乎很重要的东西才能获得长远的胜利。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德国皇帝“卡诺莎之行”的目的就是以雪地长跪“认罪忏悔”来换取以后的利益。为了生存和实现更高远的目标，如果因为不肯暂时低头而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把命都丢了，还怎么谈未来和理想呢？可是不少人一碰到眼前的利益，为了所谓的“面子”和“尊严”，就会跟对方硬拼，结果一败涂地，即便获得“惨胜”，也会元气大伤。所以，当碰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千万不要逞能，当一时之英雄，只有获得最后的胜利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英雄。
汉代公孙弘自幼家贫，贵为丞相后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吃饭只有一个荤菜，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使诈以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问公孙弘：“汲黯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平静地回答道：“汲黯说的是事实。满朝大臣中，他与我关系最好，也最了解我。今天他当着大家的面指责我，正中我要害。我位列三公却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同百姓一样，确实是故意装清廉以沽名钓誉。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能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而觉得他为人谦让，越发尊重他了。
公孙弘面对汲黯的指责和汉武帝的询问，一句也不为自己辩解，全部承认，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睿智的应对策略。汲黯指责他“使诈以沽名钓誉”，无论他怎样辩解，旁人都以先入为主的眼光认为他在继续“使诈”。公孙弘深知这个指责的分量，不作任何辩白，就承认自己沽名钓誉。实际上是在表明自己至少“现在没有使诈”。“现在没有使诈”被指责者及旁观者都认可了，也就减轻了罪名的分量。公孙弘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赏，说他是“忠心耿耿”。这样一来，就给皇帝及同僚们这样的印象：公孙弘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别人有了这样的印象，那么公孙弘就用不着去辩解沽名钓誉了，因为这不是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构不成威胁，对同僚构不成伤害，只是个人对清名的一种嗜好，无伤大雅。总的说来，公孙弘正是因为放弃了对汲黯的进攻而使皇帝对他更加尊重。
对没有的事情不予否定，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那时候还能得到更多人的尊敬。就算有错承认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反而会觉得你人格高尚。勇于承认错误更易得到大家的谅解，而且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即使错又能错到哪里去呢？不辩自明，真是一种极好的处世哲学。
没有永远的赢家，或者说没有真正的赢家，因为“赢”总是相对而言的。同样，没有真正的输家。既然人生没有真正的输赢，又何必一味去强求呢？适当地放弃，也许是取胜的最佳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