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塔村，南浔区和孚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与集镇仅一河相隔。跨过和孚大桥，见一座石塔，指示着眼前就是陈塔村。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水乡平原，由10个自然村（片）组成的陈塔村，还算不上富裕村，去年人均纯收入13586元。据老辈村民介绍，一代代村民守着“鱼桑之乡”，人均半亩鱼塘、半亩桑地，加上不到半亩水田，自古以来没有过大富，也没有过赤贫，“日子平平过”。
近年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正在发生中。“没有新农村建设，这个村还真没故事可讲。”何根法说。老何是水利部门干部，2007年来此担任驻村指导员。他告诉记者，伴随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陈塔村在办成几桩大事的同时，探索出一条有特色的自治之路。
从“不理解”到理解支持：
干群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
“当村干部，最难的就是想做事，却遇上村民不理解。”这话是村党总支书记丁群勇说的。
4月13日，记者进村采访的第二天，早上8点不到，终于在村办公楼“逮”住了匆匆进门的丁群勇，这才有了次短暂的面谈。
他的感慨，出自该村正在做的一件大事：建设占地1028亩的水产养殖精品园，并作为该村进一步建设“魅力水乡”的经济支撑之一。
南浔区的菱湖、和孚一带，有“中国淡水鱼之乡”美誉。早在明清时期，这里的祖先将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并在塘基四周种植桑树，开创了著名的“桑基鱼塘”生产模式。
这些沧海桑田的活见证，因年久失修，设施陈旧，渐渐地“鱼塘像盆子，塘埂像筷子”，养殖效益不断滑坡。事实上，大多村民早放弃了这份祖业，每到年底，鱼塘招标变成村干部头痛的事，每亩一年的承包金仅两三百块钱。
2006年，几名村干部计划着改造老鱼塘，结果因多数村民不支持而放弃。直到两年后，村里决定在朱家墩自然村试点，花了很大的力气，完成改造了260多亩老鱼塘，承包金一下子涨到1000多元。
初尝甜头，2009年5月，村两委会决定建设“精品园”。随即，议题提交村议事例会上讨论。
该村的议事例会每月两次，分别在每月的1日、15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村两委会、监理会成员和各自然村片长等。承担村务重大事项讨论的20多人经过一天的商议，一致认为此举“符合所有村民的利益”，并最终明确了实施思路。
“小事、大事，涉及村民利益的都是正事，何况精品园建设关系到5个自然村574户农户的利益，还有数额很大的前期投入，非同小可！”参与全过程的何根法这样解释。
此事在村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村干部、片长、村民组长、党员及村民代表挨家挨户征求意见。
“那段时间，天天晚上开会。”港北自然村片长陈新华说。他负责的片，尽管只涉及50亩，可要73家户主点头签字，“我这半辈子还真没碰到过这种困难。”
还有更难的，是园区规划内近600座祖坟的搬迁。“挖祖坟”，对多少存有老观念的村民来说，是犯忌的事。“祖宗保佑，我们家一直太平，今后出了事你们能包吗？”面对部分村民的诘难，上门做工作的村干部难免冒汗。
难题一次又一次被提交到议事例会上。记者翻阅那一叠会议记录，不时看到：“上半月千亩田水产基地项目的工作进度慢，一定要抓紧”；“千亩田水产项目基地的落实工作只能前进没有退路”；“坟墓的搬迁要妥善完成，发挥好党员、队长的作用，到现在还统一思想也为时不晚”等，说明当时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大家一心一意，党员干部带头，工作做得细，最后，574户农户签字同意，占85%以上。”丁群勇对此深有感触，“干部群众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只要村民参与了，任何事都能办好。”
去年2月5日，精品园建设开始动工。到了5月，按照边建设边养殖的思路，先建成的鱼塘公开招标，吸引了村内村外的养殖大户，每亩标的1080元最终提高到1160元。
在精品园，记者路遇养殖户邢火清。他是本村人，承包了园区14亩大小的鱼塘。他告诉我们，去年大半年净收入1畅5万元，今年预计可以达到3万，而过去他在这里承包的面积还要大，一年的收入不到1万元。当初对鱼塘改造还有点不乐意的他这下笑了：“现在条件好了，鱼也长得快、长得大了。”
今年64岁的村民邢阿三算了笔账：他家4口人，原先在园区内有两亩水塘、一亩多旱地，一年的租金是六七百块，加上一季油菜，净收入不超过1000元，如今可以拿到4000多元。他的儿子、儿媳在企业上班，年收入6万多元，加上自己还能做点活，又能拿政府的养老金。这一切，让多年前失去老伴、患有心脏病的老邢颇感欣慰：“多亏村里做了件大好事。”
从诉求公平到全民作主：
群众脑袋原本不是榆木做的
“老百姓要的是公平。”木旺自然村78岁的杨吉泉对记者说。
上世纪80年代，在镇农技站工作的杨吉泉曾被镇领导请回村，做过17个月的村主任，对村务工作自有他的理解：“这公平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村里的事能看得见，村民不知晓的话，无理也有三分理；二是大家都能做得了主，没有权谁都会担心自己的利，自然不买账。”老人回忆说，眼下精品园建设走的这套程序，是5年前创建小康示范村过程中形成的。
2006年，陈塔村开始村庄环境整治。“不说上级确定的小康示范村36项指标，仅处理数百只露天茅坑也称得上是一项大工程。”现任村委会主任王根明说，“村穷民不富，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更离不开所有村民。”
那时，村里还出台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包括村道、公厕等所有公共设施，凡涉及村民建筑、作物等均不作补偿，每户还得出3个义务工。
层层商议定下的办法，村里通过户主会和村干部走访，传达到每位村民，并在各自然村张榜公示一周听取意见。
“群众脑袋原本不是榆木做的。”杨吉泉老人说起背后的故事，孩子似的笑了。知道村里缺钱，他马上拿出1000元钱。木旺片有3家捐了1000元，还有不少家庭出钱、出建筑材料。他说：“我们村还不算多，港西片村民凑了7万多块钱，造起了一座桥。”
浇村道的时候，天气炎热，全村男女老少齐动手，谁也没闲着。难怪丁群勇一说起这事就乐了：“10个自然村的村道都是村民自己浇的，表面不好看，牢固程度可不低。”
2007年，陈塔村顺利通过验收成为省级小康示范村，这是全村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现在子女来看我们，车子不用停在村外了。”杨吉泉老人指着家门口3米多宽的村道说。子女都在外地工作，老两口守着老宅，却不想离开村子。他家后面是一个公园，每天早上在花树下活动几下，坐在亭子里与老邻居聊个天，生活舒适自在。
在村子里，我们遇见一位老人，肩上扛着一把大扫帚，两眼扫视着村道两旁。王根明介绍，老人是村保洁员王荣新，今年70岁，负责木旺、蟹墩子两个自然村的保洁工作，除了两条村道，还有7所公厕、15只垃圾箱的清理。
老人告诉我们，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始工作，一般到村民们出村时，村道已干干净净。说起他每个月600元钱的工资，老人忙说：“不少了，趁还做得动，也是为了大家。”“我们村10名保洁员，都是先自愿报名，由年底的户主会投票产生。”王根明在一旁解释说，“村里为大家做事的人都是选出来的，这样才腰板硬、责任心强。”此话不假，记者两天里穿行于自然村之间，路上不见一点树叶、纸屑。“只有多数村民定下的人，胳膊直；70%以上村民定下的事，没二话！”王根明是最近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又是新成立的村水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对村民拥有的选举权体会真切。
从“能人治理”到“民主管理”：
转型期乡村政治可以走得通的
5年驻村指导员的经历，让农民出身的何根法有了新的思考：“陈塔村的变化说明，只要联系实际不断创新社会管理，转型期的乡村政治可以走得通的。”
他对最近再次高票连任村党总支书记的丁群勇比较了解。丁群勇今年46岁，当过兵，转业回乡后做生意、办企业，在村里属于“先富起来的”，也是村民公认的经济能人。
10年前，3村合并组建了新的陈塔村，村域面积4畅8平方公里，共有24个村民小组，728 户农户，人口2306 人，党员 92 名，村民自治一时遇到不小的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路清晰、敢作敢为的丁群勇走进村民的视线。“没有能人，村组织没有活力；有了能人，也未必有作为。”老何说，“关键在于需要一个合理的治理构架和一套科学的治理制度。”
“今天的局面得益于几位前任留下来的老传统。”丁群勇坦言，自己的工作经历也多有波折，而早在1998年建立起来的村议事制度帮了他们很大的忙。
2008年，他们又将这项制度完善成例会制，每月两次，固定日期，实现党组织、村委会和村务、财务监事会及片长等组成的“议会制”，每次会议纪要及录音全部存档。
“在这个会上，村两委会的意图和村民的意见完全面对面。”已担任5年片长的陈新华说，“任何建议，包括不满都可以摊到桌面上。”每次开会前，他会主动找几个村民组长收集意见，不少村民也会主动找他反映情况，他都会照实提交。
1962年当上生产队长的宋炳轩，在村民中有威信，至今连任两届村“两监会”成员。“只要我认为不妥当的，当面反映。”他说。有一次，他就一张发票的事，在会上提出责问，有关人员会上作了说明，第二天就作了改正。老宋还向记者透露，5年来，村里包括小康示范村、水产精品园等几个大项目的建设，累计进出的资金达到1200多万元，“没有一分钱的糊涂账，村务公开栏上一清二白”。
“这样，确保了全民作主，民主管村的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四权清晰，各司其职。”何根法十分认同这个议事例会制。他还认为，自2008年推出的村工作人员日志制度也是比较好的形式，提高了村干部的工作责任感。
在陈塔村，还有一个网格式的管理构架，即：村———自然村（片）———村民小组———农户，组长由户主实名投票产生，3年一选，每片得票最高的为组长兼任片长，每组得票第二名为村民代表，每个层次都有各自明确的任务与职权。
“把2306条心拢在一起，靠的是民主管理。”丁群勇用这句话总结了他多年主政一村的经验。
（原载2011年4月18日枟湖州日报枠，刊同年5月27日枟农民日报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