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元的民族政治对抗
北爱尔兰的政党制度的对抗是民族冲突最为集中的体现。北爱尔兰政治中的中心问题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政党是否接受英国对北爱尔兰统治的合法性。双方都组织起自己的政党来争夺政治资源。冲突双方在政治认同上的对立，导致了他们在政党的纲领和追求上的两元对抗。
联合主义者政党是属于新教徒的政党，它们是联合党（the Unionist Party）或阿尔斯特联合党（the Ulster Unionist Party）。联合党最早是在19世纪80年代为对抗爱尔兰自治法案（the Home Rule Bill for Ireland）运动所成立的临时联盟，这是为联合各派新教徒而组成的松散联盟，奥林奇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05年在北爱尔兰成立了“阿尔斯特联合主义者理事会”（the Ulster Unionist Council）。这是团结爱尔兰北方六郡联合主义者的组织，以后主要就是它控制着联合党的政党机器与政策。奥林奇会与联合党的联系密切，奥林奇会在其成员组成中占有最大的比例。截至1969年总计54名斯托蒙特政府阁员中，仅3名阁员不是来自该会。奥林奇会成员除了在该党居于极高的组成比例，同时该党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成员不得违背“忠于英王”的要求，否则就会被开除。此外，联合党的政策往往必须服从奥林奇会的宗旨。奥林奇会也自认为是新教徒利益的看护者。奥林奇会创立于1795年，完全是一个新教徒的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是为了捍卫新教徒“人身与宗教自由”，19世纪80年代后成为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新教徒组织。整个北爱尔兰约有1500个奥林奇分会。奥林奇会是一个带有很浓新教徒宗教色彩的严密组织。奥林奇会每一分会都设有一位牧师，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有着从地方分会、区分会、郡分会到中央总会的各级组织。奥林奇会中的政治家、神职人员、企业家与地主等实际上控制着北爱尔兰政治制度和政策决策。奥林奇会的成员不仅来自新教徒的精英，还有各个阶层的成员，这使得奥林奇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联合主义政党还有佩斯里牧师创立的“新教徒联合党”（the Protestant Unionist Party），后于1971年改名为“民主联合党”（the 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DUP）。在民主联合党的发展中，佩斯里将自己的反天主教倾向与传统联合主义相结合。在60年代末出现对天主教徒的不妥协对抗中，该党迅速成长。民主联合党开始在各级选举大有收获，1973年至1999年间平均得票率为18%。佩斯里牧师将民主联合党带向政治成功，使之成为联合主义者第二大党。有学者指出民主联合党之崛起主要归因于它反共和主义者，甚至于反天主教倾向。此外，该党因经济政策之左倾路线以及抨击北爱尔兰两级政府缺乏公共住房、医疗与经济政策，而获得劳工阶层的广泛支持。
联合主义者还组织了一些强硬路线的政党和组织。有1931年成立的“阿尔斯特新教徒联盟”，它主张新教徒任用新教徒员工；1971年成立的“忠王者劳工协会”，它也因主张拒绝雇用天主教徒而举行了几次罢工，它的组织严密，与新教徒民兵组织联系密切。新教徒还成立有自己的民兵组织，它们主张采取武装斗争等暴力手段来对付天主教徒。新教徒的民兵组织主要有：1971年成立的“阿尔斯特防御协会”（the Ulster Defence Association，UDA），它名义上是为了保护新教徒而成立的，但因曾经牵涉到对付天主教徒的暴力事件，因此在1992年被宣告违法，后来改名“阿尔斯特自由战士”（the Ulster Freedom Fighters，UFF），继续从事军事活动。该组织还成立了自己的政党——“阿尔斯特民主党”（the Ulster Democratic Party，UDP），它的党纲主张实现阿尔斯特的独立，它的支持率很低；阿尔斯特志愿军（the Ulster Volunteer Force，UVF）也是新教的重要民兵组织，它成立的年代较为悠久也更为神秘。由于该组织结构严密，阿尔斯特志愿军与防御协会相较之下，组织较小，成员以精英分子为主，但它牵涉的民族冲突与暴力行动所造成之死伤人数却是最多。1966年因杀害两名天主教徒被宣布违法。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政党是“进步联合党”（the Progressive Unionist Party，PUP），在后来的和平进程中采取较中庸、温和的路线。官方联合党是阿尔斯特联合党（the Ulster Unionist Party，UUP），在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领导下，积极参与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与其后之和平进程，它虽同意与民族主义者和解，但与英国宪政联合仍是它的党纲要求。阿尔斯特联合党在1969至1999年获得的选票支持率保持在16.9%至54.3%之间。
与联合主义者政党可以区分为较温和的联合主义者与激进派的忠王派相类似，民族主义政党也可以划分为激进派的共和主义者政党与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政党。共和主义者以爱尔兰共和军为代表，主张通过武力来实现爱尔兰的统一，而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继承帕内尔的议会路线，起初是推动爱尔兰自治运动，南北爱尔兰分离之后，改为争取在北爱尔兰六郡实现未完成的爱尔兰自治任务。
新芬党成立于1905年，是共和主义者的政党，它代表着主张实现南北爱尔兰统一的政治路线，它的政治活动和爱尔兰共和军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南北爱尔兰分离之后的头几十年中，新芬党主要是通过共和军来进行活动的，而较少从事议会的竞选活动。共和军也因政治主张和利益的不同而分化发展成为不同的派别。北爱尔兰成立后的二十年，动乱频繁，共和军有相当高的支持度，而随着二战后相对和平的二十年到来，其支持度亦随之下降。1962年共和军领袖决定实行社会主义路线。五年后，随着民族冲突升级，共和军内部出现分化。官方共和军希望通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工人阶级的大团结，来实现爱尔兰的统一，并于1972年宣布停火。而对官方共和军不满的成员则自该组织中脱离出来，组成了临时共和军和1975年的“爱尔兰民族解放军”（the Irish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他们代表了强硬派的共和军，反对南北爱尔兰的分离，要求英军撤离，以建立社会民主的爱尔兰共和国作为共和主义运动的目标，反对向英国进行任何妥协，以行动来破坏1972至1974年之权力分享试验。80年代之后，新芬党采取“一手武器，一手选票”的策略，积极参与议会的选举和竞争，并开始与共和军保持距离以利吸收选票。1997年，共和军宣布停火，新芬党随后参与贝尔法斯特和平协议的进程，对它不满的临时共和军成员在1997年另组“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the Real IRA，RIRA），他们主张继续通过武力和恐怖行动来实现南北爱尔兰的最终统一。为此，他们在1997年在北爱尔兰的小镇奥马制造了北爱历史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恐怖事件，当场炸死了29人，炸伤了数百人。恐怖暴力活动成为当时危及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绊脚石。
1970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是民族主义者最主要的政党。它是伴随着当时社会改革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民权运动发展起来的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属于民族主义政党中的温和派，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北爱尔兰的民族冲突问题，它很快就成了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社会民主工党主张爱尔兰在多数共识下实现统一和实现社会民主路线，得到了大多数天主教徒特别是劳工阶级的支持，并且得到了北爱尔兰不断兴起的中产阶级的选票。在政策上，社会民主工党向来支持英爱政府共治北爱尔兰，也支持在有“爱尔兰维度”（Irish Dimension）中与联合主义者分享权力。社会民主工党也提出拒绝暴力，不仅在治安议题上拒绝支持北爱尔兰警察，而且强烈谴责所有忠王派与共和派民兵组织的暴行。1973年至1998年，社会民主工党的得票率在13.4%至28.9%之间。
总的来看，北爱尔兰的政党都在选择英国还是爱尔兰统一这个宪政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决定，而要真正跨越教派藩篱走中间路线的政党却是寥寥无几，仅有的少数几个，也很难发挥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发展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比较和平的一段时期得到一定的发展。在民族冲突激化之后，基本上就再没有太大的发展了。北爱尔兰工党等就是少数几个这样的中间路线政党。北爱尔兰工党（the Northern Ireland Labour Party，简称北爱工党），主张通过改革来解决北爱尔兰民生问题，因而成为第一个寻求跨越教派分歧的北爱尔兰政党。然而，它依旧无法摆脱宪政立场取舍问题，并最终选择与英国联合。北爱工党在北爱尔兰所获得的议席是两大党没有推派候选人的地方，在民权运动时期，由于在应对政策上的犹豫不定，从此逐渐失去影响力。
二、北爱尔兰社会的两元化隔离
研究北爱尔兰民族关系还有一个切入点，就是可以从一个地区各个民族成员的居住状况来进行分析。从一个地区民族的居住状况可以看出民族交往的客观条件和交往活动的实际情况。假如两个民族成员相互混杂居住，那么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就有更多的与其他民族的成员进行广泛的接触、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机会。反之，如果两个民族成员在居住上相互隔离，那么他们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就会大大地减少，他们之间开展进一步交往的可能性也就会降低。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完全是因为政治和文化的分歧和不同而相互对立。虽然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但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领地”和边界。他们居住在相互分割的社区之中，由于民族的隔阂和冲突，很少来往。同时，又往往因为有意或者无意地侵入别人的“领地”，导致冲突的不断发生和加剧。发生最激烈族群冲突的是那些社区呈现碎片状极端分化的都市，包括首府贝尔法斯特、伦敦德里、勒根及波塔当等。我们不难发现北爱尔兰民族冲突与其生活环境相互隔离的紧密关联性。
在北爱尔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居住上大多按照他们的民族属性而聚居在某一个地区或者街区。天主教徒大多聚居在北爱尔兰的西边和西南边，新教徒则主要聚居在北爱尔兰的东部沿海和中部的主要都市区。我们可以用橘黄色和绿色来分别代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居住的地区，这是因为新教徒的组织奥林奇会（Orange）除了表示对奥林奇三世及其英国王室的效忠之外，它还有黄色的意思，而爱尔兰素有绿色宝岛之称，所以绿色也被人们看作是对爱尔兰表示认同的天主教徒的标志。实际上，在北爱尔兰各个城市和地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非是分布在大块的区域中，而是相互交错的聚居状态，甚至他们的房屋和街区相互毗邻，呈现出一种碎片状的分割状况。在城市中，某一个社区、街道和角落可能就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相互聚居的地方，而他们又被其他民族包围着。在民族冲突激烈时，彼此之间时刻感受到受围困的危险，彼此之间很难达到相互信任。以伦敦德里市为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所居住的小区基本上以弗伊尔河（R。Foyle）为界，以西为天主教徒小区，但市中心发源地为新教徒小区；而以东天主教徒只居住在河滨部分地区，外面被广大的新教徒小区包围。
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居住隔离起源于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及其政策的影响。17世纪英国大力推行殖民政策的时候就明确限制天主教徒居住在新教徒的城区，为了做到这一点还限制雇用天主教徒。只是因为后来劳动力不足，而不得不雇用天主教徒，慢慢地天主教徒才开始得以进入新教徒居住的城镇，但是他们仍被强令和新教徒居住的社区隔离开来。在贝尔法斯特市，天主教徒被限制在原有的城墙之外，并聚集在西边被称为“爱尔兰角落”的卡里克菲格斯（Carrickfergus）。新教徒殖民者甚至还在伦敦德里建立了一道隔离墙来分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以后的发展过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居住格局上的变化与他们之间关系的相关性。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化在贝尔法斯特等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剧增，导致大量的天主教徒涌入原本主要是新教徒居住的城市。天主教徒大量涌入贝市所造成的结果是，原本因为需要天主教徒提供服务而容忍共存的新教徒市民，开始因危险感而对涌入的天主教徒感到不信任。在19世纪下半叶，在这些工业化的城市中，民族摩擦与冲突逐渐发展，而当中以产业工人聚集地区所发生的暴力冲突更为集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时居住在一个城市，但逐渐形成对外排斥而对内聚合的单一民族小区。19世纪与20世纪初周而复始的冲突不断强化这些城市的民族隔离。随着冲突的爆发，原本世代居住在这些小区的少数族群的家庭遭到驱逐。这就是说，家庭成为民族冲突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9世纪30年代贝尔法斯特等城市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有相互驱赶对方民族居民的事件发生，各个都市社区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民族排他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缓和，贝尔法斯特等城市纷纷兴建新的建筑，吸引了许多新的家庭，而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在一起，然而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替期间民族冲突的不断升级，这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居的小区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教派分化。据估计，1969至1973年间5%至10%的民众为暴力威胁而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这导致在1969年由军队建立一堵隔离墙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居住的两小区区隔开来，这堵隔离墙的树立象征着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再认为他们能够安全地生活在一起。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从农村涌入了城市特别是贝尔法斯特这样的大都市。进入城市的天主教徒越多，新教徒所产生的压迫感与被威胁感就越强，加上对有限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争夺，双方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的紧张。
为了通过对各个民族间的居住状况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制订了一个“分离指数”来作为衡量民族关系的客观指标。这个“分离指数”的理论假设就是：两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在一个城市共同生活，如果他们的关系趋于融洽的话，那么他们在各个街区的人口分布就会形成与该城市人口比例大致相同的人口比例。如果民族关系紧张，就会将少数民族从一个社区驱逐出去，这样各个社区中单一民族的人口就会增加。美国学者就以一个通过统计和定量分析的指数来表示——“分离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这个指数表现的是一个居住区（城镇）内各个区域基层居住单元（街区）的族群比例与城镇整体族群之间比例的偏差值，从而反映这个城镇中以基层居住单元为计量单位的在居住方面的隔离或族群融合程度。“分离指数”从0到100，表示在某个居住区内，为使所属的各个区域单元在族群比例达到与整个居住区族群比例一样，有多数比例的人口需要在区域单元之间进行迁移和调整。分离指数越接近0，表示两个民族在空间分布上没有分离。越接近100，则表明两个民族之间的分离或隔离越严重。
“分离指数”可以用来分析在贝尔法斯特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由居住状况中反映出来的民族关系。根据1971年之数据，北爱尔兰36%的人口居住在贝尔法斯特市与其邻近地区。根据2001年的资料，北爱尔兰大约170万的人口，约有50万人居住在贝尔法斯特及其邻近的郊区。贝尔法斯特的发展反映了北爱尔兰东西部不均衡的发展。而大量涌入的天主教徒在贝尔法斯特并没有与新教徒居民混合居住在一起。数据显示，整个贝尔法斯特都市区人口中约26%为天主教徒，而他们中81%聚居在北区的福尔思路与阿尔多因（Ardoyne）两地区。1968年的资料指出，贝尔法斯特市三分之二的家庭所居住的社区有高达91%的家庭属于同一教派。然而另一方面，贝市天主教徒有27%所居住的街道当中拥有房屋的天主教徒不到40%。正如在居住区的隔离，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工作上也因民族歧视而产生隔离。这种隔离使得原本相互之间已经充满不信任的民族之间就形成了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民族“边界”，近距离的接触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每年奥林奇会组织大量的游行，有些游行还特意要绕行到天主教徒居住的街区，这样就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抵制和反抗。每年因此而引发众多的民族间冲突。要消除民族间的这种隔阂，首先要消除他们在心理上相互间的敌对和歧视。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选择居住区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周围是否有自己民族的教堂和学校。可以发现在贝尔法斯特市等城市里，人们都是围绕着教堂和学校而形成居民聚居区。因此，教会和教会学校在凝聚各个聚居区的民族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于是，各个民族居民区就逐渐相互隔离开来，而且这些民族隔离区一旦形成就有着很强的惯性：也就是说，隔离区中民族的凝聚力和排外性就不断地加强，小区内的少数民族家庭被威胁离开，只能被迫向同信仰的人群寻求安全安身之处。随着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彼此的敌意越来越深，生活在不同居民区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生活方式也是明显的不同和隔离。双方基本上互不往来，民族间的通婚率很低。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的观察，他认为：“不同群体间通婚的比率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一个敏感的指标。”为了减少自己民族的居住区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居民，他们不仅采取歧视的方式，甚至采取恐吓和危险的手段逼迫敌对民族家庭离开自己的居住区。在1969年民族冲突开始加剧之后，据估计超过3500户家庭被胁迫而离开他们的家园，而当中约高达85%为天主教徒。这进一步导致冲突双方的隔离的加深，成为民族冲突化解的一大社会和心理障碍。
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间不平等的经济地位
斯托蒙特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许多有利新教徒的立法或者相关的政策，使得新教徒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优势地位，而使天主教徒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最终达到排挤天主教徒的目的。
在斯托蒙特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中掌握着关键经济资源的都是联合主义者，在他们执政时期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大多是有利于新教徒的。1973年477名次长级或助理级的北爱尔兰政府公务员中高达95%为新教徒。普通的公务员中，新教徒的比例也是大大地超过了天主教徒。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不论是宏观的经济政策还是微观的经济政策，主要还是倾斜于新教徒聚居区。二战后，北爱尔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吸引外来投资。如陆续在1945年、1953年与1966年颁布工业发展法，为设厂于北爱尔兰的企业提供经济补助。这些计划获得相当的成功。在1968年，一共有240家新企业进驻北爱尔兰，并提供6万个就业机会。但这些就业机会却并非平等的。在1945年至1963年之间，70%的新企业设厂于贝尔法斯特市方圆25英里内，而仅仅只有不到10%的设于西部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如政府在1945—1951年间资助了77家企业，而西部地区的伦敦德里直到1951年才有1家企业获得资助。西部地区经济的持续滞后，不仅进一步恶化了天主教徒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而且直接导致很多失业的天主教徒向外迁移，这样又可以降低该地区由于天主教徒过高的出生率带来的政治上对联合主义政权的威胁。
天主教徒对地方政府感到强烈不满的是他们制定的微观经济政策，因为这些微观经济政策直接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天主教徒最感到不满的是地方政府实施的房屋分配和不平等的就业政策，这也是后来民权运动的主要诉求。联合主义者所控制的地方政府通常将那些有房屋需求的天主教徒分配到贫民区，而把新教徒天主教徒分配到新的住宅区。联合主义者政府对于这种住房分配制度自然也带有他们的政治目的，因为这样的住房分隔体制有利于强化他们的政治支持度。1965年斯托蒙特议会在东区建设174栋住宅，并全部分配给新教徒，没有一户天主教徒家庭获得这些住房。天主教徒对斯托蒙特政府感到不满的还有不平等的工作权。比起新教徒，天主教徒有着较高的失业率、低收入户职业人口较多，甚至于往往遭受同工不同酬的待遇。从总体上看，天主教徒的经济地位普遍低于新教徒，形成了一种民族分层的状况。以下一些指标可以反映出这种状况：1.总体上看天主教徒的失业率为18%，大大高于新教徒的8%。其中男性劳动力失业率的差距更悬殊，达到32%比11%。2.天主教徒的家庭需要社会福利救助是新教徒的两倍。3.以1994年至1995年间而言，实施免费膳食制度的天主教学校大约为新教徒学校的两倍：37%对19%。4.离校却没有任何专业资格的天主教徒毕业生多于新教徒，为11.9%对8.4%。5.大约只有35%的天主教能就读文法中学，而新教徒之比例却有42%。6.天主教徒拥有自家房屋的很少，他们大多数依赖政府来安排住所。此外，天主教徒租屋者比起新教徒容易遇上租屋环境过度拥挤的问题（10%对3%）。7.天主教徒所获得的卫生保健条件也远比新教徒差。以选区作单位，十二个最佳保健事业所在区域是在新教徒区域，而十二个最差的却是在天主教徒区域。天主教徒对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弱势条件的愿望非常的强烈。当被调查如要终结北爱尔兰动乱，何者需要立即改变时，多数天主教徒选择的是希望获得与新教徒一样的平等权。
英国直接统治北爱尔兰以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对天主教徒的歧视性经济政策，包括为他们提供较为公平的住房分配和就业政策。在1972年，斯托蒙特政府负责执行住房分配的“北爱尔兰住房信托”被取消，代之以“北爱尔兰住房管理局”，它开始执行较为公平的住房分配政策。七八十年代后天主教徒对房屋分配的不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同时，英国政府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天主教徒不平等的就业状况。1976年颁布了“公平就业法”（the Fair Employment Act），并成立“公平就业处”（the Fair Employment Agency），受理个别申诉案件以及监督公平就业机会。1989年进一步补充了公平就业法，要求企业必须考虑所属员工的民族宗教信仰属性，并确保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公平的工作权。虽然制定了这些反歧视的法规，天主教徒的经济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整体上来看，天主教徒还是处于一种弱势的状况。在1989年成立的“公平就业委员会”（the Fair Employment Commission）的调查结果中发现，天主教徒在企业高层管理者依旧是少数，天主教徒仍然比新教徒容易失业。天主教徒男性与新教徒男性的失业率之比持续三十年维持在2.5倍，虽在1994年降至2.1倍，但1997年却攀升到3倍，差距不减反增。天主教徒男性集中于产业工人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一直被视为政府反歧视政策的失败，也成为天主教徒对现状不满的主要来源。目前，天主教徒经济状况受到北爱尔兰经济的影响和对英国资助的依赖。但总的来看，英国政府的努力也使得天主教徒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了一些改善。要使天主教徒获得和新教徒一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机会，还是需要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