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也就是诚信，是涉及社会生活多个层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者，应该从三个层面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是个人的道德层面，这关乎每个人，包括你们和我。做人要讲信。信由人和言构成，就是说话要算数。中国古人说，“一诺千金”，“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的都是信。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为一时痛快，随口答应不容易做到的要求。轻诺必寡信。中国传统道德把信列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之一。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群书治要》中引《袁子正书》中的话：“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一个说话不算数、失信于人的人，是不可信任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
一个是社会层面，这就是社会诚信，人对社会的信任。商店里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药厂里制造假药，诸如此类的失信对企业是致命伤，往往导致倒闭。同仁堂的信誉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炮制虽然繁荣，必不敢减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如果社会中的各个部门失信多，集合在一起就会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信任危机是非常可怕的，银行失信，会发生挤兑；商品品牌危机，就会倒闭。社会信任危机，往往是社会危机的信号。但只要国家没有发生信任危机，就可以运用上层建筑加强规管，调控社会信任危机，稳定社会信心，使社会正常运转。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懂得社会信任危机的哲学意义。
信，最重要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即国家信任。这是最根本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重视信，民无信不立。秦孝公变法时，商鞅采用立木示信的方法来动员老百姓树立对改革的信心，结果获得成果，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基础。可以说秦国商鞅变法的成功来自获得百姓的“信任”。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都懂这个道理，一旦失信于民，政权的根基就动摇了。《论语》中子夏有一段话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国家要获得人民的拥护，首先必须获信于民。
政府守信与失信，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社会制度问题。而且，判断政府是否失信的标准不是言而是行，即实际政策。孔子提出“听其言，观其行”的方法，这是判断政治家诚信的标准。这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列宁也说过，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的言论，而是根据他的行动。这种思考方法，对于我们理解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所谓竞选语言最为有用。竞选时期，政客们可以提出各种许诺，开出各种支票。一旦上台，很少兑现的。这叫竞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玩弄西方政客的手段。中国共产党的承诺是以党的政策方针和决议的方式公布的，而非电视台竞选时的空头支票，而且承诺必须在实践中予以证明。
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否履行承诺，不仅关系到主政者的政绩，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公信力，是如何处理政府与人民之关系的关键问题。在西方所谓民主社会，竞选时政客说尽的好话可以不作数，一届一届的新当选者可以许下无数新的诺言，兑现与否最多影响是否连任，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言行不符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竞选常态，竞选语言可以成为一种竞选文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当选者可以失信，把竞选时的承诺作为竞选语言。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行。“失信于民”对社会主义是极大的祸害。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来理解信的问题，不要将其仅仅看成一个道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