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５月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６月搬家到西三旗育新花园。暑假学开车。９月到韩国参加成均馆大学（旧太学）六百年纪念会；１２月首次访台湾。改定《道德·上帝与人》。
我为什么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上帝与人》后记
在我试图重述中国社会史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本想按顺序进入２０世纪，努力去认识这一大转变的时代以及由此转入的新的社会形态，认识中国革命以及一种或可称之为是中国的“现代性”。我想也许就在这儿逗留下来了，因为我关注历史的目标还是为了认识现代社会，我想在这一领域内找一块适合自己训练和兴趣的地方耕耘，重点当然还是围绕着道德与人生，而且我想仿效先前的历史研究，先对这整个过渡时代有一种初步的总体的把握，形成一些基本的解释概念，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大的困难，使我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试图先从总体上把握的计划，而考虑从其他的途径接近。
另一方面，每年临近岁末的时候，我都习惯漫无计划地读一些“闲书”，１９９６年底主要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渐渐地，我心里开始酝酿一个计划：这就是在即将来临的一年中，以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变迁为背景，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有关精神与社会、时代与永恒的问题作一些研究。
长远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试图认识现代中国，包括认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但是，我却走了一条不是直接，而是迂回的路。借用沟口雄三先生的说法，这种研究大概也可说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俄国”吧。但我之所以这样做，还有自己以下几点特殊的考虑：
首先是考虑到近百年来俄罗斯对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激荡的百年史的深处，也有一种思想的激荡、观念的激荡，西方思想随着坚船利器一起进入了中国。西方思想的原型、原动力当然是来自欧美，但是，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和回应史上，绝不可忽视这样一点：即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俄罗斯和日本这样一些“中介者”来接受的。２０世纪初中国大批留学生涌入日本，由日文转介西书，迄今我们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是由此确定的。中国人不仅自己看西方，也借助中介者的眼光看西方。而俄国对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潮更有几乎是“一锤定音”的效果，２０世纪前二十年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舞台上竞争不下，而正如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我们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版本列宁主义迅速在思想界具有支配影响并努力掌握实践力量。与此同时，知识者对俄苏文学的关注也日渐加强，到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代，俄苏文化对中国社会更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不仅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从列宁服、布琼尼帽、保尔、卓娅和舒拉到俄罗斯民歌、建筑风格……一直到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小说，列宾、苏里科夫的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深深浸染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即使中苏交恶之后，各地的插队知青对俄罗斯文学艺术也仍然是一往情深，一些俄苏歌曲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慰藉。
其次是俄苏对中国在实践上的直接影响。２０世纪欧洲诸国（如英法）的这种影响明显比上世纪趋于减弱，甚至越来越多介入中国事务的美国，比起俄罗斯与日本这两个中国的紧邻来，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大概还是有所不逮。日本对中国的两次战争——１９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和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国内的力量对比。俄国对中国的影响同样很大，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俄国在中国东北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落败，这刺激了清朝政府加速改革的步伐；苏联诞生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后来并未完全履行）也给了中国人以很大鼓舞；苏联还支持了孙中山及后来国民党的北伐，后来又一度通过共产国际指导过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外交上“一边倒”倒向苏联的中国，曾经与苏联有过一段蜜月时期，而后来中苏关系的恶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接近，并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总之，中国在２０世纪的历史命运与俄罗斯亦是难解难分。
当然，这种实践的中苏关系史并非我关注的重点，我所萦心于怀的仍然是思想文化和精神，我在此只是想提醒自己在关注思想观念的同时不能忽略那些参与了塑造当今中国面貌的重大事件和外部力量。而在这方面，俄、日的介入之深和影响之大是欧美所不能比拟的，俄、日对中国思想与实践的这种影响，我们也许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我想我们还有必要加深对如俄罗斯、日本这样的“中介者”本身的认识，它们不仅给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打上了自己特殊的印记，而且，它们虽然相对于欧美来说是东方，是“落后”，相对于中国来说又是“西方”，是“先进”，它们是处在东方与西方的结合点上。它们既是中西之间的中介者，又是一种后发现代化的先行者。与中国不同的是，它们都还保留有某种世袭的贵族制或武士制。俄罗斯早在彼得大帝起就开始了改革，而从１９世纪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较之２０世纪中国的西化派与传统派之争更有思想和学术深度的讨论。中俄较之中日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如同样幅员辽阔、同为大陆性农业国家、同样经历过长期的君主集权制等等。在思想文化上，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要超过日本。而尤其重要的正如前述：俄国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先导，这两个成功夺得政权的革命构成了２０世纪的最重大事件，把世界历史带入了一种根本的转折，并使各自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认识俄国革命的精神和社会起源，无疑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转型的缘由。
今天我们对欧美的新思潮、新观点，诸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相当熟谙甚至紧紧跟随，而对近百年来深深影响到中国社会变迁的，由俄、日从“陆路”输入，迄今仍在我们的实践生活和制度中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本身的发展却研究不够。而中国与俄日，尤其是俄国，比起与欧美来共享着更多的“背景理据”。我们对这两个紧邻常常有强烈的政治军事反应，而深层次的、尤其是涉及精神文化的研究却明显分量不足，比方说，我们对日本的研究就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我们对俄罗斯也同样缺乏认真深入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今后能稍稍改变一下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以不至于在一谈到思想学术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时完全是引领翘望西方。
至于为什么要从１９世纪俄罗斯文学入手，我想我一直相当关注时代与永恒、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的两端，而我相信，最好的文学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也能在最深的层次上反映出人们——尤其是那些最杰出、也最执着的思想者的精神状况。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正是这样一种文学，尤其在其中叶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就是世界文学的巅峰，而作为双峰并屹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们不仅艺术才华横溢，思想也极其敏锐；他们处在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动之中，且有意识地、努力以自己的作品来表现这种变动，来探索处在这种变动中的人们的心灵最深处。在他们的作品中并有一种宗教的、渴求永恒的精神维度。这一维度是中国人相对陌生的维度，也常常是今天观察“现代性”的人们常常缺乏的维度。在某种意义上，２０世纪的俄国革命也早已在其１９世纪的思想文化中孕育生长。我甚至想提出一个“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概念，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照，我相信，比较这两者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的。
与欧美人相比，俄罗斯人可能较弱于哲学的缜密分析和思辨构建（中国人在这方面可能更弱），但他们有悠久丰富的东正教神学传统和在１９世纪奇峰突起的文学奇观，但我想暂时回避神学的概念，回避专门的神学问题，我想从文学入手而不是从神学入手。我心里确实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和冲动，这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识有关，我渴望着一种更为超越和终极的东西，个人也有一种不时袭来的忧伤和一些挥之不去的生命困惑。所以，我的这一研究也确实不止是出于一种知识的兴趣，也包含有一种对于生命的关切，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它，我想使自己的探讨和说明仍然保留在较为纯粹的学术范畴之内。另外，这一研究也可以说是我试图将社会伦理与支持精神、基本规范与最高信仰联系起来考察的一种尝试。我以前的伦理学研究一直倾向于首先把它们区别开来，并首先考察基本规范和底线伦理，我现在也依然坚持这一点，但最低的规范与最高的信仰之间不是确曾有过某种历史联系吗？这种联系的中断意味着什么？它们之间是否还有可能重建某种联系？这些可以说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而我之所以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具体展开我的这方面研究，除了他满足了上述的要求之外，还因为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质：他的思想都是作为问题出现的，他是那些天才的艺术家中的思想者，又是这类思想者中最伟大的一位提问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敏锐的预见者，他能从一些最初的征兆中预感到时代的变革，预感到俄罗斯的命运，预感到人类在２０世纪，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所以，他能有力地提出不仅是他的时代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时代的问题。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许多问题也是有自己的强烈的倾向性的，但他并不把他的见解塞给读者，甚至常常有意让他赞同的意见出现于那些他并不赞同的人物身上，他保留了一种思想的张力，一种可供对立意见驰骋的宏大空间，巴赫金因此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成是一种“复调小说”而非托尔斯泰式的“独白小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思想的对话性质，同时也是听到了一个终归要来临的多元对话时代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