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葡萄牙人皮列士到英国人义律，再到美国人伯驾和雅裨理，西方商人和政客对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批评，不过是为鼓动西方政府对中国实行暴力征服和武装占领而有意制造的舆论，是西方世界庞大无边的殖民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批评跟中国人的真实文化状况，或许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从西方商人和政客的主观愿望来说，他们批评行为的动力，乃在于按照他们的需要塑造中国国民的性格，以便使得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有利于他们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西方学者判定中国人“欺骗、愚昧、奴性、邪恶”
西方人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对所有殖民地的文化和居民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所有这些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其内在结构跟皮列士的中国论完全一致。
比如，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这些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
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们离文明的欧洲最为遥远，是东方黑暗愚昧的中心。
至于中国，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面临着皮列士的后代们所强加的这种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尤其不幸的是，中国处于东方的尽头，比印度离文明欧洲的距离更加遥远，因而也必定比印度更加黑暗、愚昧，是东方黑暗愚昧的最后堡垒。
为什么对印度和中国作出此种区分？因为印度已经被英国占领，正在接受启蒙和拯救，而中国一直拒绝拯救，可见在罪恶的道路上堕落得更深。
德国学者黑格尔嘲讽中国人“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他说东方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就是专制与奴役。他说中国人“以撒谎着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在哲学史之外，中国的历史在历史之外。
另一位德国学者赫尔德说，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一隅形成了中国式奴隶制文化的蒙古人后裔”。“那些野蛮的满族征服者为其统治的需要，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这把孩童般奴性的座椅。他们无须对它做任何改造就坐了上去统治起来，而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像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大自然却毫不吝惜地赋予他们小眼睛、圆滑世故、狡猾的钻营和精明以及对凡是于他们的贪婪有利的便进行仿造的艺术才能。他们的医术就像他们做买卖那样，是些精明的、骗人的把戏，充分地暴露出他们虽然精明透顶却愚昧无知的秉性。”
总之，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气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到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
在赫尔德对中国人的描述中，充满了“圆滑、世故、狡猾、欺骗、愚昧无知、奴性”等等描述负面性格时所能用上的最严重的形容词，充满了“奴隶、奴才、蠢驴、狐狸”等等最丑陋的意象和人格形象。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写作的《中华帝国通史》（１７３５年），为欧洲启蒙时代提供了最完备的中国知识，是西方汉学尤其是法国汉学的奠基作品。它对欧洲人形成中国印象影响极为深远。中国学者周宁指出，杜赫德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肯定方面也有否定方面，但总体上看是否定多于肯定。以下是周宁摘译的该书部分内容：
贪婪、欺诈、自私、自大也是这个民族的习性。欺骗常见于老百姓之中。中国人性情温和，连盗贼都很少使用暴力，他们宁可选择狡猾的伎俩来达到目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自私，他们相信要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害关系。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高人一等。这种与生俱来的傲慢激发起哪怕是最卑贱的中国人也瞧不起任何其他民族的人的心理。诚实确实不是他们喜爱的美德。尤其是当他们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会使出欺骗的手法并且还大言不惭。还有一些人在欺骗被人当场抓住时，竟然厚颜无耻地抱歉说自己骗术不高明。由于他们十分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们明白如何保全脸面，掩盖罪恶。他们手法非常狡猾，做的事情很少会在公众面前暴露。尽管他们十分邪恶，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热爱那些有所追求的人身上的美德的。
法国学者孟德斯鸠说：中国人“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
孟德斯鸠和杜赫德的话，跟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的话颇为相近。既然中国人如此野蛮、愚昧、邪恶，当然需要文明的欧洲人来予以开化、启蒙和拯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英国人曾经狂妄地说，英国也许确实需要几块殖民地，但是非洲、亚洲更需要英国。
需要英国干什么？当然是需要英国用欧洲文明和基督福音来拯救他们。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英国和欧洲的文明人来掠夺并享用他们的财富和血汗。
在整个殖民过程中，无论是殖民当局还是欧洲文化界，他们的声音汇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共同的意思：“他们不是掠夺者，而是启蒙者，他们不是逐利而来，而是为了完成造物主或君主赋予他们的某种使命，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东方人，设法使他们接近西方或提高到西方的水平。”
但是，如果这些野蛮部落不给启蒙者奉送银子，那就应该劫掠他们，如果这些愚昧国家抵制启蒙者的拯救，那就屠杀他们。
正如萨义德在着名的《东方学》中所指出的：“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
所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丝毫不需要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是为了建构一个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满足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之需要。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在当下占统治地位的学术体系之中，为什么这个地球上只有西方人完美无缺，所有其他种族之民的道德、性格、人格如此丑陋或罪恶。
周宁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指出：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
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应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历数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的征服、掠夺、屠杀与扩张提供了正义理由。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者在建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历史过程中，一步一步将中国建构为现代性的反面形象。中国不幸沦为他们急于抛弃的一切与现代性相对抗的负面价值的化身。中国再一次被置于“他者”地位，成为打造现代性价值、表达他们的文化理想、凸显他们的先进性和优越感的镜子。
就像他们将中国描述为理想天国时缺乏足够依据和严谨论证一样，当西方学者将中国描述为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妖魔形象时，也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和需要随意捏造的。就像伏尔泰对于批评中国缺点的言论不屑一顾一样，孟德斯鸠、黑格尔对于那些正面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字也置若罔闻，因为这些材料不符合他们的需要。
伴随着启蒙时代的文化繁荣，西方殖民当局正在高唱着“理性战胜愚昧、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自由战胜专制、基督战胜邪教、优秀种族战胜原始民族”等等“文明信条”，理直气壮地用军舰和枪炮实施着屠杀和掠夺。
西方文化精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妖魔化捏造，正好为殖民主义者的屠杀和掠夺提供了具有现代性的“道义”依据。就此而言，西方圣哲也是西方殖民征服的参与者。
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居民来说，通过激情澎湃的启蒙运动而一步一步建立了现代性价值体系的西方知识精英，骨子里包含着对现代性价值体系予以彻底否定的一切负面因素。
中国精英认可并坚守殖民话语的背景
满肚子坏水的皮列士来不及对中国实施征服与统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国论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可是后来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等西方列强，用枪炮实现了对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我们对他们的中国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在连续近百年的失败之后，中国精英人物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贬低和蔑视”的描述，并逐步接受了东方学背后的整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当然，这种接受是一个极为痛苦和漫长的过程。
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代表性的精英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坚定的“中体西用”论者，他们跟西方文化霸权保持着不失尊严的距离，基本上不认可殖民主义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建构的妖魔化东方形象。一位西方人说：“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由这条描述不难获悉，当时的中国精英的确曾经将前来提出各种强人所难之要求的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看作野蛮人。
跟英国人把未能满足他们全部愿望的中国人看作野蛮人相比，中国人把他们看作野蛮人显然是更加具有理由的，因为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人，对中国人所干的都是勉强、逼迫、侵害、掠夺、屠杀、割地、设租界、强行传教等等野蛮勾当。而英国人以及所有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人所发表的各种评价，不过是狼为了吃掉羊所抛出的一种说辞。
有一只狼先是说羊在河里喝水污染了他的水源，所以要问罪于羊。那只可怜的羊辩解说：“我在下游喝水，你在上游喝水，我怎么会污染你的水源呢？”那只狼于是恶狠狠地说，总之我要把你吃了，而不再挖空心思编造别的理由。
人类的伟大在于能够建构庞大的符号体系，能够编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说辞。
西方殖民者对所有非西方世界都张着血盆大口，像那只狼一样恶狠狠地说：“总之你们的国民性很肮脏，我得把你们这些不文明的劣等种族全给吃了，以便造福于文明世界。”
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的节节败退，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他们在文化上抵制殖民者文化入侵和精神摧残的努力很难长期奏效。一个弱者在面临灭顶危机时难免随之出现精神崩溃。这样的全面崩溃出现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
变法失败和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它使得中国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按照现代性价值理念改造中国、壮大中国的愿望遭遇重大心理挫折，他们对于通过迅速的富国强兵举措来抵制西方的屠杀与掠夺顿时完全绝望。
精英群体在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不得不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甚至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
从此以后，这只无辜的羊真的认为自己国民性很肮脏，甚至常常怀疑自己确实污染过狼的水源，“否则那只狼为什么非得吃掉我不可呢？”——这只可怜的中国羊一百年来常常进行这样的现代性反省和人文思考。
以诞生于１９０２年的梁启超《新民说》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许多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几乎全都声气相投。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梁漱溟、林语堂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五四新文化被后来的历史奉为主流，“国民劣根性”学说自然也有幸享有主流文化之尊，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为热闹、最为核心的主题之一。
我们这几代读书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批判起“国民性”来一直觉得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一直把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我们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最重要的正面资源，看作我们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终极目标和理想。
往往谁在批评国民性上表现得最为尖锐，谁就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和学者。
当年陈独秀、鲁迅的声音是这样振聋发聩的，后来的柏杨、李敖、龙应台也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