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思想文化视角
以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最为耻辱、最为痛苦的一段酷史。以此为背景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每一代思想家都在积极寻找抵御殖民主义之掠夺、凌辱的方法。这些方法不外乎学习先进技术，壮大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调整社会组织模式和政治制度；第二，调整社会组织模式和政治制度，由抵御殖民者掠夺的外在需求，逐步演变为限制君权、扩大民权、改造社会、强国富民的内在需求。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第一代先知先觉者，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这条思想的历史脉络十分清晰。
可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崛起的一代时贤忽然较少讨论政治制度、权利限制等问题，而将历史的注意力引向思想、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国民精神等务虚的领域。陈独秀说：“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政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
这种与文化“相见恨晚”、抓住历史机遇努力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不只是陈独秀的个人意见，而是那个时代一批精英分子的共同认识。胡适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中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后世学者林毓生苛评五四前贤企图借思想文化解决中国的问题，此种表述甚有概括力。如果考究一下五四时贤跟前辈思想家的血肉联系，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再造中国、开创历史的路径选择，并不是妄想妄为。
陈独秀、胡适这一代精英人物，在前几代精英人物之挫折和失败基础上的幡然醒悟，才有新的选择。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薛福成）致力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改造，未能造出一个新中国；立宪改良派（王韬、郑观应、陈宝箴、皮嘉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致力于民权的伸张和政治制度的改造，也未能造出一个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严复、章太炎、孙中山、邹容、陈天华、宋教仁）一举颠覆了王权，以民权的名义建立了中华民国，算是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造，可是中国并没有旧貌变新颜。
每一代人的失败，都启示下一代精英人物必须从新的角度、在新的基点上重新起步，寻找超越前辈的改造中国的新方案。五四一代的新方案是真正的焕然一新，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案，而是企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历代前贤在致力于中国改造工程的时候，都是立足于上层社会、针对着上层社会用力。比如洋务派必须得到皇上和精英群体的支持，于是他们游说于皇上和大臣之间；改良派必须说服皇上和皇室对民权作出妥协与让步，于是致力于跟皇室讲道理、向皇室启蒙；孙中山的革命派有意依靠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打倒罪恶的皇权，于是致力于唤起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响应和支持。
只有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思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对业已掌握权力的人物感到非常绝望，不想在他们身上白费力气。他们将工作的对象调整为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这些普通民众才是文化的最广泛的承载者。文化是政治的基础，中下层普通民众是文化的基础。中国的文化改造若是不抓住这广泛的中下层群体，也就无法拥有基础，其他更加远大的社会理想就无从谈起。
既然顽固的专制、混乱的社会都是以腐朽的文化为基础的，而腐朽的文化又是以中下层普通民众为基本载体，那么，抓住了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也就抓住了中国一切黑暗因素的根源，只要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改造好了，中国一切黑暗因素的根源也就消灭了。中国一切黑暗因素的根源消灭了，那一切黑暗、腐朽、罪恶等等自然也就消灭了。
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有时候被称为民族性，有时候被称为国民性，有时候被称为国民精神，有时候被称为国民劣根性。
如何改造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首先是对这一切不良习性予以否定和批判，所以，国民性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主题，它比打倒孔家店的主题持续得更加长久。
中下层普通民众的文化习性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二而一的工程。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存在，国民性是这种文化精神在国民身上的性格体现。
中西技术、科学方面的比较，中西经济模式方面的比较，中西军事力量和军事体制方面的比较，中西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的比较，都给中国近代思想家带来了巨大的启示，为他们寻找富国强兵、振兴民族的方针提供了依据。现在，五四时贤致力于中西文化和中西国民精神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也许是最为深刻的研究，它能一层层剥掉表面，直探支撑中西不同国家、不同制度的最隐秘原因。
五四精英群体对文化的关注、对国民性的关注，从路径上看与前辈思想家确实有某种断裂。致力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造，与致力于文化、精神的改造，思想的脉络颇有分道扬镳之感。但是，仔细研究五四时贤弘扬思想启蒙的文本，认真领会他们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意旨，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出发点，与前辈思想家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在抵御强敌、弘扬民权、再造民主中国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每一代思想家，都是一脉相承的。
国民性批判的帝国主义压力
如上文所及，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基本背景，是我们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掠夺下节节败退，清王朝统治集团无法组织国人进行有效的反侵略、反掠夺。这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十分清楚，抵御西方压迫与凌辱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命题，所以，他们的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针对性。
五四时贤虽然着力于批判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生活，可是这种自我批判、自我清理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以便及时调整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有效抵御和摆脱殖民者的压迫和掠夺。他们的国民性批判，也是为了寻找国人反抗侵略、抵御外侮、保种卫国、奋发自强的精神动力。如果没有这种现实针对性，他们的思想就不会激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如果没有这种现实针对性，他们的自我批判、自我清理也就缺乏历史合理性。
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代表人物而言，他们那个时代的着述，确实主要以精神文化的自我批判、自我清理为主题。但是，殖民压迫与掠夺的严酷现实，成为他们所有言说的背景，读者时时都能感受到这个庞大背景的存在。这个背景有时候远远地隐伏在地平线上，有时候则以三言两语的方式突然呈现在前台上。
陈独秀十分强调每个生命都应该有“抵抗力”；鲁迅批评国人在狼面前成为羊、在羊面前成为狼的特性，要求国人在狼面前也应该做一只敢于反抗与厮杀的恶狼；胡适痛心地悲叹我堂堂中华为什么如此一蹶不振。所有这些言说，都包含着明显的“应变”痕迹，其矛头都是指向西方侵略者的。正因为具有这种清醒感和现实性，他们的文化启蒙和国民性批判，才被时人和后人称为思想，而不是被称为学术。
在杂文《看镜有感》中，鲁迅严厉抨击国人的保守排外，称赞汉唐时代对外来事物随意取用、自由驱使的气魄，劝谕当下国人应该敞开胸怀接纳西洋的新鲜事物。
为什么要接纳西洋的新鲜事物呢？因为“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杨光先是清代反对洋人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廷臣，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康熙大帝将汤若望治罪，任命杨光先担任钦天监监正，可是这个国产监正连闰月都推算错了。
鲁迅没有追究杨光先和汤若望谁的天文水平高，他在意的是杨光先为了排斥西洋人的西洋历法，那么积极地向满族主人沥陈中夏文明。任何外族的文明都可以吸纳，但是任何外族对我们的压迫和统治都是应该反对的。杨光先那么奋勇地讨伐西洋人及其历法，而对于满族权贵却那么以心相许，这种悲惨境遇让鲁迅黯然神伤。
所以，他希望国人博采众长，谋求振兴，不要从满族权贵的奴隶沦落为洋人的奴隶，担心欧美殖民者成为我们新的“西洋主人”，希望国人从这种命运的可能性中摆脱出来，才是鲁迅的关注点。
在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中，鲁迅对于屠杀中国公民的英国帝国主义者表达了无可遏制的愤怒之情，严厉谴责这些屠杀者是“伪文明人”，告诫国人凡是力量强大的人群，都是不会讲公道的。我们不要热衷于向这些强盗要公道，而必须自己强大起来。
虽然到１９２５年的时候，中国抵御帝国主义掠夺的能力比清末有所增强，可是鲁迅依然像清末时期一样，担心中国会在帝国主义魔爪下惨遭灭亡。他经常以宋末之后就是元、明末之后就是清的深重忧虑，来表达他对于殖民者的高度警惕和仇恨。
在《忽然想到》中，他用各种方式告诉读者，国人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劣根性，亡国灭种的悲惨命运可能为期不远。“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陈独秀的表述比鲁迅更加直白一些。“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自政治言之：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而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这篇写于１９１５年的论文，对于虎视眈眈意欲瓜分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这种亡国灭种的忧虑，是五四时贤们共同的忧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帝国主义标榜“公理战胜强权”，实际上却只关心本国利益。陈独秀愤然写了一则一百多字的随感录，表达了他对战胜国的失望，标题就叫《揭开假面》。随感录全文是：“协约国攻击德国的旗帜，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
他还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他认识到这些分赃会议，不过是几个强盗披着政治家、外交家的华服，关门弄鬼遗害人类。中国如果不能迅速强大起来，就永远只能处于任人宰割的卑屈境地。
五四运动期间的陈独秀，对于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已经有所觉察。他曾经专门撰文谴责日本使馆在北京逮捕朝鲜人。他说，所谓治外法权，不能越出使馆，最多也不能越出租界。日本的行为远远越出了治外法权，“是侵犯中国的主权”。
他似乎意识到在垂涎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中，日本的野心最为坚韧，它拥有其他列强所不具备的地缘上的优势，所以他在１９１９年春天颇有针对性地说：“亡国总是一件不幸的事体，卖国也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却不能因为亡在哪一国，卖到哪一国，在道路远近上，人种差别上，分别幸与不幸，好与不好。同一亡国卖国，若说亡在卖在道路较近人种较同的国家手里，就说是亲善，不算是亡国卖国，这个道理无人能懂。”
陈独秀在论述打倒孔家店的必要性时，曾经说：“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废吾人之财力。”可见，在陈独秀看来，无论改造国家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引进东洋和西洋的思想文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新的方式组织中国的社会资源和力量，抵御东西方强盗国家的侵凌与掠夺，而不至于天天忍受被压迫、被掠夺的耻辱。
正是这种丧权辱国的恐惧感和紧迫感，使得他发起了疾风暴雨式的启蒙运动。
正是这种被披挂各式漂亮外衣的权贵们所诓骗、所戏弄、所鲸吞的屈辱感，使得他决心发动底层社会的受难者行动起来，鼓励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陈独秀日后的政治道路，跟他所意识到的帝国主义压力紧密相关。他之发起新文化运动，他之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批评和国民性批判，跟现实中步步紧逼的帝国主义压力一直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