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祥林嫂似很局促了，立刻敛了笑容，旋转眼光，自去看雪花。
“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
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
……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快够一年，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去。但不到一顿饭时候，她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经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
在精英群体看来，信仰原始宗教，比起信仰基督教、儒教或者佛教的人，只能以愚昧称之，所以鲁迅用了这么哀怜的感情，来描写祥林嫂的宗教行为，意在强调她甘愿承受宗教压迫的“迷信”。在精英群体看来，精英社会所信仰的主流宗教才是属灵的，也是智慧的，底层群体的宗教肯定是黑暗的、迷信的、野蛮的、荒谬的。当我们放弃对于各种不同群体的宗教偏见，我们不得不承认，祥林嫂对阎罗大王的信念，跟基督徒对于上帝的信念、佛教徒对于佛陀的信念，并无区别。虽然他们在精英群体的人文学术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但是他们作为不同群体各自的宗教，应该享有同样尊贵的地位。像那位戴帽看客和那位劝阻迎神活动的老人那样，轻慢甚至公然挑衅，显然是错误的。为什么弱势群体不会对强势群体的宗教进行挑衅，而只有强势群体即精英群体总是在歧视、挑衅、压制弱势群体即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及其文化？
可见，文化歧视的背后，乃是权力的歧视，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的歧视。
在小说《孤独者》中，鲁迅笔下的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接受了西学的洗礼，因而被山村的父老乡亲看作异类的人物。他的社会地位超乎山村之上，与此相应，他对于山村居民的文化、宗教、仪式等等也极度蔑视，几乎视之为仇敌。葬礼是每一种文化中最能体现其核心价值的一种宗教仪式，每一种文化中的成员都会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参与其中，并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孤独者》一开篇就是写主人公在他祖母的葬礼上，与他所憎恶的底层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的一场搏斗。那份精彩和深刻即使是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是颇为少见的。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殳的到来，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寿材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须筹画；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议妥，便约定在连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
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大家的心的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可虑似的。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他说‘都可以’哩！我们看去罢！”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
为了省却不必要的麻烦，魏连殳选择了特殊的方式跟他所仇恨的文化进行搏斗，那就是犹如行尸走肉般地完成这个仪式所要求的各项程序。但是他的内心，完全不参与，完全自外于这种文化和这个人群。他避开了跟这些愚昧的村夫村妇交锋，用一种大蔑视的心态，完全不跟他们产生关联。联系鲁迅的散文诗《复仇》来理解魏连殳的选择，他的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一种复仇方式。鲁迅曾告诉朋友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
魏连殳正是出于对于庸众、愚民及其文化的憎恶，有意不按照他们的预料对这些仪式进行抵制，乃以轻慢的态度全盘接受之，以此戏弄他所仇恨的愚民和愚民文化。
以下的表现根本不像是参加亲人的葬礼，倒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先送了一份香烛；待到走到他家，已见连殳在给死者穿衣服了。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
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鲁迅用一种荒谬感来描写浙东寒石山村底层群体最为庄严的文化仪式，显示了他跟这种文化、这个人群的天然的鸿沟。在鲁迅的笔下，寒石山村那么具有人文内涵的葬礼文化，成了被曝光、被剥皮、被裸体羞辱的对象。就此而言，那个自觉扮演局外人甚至敌人形象的魏连殳，实乃鲁迅的化身。
扫荡一切“旧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诞生了一大批像鲁迅和魏连殳这样的“吃洋教”的“新党”，他们以刚刚从西方学来的人文知识为依托，对本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底层群体用自己被迫缴纳的贡赋，养大了自己文化的掘墓人。几十年后，也就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破四旧”的政治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底层群体的任何文化都无法躲过精英群体的法眼，他们的思想被命名为旧思想，他们的文化被命名为旧文化，他们的风俗被命名为旧风俗，他们的习惯被命名为旧习惯，统统都在扫荡革除之列。
按照这种政治限制，他们失去了祭祀祖先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扭秧歌、跳傩舞等等驱鬼祈福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按照祖制举行婚礼、葬礼的权利，他们失去了敬拜土地庙和寺庙的权利。总之，他们所有的精神寄托、文化滋养都全部失去了，因为那一切被命名为封建迷信，不符合新时代的科学要求。当年鲁迅和魏连殳反对这些封建迷信、消灭愚民文化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后代精英群体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年，寒石山村的愚民群体起而扞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准备跟魏连殳展开一场搏斗，可是魏连殳不屑于接招，结果是一场虚惊。
再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文革”时期，寒石山村愚民群体已经没有搏斗或者挣扎的余地，他们的文化权利丧失殆尽，他们的风俗习惯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他们只能在精英群体强大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面前乖乖就范，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地“被”命名、“被”教化、“被”改造。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破坏冲动，尤其是剥夺底层人文化权利、改造愚民群体的启蒙冲动，正是在“文革”时期取得了强制性的胜利。
底层群体失去了文化依托，长期不知所措。精英群体教化说，要破除迷信、提倡科学，要用科学精神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国家。科学精神是什么？底层群体不知道，精英群体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隐隐约约知道，在否定底层群体的文化状态、批判底层群体的所谓“国民劣根性”、剥夺底层群体的文化权利的所谓启蒙运动历程中，科学只是一个意识形态说辞，一个口实。
文化权利丧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政治权利的丧失。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野之一，在于他们制定再造中国方案时，所仰仗的资源大有区别。中国近代史上，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都是当时真正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其中的台柱则是一身而兼二任，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等，既是权倾朝野的政治强人，又是众望所归的知识领袖。他们企图通过精英控制的社会变革，进行产业的调整、利益的调整，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的改进，引导中国平稳地、缓慢地走上独立、富强的大道。他们知道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他们只在精英群体之中进行社会动员，而没有想过干涉底层群体的文化权利。
五四时贤在发动并领导新文化运动之前，大多数只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边缘人物。他们对于中国几十年来变法不成，理解为中国文化的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导致的结果，而不认为是政治权贵拒绝利益调整导致的结果。这个判断错误是五四时贤进行启蒙运动的起点。他们一面对知识精英所承载的孔孟儒学进行激烈的攻击，一面对底层群体所代表的更加古老、更加原始的民间文化展开讨伐。当五四时贤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流力量的时候，意味着那个代表孔孟儒学的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新文化运动至此成功了一半。此后的工作重点，就在于对承载中国原始的民间文化的底层群体进行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
毛泽东作为继承了五四传统的新一代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一直眼光向下，从广大底层群体中发掘社会变革的动力。他至少从三个层面对底层群体进行改造和利用。第一，继承鲁迅、胡适的遗志，对底层群体所承载的“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包括传统社会中一切风俗习惯，进行彻底地批判和改造。第二，继承陈独秀、李大钊的遗志，顺应国际上普罗文化的风气，对底层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最终从社会控制集团手中夺取了政权，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第三，用准军事化的方式将底层群体主要是农民群体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过度征收农产品进行财富积累，以谋求工业的腾飞、核武器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
底层群体文化权利的丧失跟政治权利的丧失紧密相关。他们在文化上遭遇激烈的批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是他们日后悲惨命运的最切近的源头，后来他们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双重危机，都是从这个源头顺理成章发展出来的。
底层群体之所以在五四时期遭遇激烈的文化批评，是因为五四时贤引发了一场激烈反传统的狂潮。五四时贤之所以发起这样一场激烈的反传统狂潮，是因为清末以来社会控制集团缺乏变革中国的诚意和驱逐殖民力量的宏愿，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国民屈辱而又恐惧，由此积累下了巨大的怨愤之情和挣扎的欲求。由此不难看出，所有历史时期精英群体与底层群体的关系模式都是大致相同的：由于精英群体的自私、谬妄、无能、疯狂，一次次将国家和众生推入危机之中，最后由底层群体付出毁灭性的代价。中国近代史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完整的连续性。２０世纪初对义和团运动的剿灭和妖魔化，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极端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