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只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该是佛教徒。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
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跟鲁迅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我像所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Ｑ、闰土、祥林嫂之类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的两个错误。
我的错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那几年我不断追问的问题。实际上我是在为我的错误寻找客观原因。
关于对我母亲宗教身份的错误理解，这跟我的教育资源有关。我从上小学开始，课堂上应该学什么，既不是我自己的安排，也不是我父母的安排，甚至也不是我老师的安排，而一直是由政府安排的。而政府是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联合构成的。这个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规定的教育资源，只对精英的文化感兴趣，而且把他们选定的教育资源说成是唯一正确的。
我母亲的生死荣辱，不在教育的关注之列，他们所信奉的神灵，精英人物永远不屑于了解，仅以迷信名之。
精英们信奉儒家道统的时候，他们说“四书五经”是唯一正确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说。精英们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他们就说全盘西化是唯一正确的，西方文化是唯一先进的，此外一切都是妖言邪说。
无论精英群体选择什么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的教育资源，阿Ｑ、闰土、祥林嫂等等下人的文化和信仰，永远都是妖言邪说，都是被歧视、被批判、被诅咒的对象。而我母亲不幸就属于阿Ｑ、闰土、祥林嫂那个群体。
他们批判这些妖言邪说，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每一代权力当局都必须通过批评一些东西，来证明他所提倡的东西是唯一正确的，必须坚信不疑的。
所以，我从我的教材中只读到过马克思、列宁、培根、歌德、雨果是怎么理解人类生活的，以及毛泽东、鲁迅、孔子、屈原、贾谊等等文化巨人是怎么创造人类文化的。
关于闰土、阿Ｑ、祥林嫂和我的父亲母亲对于生活的理解，从来没有正面涉及过，仅仅在出于批判之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出现在我的教科书中。
在教科书之外，一般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也都告诉我们，中国的宗教是儒道释三教并立并互补，这些学术大师或者小师们一般不会讨论中国传统宗教的第四种资源——民间信仰。所以，我将我母亲的“拜菩萨”理解为佛教，是获得整个精英群体的学术支持的，我不过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一个容器。精英群体给我装进什么，我就拥有什么。
当我发现我母亲的信仰和神灵在我的知识谱系之外的时候，我知道它实际上是在中国精英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之外。在精英群体看来，它不但不是教育资源，它根本就不是文化。它不但不是文化，简直就是妖魔鬼怪，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敌人，必须天天批判之。
我终于知道，阿Ｑ、闰土、祥林嫂的生活世界，以及我的父亲母亲的生活世界，整个不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关注与研究视野之中，整个不在他们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之中。
当亚里士多德研究人类的政治权利的时候，他研究的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政治权利，那个庞大的奴隶群体根本不在他的谈论之列。
当中国某某学者在研究中国的信仰状况的时候，他关注的是汉武帝、武则天、李后主以及围着他们打转的文人士大夫的信仰状况，阿Ｑ、闰土、祥林嫂的生活，以及我的父亲母亲这个庞大的底层群体，根本不在他们的谈论之列。
根据以上逻辑，所有阿Ｑ、闰土、祥林嫂都是没有文化的人。阿Ｑ按照他的文化信念，希望传宗接代，一直遭到我们嘲笑。祥林嫂按照她的宗教信仰捐门槛，一直被我们判定为愚昧无知。
是的，在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阿Ｑ、闰土、祥林嫂以及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没文化的人。
而我，不但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一个文化人。
我的父亲母亲之所以被命名为没有文化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灵、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支持体系，得不到精英群体的认可，并被精英群体命名为迷信。
我之所以被命名为有文化的人，是因为我在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中，中规中矩地学习了几十年、刻苦操练了几十年，终于弄懂了精英群体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如何支配世界的，并按照他们要求的模式，参与到这个支配世界、支配下人的结构之中，尽忠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教育，就这样造成了我与我的父亲母亲在趣味、信仰、文化、社会分层等等方面的对立。
在这个对立的结构中，我每天勤奋地学习亚里士多德、耶稣、释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达尔文、孟德斯鸠、托尔斯泰、老子、孔子、庄子、李白、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等文人学士的着作，装模作样地像他们那样思考，关注他们所关注的，信奉他们所信奉的，弘扬他们所弘扬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最后，像他们那样，通过立言立功立德而实现名垂史册、万古流芳的伟大理想。
既然底层群体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体为了树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须予以歧后序 我只能是阿Ｑ、祥林嫂的儿子２ ８９视的他者，那么，当我“批判他们所批判的”的时候，我就只能成为我的父亲母亲的敌人。
我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而甘愿成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们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们的阶级立场，我因为这种过于趋炎附势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种道德焦虑。
最荒谬的也许还是我父母本人，他们一边坚守他们卑贱的文化和信仰，一边将我交给精英群体，任由精英群体将我培养成他们的敌人和批判者。这种悖谬的选择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最惨烈的悲剧。
无论悲剧多么惨烈，一朝醒悟，我只能毫不犹豫地站在我的父母一边。
最近几年，我用从精英群体学来的学术方法，对我母亲信奉的神灵（老嘎嘎）进行了多方面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弄清了他的起源和流变。以此为契机，我还对我家乡周边的民间宗教和节日习俗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田野调查，弄清楚了老嘎嘎诞生的文化背景。
我发现，用宗教学的眼光看来，老嘎嘎的起源跟基督教中耶稣的起源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现代学术对于民间宗教的歧视、对于西方基督教的推崇，明显是趋炎附势之举。现代文学对于民间社会和底层人群的卑贱化建构和愚昧化描述，也不过是一种建立自我对他者的权力关系的文化行为。
有了这些发现，我就无法假装糊涂。无论如何，我必须从沉迷其中大半辈子的所谓国民性批判中逃离出来，我不想再按照鲁迅、陈独秀、胡适的腔调去批判我的父母、诅咒我的父母。我也不再相信在精英文化和底层文化之间，真的有什么真理与谬误之分、信仰与迷信之分、高与低之分、贵与贱之分。
凭什么说某某人拜孔就是高贵的、某某人拜十字架并且相信某个人死后复活就是高贵的，而我的母亲拜老嘎嘎就是迷信？这种歧视和谎言对我再也起不到欺骗作用。
中国精英人物为什么热衷于国民性批判，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批判确立自己作为精英阶级的正当性。西方侵华的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要对整个中国进行国民性批判，也是企图通过这种批判建构西方人在中国实行统治、掠夺和屠杀的正当性。
国民性批判虽然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是人们建构这个文化问题的目的，却是为了确立自己所属的那个集团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这种权力跟阿Ｑ、闰土、祥林嫂和我父亲母亲的尊严与利益存在某种冲突，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当然必须选择站在我的父母一边。
当我决意将自己从国民性批判的大合唱中撤离出来，这对鲁迅、陈独秀、胡适来说可能有点突然，因为我已经跟着他们吆喝了几十年。
既然我已经看清了我是闰土、阿Ｑ、祥林嫂的儿子，而不是鲁迅、陈独秀、胡适的儿子，我就没法继续趋炎附势下去。
我当然不会产生否定鲁迅、陈独秀、胡适的价值的念头，我只是想说，我更愿意细细体会闰土、阿Ｑ、祥林嫂以及我的父老乡亲的需求与疼痛。
我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个卑贱的山村里，陪伴他们的依然只有那个跟他们一样卑贱的老嘎嘎偶像。我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目前尚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我显然得到了一次学术的升华和文化生命的升华。
在对家乡的乡土文化进行过初步调查之后，我制订了一个进行乡土文化研究的庞大计划，我将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角度，对老嘎嘎的村子进行全面的学术描述，对于与我同时代的老嘎嘎的后人，也就是我的父老兄弟，我将为他们一一立传。司马迁开创了为帝王将相等等精英人物立传的传统，我将在这个传统之外，专给几百位卑微村民立传。这个学术工程的成果，将会超过两百万字。这个工程计划就是我后半辈子的志业所在。
我愿意忠于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文化，那才是我的生命之根。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和描述，激发社会对于这些卑微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在对我父母乡亲的文化进行研究的同时，我愿意更多地关注我父母乡亲的精神世界，而不像以前那样仅仅关注精英人物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