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很少再到琉璃厂去。我感到今天的琉璃厂同我所向往过的书肆，有很大的不同，书铺越来越少了，这里已经变成一座专卖古玩和字画的小巷。旧书大概都被全国各大机关抢购一空了吧。五十年代初，一些苏联专家常来这里搜求古玩，中国顾客是不能靠前的。到了十几年前，这些古玩铺、碑帖店索性都挂上只接待外宾的告示，自己的同胞连看一看自己民族的古董也不可能了。我也就更加不愿意到琉璃厂来。
还是从旧籍里去寻找一点温暖吧。
鲁迅和他《新青年》的朋友们，多年来搜求一部古典小说《何典》，始终找不到。1926年刘半农在厂甸的地摊上偶然发现了，鲁迅分享朋友们的欢乐，并高兴地为它写了序言。
一本《碧血录》，是关于明朝东林党人同阉党斗争而被残害的纪事，吴晗一直把它作为珍藏书。这还是他1933年在清华大学作学生时买来的。他在书末写道：“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著，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
朱自清先生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诗咏厂甸：
故都存夏正，厂市有常期。宝藏火神庙，书城土地祠。纵观聊驻足，展玩已移时。回首明灯上，纷纷车马驰。
这一切，终于都是消逝了的旧梦。琉璃厂究竟要以什么来吸引他的同胞？难道是几百元一本的普通的碑帖吗，上千元一幅的时人绘画吗？
三
目前的琉璃厂，只有一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但是，也很少能见到几本可心的旧书了。近几十年来北京古旧书店行业的兴衰史，似乎还少有人研究。几百年来琉璃厂的旧书市场是不是就这样渐渐衰落下去了呢？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听说，巴黎和东京都有旧书市场和专卖旧书的书铺大街，未来的文学家、科学家很可能最初是从这旧书摊前起步的。我们正在提倡保护民族文化和发扬精神文明，琉璃厂这地方不是应该吸引着未来的学人从这儿走向他们的理想世界吗！
十几年前，我在东琉璃厂的松筠阁配过解放前出版的几本文艺杂志，见过书店主人刘殿文先生。他满头白发，沉默寡言，但是一谈起旧杂志来却如数家珍。他能一口气回答你提出的某一期刊创刊于何年，终刊于何月，编者何人，中间是否换过编辑人，等等。如果你想细谈的话，他还可以告诉你，某一期刊刚一印好，未及发行便被查禁了；有的刊物某一期还再版过。他的记忆之精确，令人惊异，琉璃厂旧书肆中就有这样的有心人。
有一天，我碰见刘殿文先生的后人，现在是子继父业的刘广振同志，承他告诉我他父亲经营旧杂志的一段掌故：“我父亲刘殿文是1965年退休，1974年78岁时死的。我祖父刘际唐是1942年死的。松筠阁创设于清光绪二十几年，当然经营的是线装书。我父亲也是学徒出身，是个夹包袱的。您还不知道什么叫夹包袱吧，那时讲究给学者送书上门，把新收来的书拿出头本来当样子，送到人家的府上。五四运动以后新期刊风起云涌，我父亲的思想也紧跟潮流，注意到同行里还没有人留心此道，很多人也看不起这门新生意。当时的旧杂志很便宜，又因常常遭到查禁，寻找不便，我父亲便走街串巷，四处搜购，每天天不亮就奔崇文门外的晓市了，从烂纸堆里挑拣期刊。慢慢别的同行知道他专收期刊，有了货便往他那儿送。他零收杂志却不零卖，专门为了配套，《新青年》、《向导》、《东方杂志》、《少年中国》，以及《语丝》、《沉钟》等等，他都有全套的。”我父亲是个做买卖的，但是他也是个中国人，有民族感情。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很多杂志都有抗日内容，全不能公开出售了，连存放这些杂志也非法。藏在哪儿才好呢？我父亲想了个办法，就大胆地把《东方杂志》等刊物放在书架的最里层，外面又摆上一层线装书遮挡着。终于逃过了日本人的眼睛。
“多年来，我父亲把‘五四’以来的每种期刊都留了一本创刊号，作为研究杂志的样本。到1949年已经存了创刊号几千种。几大厚本他辑的《杂志知见录》稿本在十年动乱中也遭到劫掠，到现在关于文艺杂志的那一本仍不见下落。
“说起我父亲的经验，那时也无非是为了生活，如果在旧书行业里不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也许就不能求生养家。在我们旧书业有句行话叫‘单吃’，我父亲就单吃一行，注重经营特色。”
刘殿文先生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他终归是一位商人，但是公平地说，他也为搜集和保存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所经营的松筠阁还印过一些有用的书，如有名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等即是。不知道今天的琉璃厂还能不能出现新的“杂志大王”？还能出现那样精于业务，对几十年来各种期刊的来龙去脉倒背如流的人才吗？我想，在新社会更应该出现这样的人才，我默默地期待着。
琉璃厂的历史沧桑，特别是外国人在琉璃厂的劫掠，以及唯利是图的书商、古玩商们怎样帮助外国人盗卖我们的珍品。那时候，我们的政府软弱腐败，日本人从清末便开始在琉璃厂来搜刮我们的珍本秘籍了。到了抗日战争以前，他们更疯狂地广搜我们的地方志，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服务。他们买书时不论本，而是论摞，一摞书只花一元钱就够了。甚至用文明杖一挥，他们就把整个书店的旧书全部席卷而去，这就是我们的很多古籍版本在国内已经失传，而在海外却有留存的原因之一。
我拣拾一些过往的旧梦，也无非为了向往着未来的新文化街能保持琉璃厂真正的传统。我想，只有当琉璃厂的传统文化和经营特点真正能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的时候，也才能真正保持它那永远不会泯灭的价值吧。
琉璃厂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当然也应该向外国顾客和旅游者开放，赚一些外汇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相信一个不能很好地为本国人民服务和受到人民热爱的琉璃厂，竟能受到外国人的喜爱。让琉璃厂发扬它的特长吧，让向往着琉璃厂的同胞们能在这里随意推门而入，就像当年鲁迅先生那样欣然而来，流连忘返。琉璃厂终归是我们自己的！
北平旧书肆
商鸿逵
老北平的旧书肆区，就我所知，有一厂二寺，厂即琉璃厂，它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迄今未衰，“厂肆”二字在中国藏书史上，至少是免不了要提提的一个名词吧。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今名报国寺，在宣武门外）在清初颇兴旺，顺康人间笔记中常见述及，如今却是连一些书影儿也没有的了，隆福寺起初只是些书摊，每逢会期，赶来摊卖，现在发展的也不下二十家肆了，其中还有几家规模够大的。记得去年南方某书店来北平采购旧书，先到隆福寺，进入一家，骤睹琳琅满目，便拣选了些，又进一家，又买了些，顷刻用去数千元，后来又到琉璃厂，见藏书之多且十倍于隆福寺，未见大买，囊资已尽，遂赞叹叫绝而返。
过去书中谈及厂肆等地方的很多，专记的有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后记，叶德辉买书行等，以繁不引，只叶氏书林清话上有几句话：“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多挟数破帙驱车而归。”这种余韵，今日犹有，什么考究版本的鉴赏家，爱往旧书堆里钻的大学教授，附庸风雅的买书者，侨居我邦，研究所谓“汉学”的洋人等等，都算是厂肆的当期主顾。
书肆主人，已往都是江西金溪籍，兼有江浙籍，盖皆南人也。到现在却多换了别地方人了。这里面怎样一个衍递，不甚了了，或谓，在先之南人，多为进京会试，名落孙山的举子，赧颜归里，便思作生意，旁的生意不会作，只好卖书，念书人卖书算最接近的一行了。可是，虽然作生意，究系“由儒而贾”，难免要带点“酸狂气”，对于奉承，自然差忒。偏巧一般买书的达官贵人又好“奉承”这个调调，纯生意人于是便大得手了，主顾一到，装烟倒茶，躬出揖入，一味周旋，再加上他们的“负苦耐劳”精神，渐渐便夺去江西人之席。就我所知，某书肆主人背包袱时，每串大宅第，常当人面从袋中取食黄粱窝，询以故，则诉曰：“卖书能有多大赚头？不得不吃这个？”如是，人怜其苦，便不与他争执了。这套把戏，酸狂举子，怎么能扮得来！
说到作生意方法，旧书肆与新书出版家又大不相同。新书是要拉些有名作家作后台，旧书却全靠采访所得，大一些的书肆，差不多常年要派人到各省各县去收买，性质颇近古董商，有时虽一无所得，有时可获利无算，像那部哄传一时的《金瓶梅词话》，在山西来时才数十元，一转手便卖了数百元，再转到购主便千数百近年的刻板书价总都算涨，原刻或刻得精一点的都贵的了不得，宋元版不谈，即小说戏曲之类，一部《贯华堂水浒》就要五六十元，《清晖阁牡丹亭还魂记》非百元莫办。去冬我见着一部《十二律昆腔谱及京腔谱》想买，开口便索价四百，近年更有人搜罗淫词小说袁两本《旧刊肉蒲团》也值二十元了。
书价的涨落也看风头，胡适之先生谈了谈“传记文学”，谈到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梦痕录》立刻涨价，林语堂先生表表袁中郎，《中郎集》又涨起。
县志近年价也大涨，大概是先有某国欲考索中国风土地理而采买，随着我们也感觉这个重要而争买，一部偏僻不经见的县志，论本头也须一二十元，前天一书贾向我说，要有一部《香河县志》（属河北）能卖八十元。“禁书”也了不得，载在禁书目录的书，不消说是卖大价了，即现在还在禁的那部《清史稿》，原定价百元，现售至四五百元，书是不管好坏，一禁便贵。
传抄作假，更是旧书肆的拿手活，遇到罕见的书，不管刻本、抄本，他们能用染制好了的旧样丝栏纸誊写上几部，有时会当“传抄未刻本”卖，一捆烂卷残稿，他们能描改挖补，装帧抄袭，杜撰个名目，充“稿本”去骗卖。前年有书贾持一旧纸影印《玉台新咏》，冒称明刊到某图书馆求售，结果，居然被欺，用重价收下。
卖书还须有一种手腕，是攀交名流，要名流作甚呢，名流能替介绍主顾，凭他一言，书既可留，价且多给，名流乐得接近他们，一来能借着多见些好书，长长见识，二来，高明些的书贾，他那点“横通”工夫，却真也“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章实斋语）。原来旧书主顾，尤其好讲究点“版片”的，常离不开这些；规模大些的图书馆，中或外，或中外组织的学术团体，少数有力的收藏家，这些，非是名流在那儿主持，也和他有关联，有友谊。
这般书贾的记忆力也特好，谁已有何书，谁尚阙何书，谁欲觅何书，谁不收何书，胸中都有个大概，他在收买时固早在留意，拿来时你也定会十九中肯。
截至今日止，旧书肆生意，总算不恶，不过，今而后，便不敢说了，图书馆以连续的收买，普通些的都有了，外邦人因金价跌落，搜罗之勇，也大不似从前，私人收藏家又越来越少---最欢迎的自然是私人收藏，因私人资财的持久无把握，子弟的优劣无把握，无论到哪个无把握时，书便会“流通”出来。图书馆藏书却是“一入侯门深似海”，永远不得再与“市”见，图书馆拍卖藏书，机会总少吧！这么一来，所谓“珍惜”，能经过书肆人之手者日稀，生意也便日稀了。
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旧书，也给打击非小，有了影印精版的，谁还肯买劣刻的，商务印书馆印了各省通志，通志只好落价，中华书局影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谁还肯花五百元买那集成局两羼纸的匾字本？
以我看来，旧书肆今后若想发展，还须另寻途径。
东京的旧书店
杜宣
日本出版业的发达和书店之多，是世界闻名的。三十年代，我在东京留学时，许多时间都是在书店，尤其是旧书店中度过的。
东京旧书店最多之处，是神田、神保町一带。这是因为这一区域大学多，如日本女子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法政大学、中央大学、专修大学……都在这里；其次是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区域，也有不少旧书店。
日本所有的书店，都是开架的。你可以自由取书阅读，从早看到晚，也没有人过问。常常有些穷苦学生，无钱买书，就是这样取得知识。日本杂志也极多，新杂志出版一周，甚至两三天后，就可以用半价或低于半价从旧书店里买到。新书也是这样。这种方法对穷苦知识分子极为有利，有的人因为写文章或科研上的需要，急于要用某种新出版的杂志中的资料，引用完之后，那本杂志对他已没什么用了。于是立刻卖给旧书店，他可以取回部分书价。另外有一部分人，对那杂志上的文章，他需之不急，迟几天读也没有问题，他到旧书店去买，可以节省一些钱。我从前在东京，就常以此法买杂志的。
过去上海也有不少旧书店。解放后，在常熟路上，就有三家。我下班之后，常到这三家书店溜溜，我在这里买到了一些新书店买不到的好书。有时，急需钱用，或家里地方小，无处放存；又可以将一些自己不用的书卖给旧书店，这样不仅自己可以收回一些钱，还可以使这些书回流转到需要者的手中。彼此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