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形式朴素，不事雕斫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我曾和我的父亲永诀，曾和我的母亲永诀，也曾和我的姐弟及亲戚朋友们永诀，如今和房子永诀，实在值不得感伤悲哀。故当晚我躺在床里所想的不是和房子永诀的悲哀，却是毁屋的火的来源。吾乡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吃敌人炸弹十二枚，当场死三十二人，毁房屋数间。我家幸未死人，我屋幸未被毁。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失守，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以至四进四出，那么焚毁我屋的火的来源不定，是暴敌侵略的炮火呢，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呢？现在我不得而知。但也不外乎这两个来源。
于是我的思想达到了一个结论：缘缘堂已被毁了。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我很甘心！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料想它被毁时必然毫无恐怖之色和凄惨之声，应是蓦地参天，蓦地成空，让我神圣的抗战军安然通过，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时，一定发出喑呜叱咤之声：“我这里是圣迹所在，麟凤所居。尔等狗彘豺狼胆敢肆行焚毁！亵渎之罪，不容于诛！应着尔等赶速重建，还我旧观，再来伏法！”
无论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或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东战场，西战场，北战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大家先估计一下，将来我们一起同他算账！
我的书房史
萧乾
自从写了《搬家史》之后，我发现几乎任何事物只要用“一生”这根线一串，就能串出一部历史来。我的《在歌声中回忆》就是这么写的。书房也是这样。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
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平安定门一条胡同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一九三五年我进天津《大公报》，同另外三位大学生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楼下就是印大报的机器房，对面是成天冒烟的法租界电力厂。那时我就锻炼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睡觉的本事。当年去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也是先住宿舍，后来先后当了王芸生和杨朔的二房客。“小树叶”去日本之后，我就一个人住一间了。我在编副刊之余，还为巴金、靳以的刊物写文章。我的长篇《梦之谷》就是那时候写的。“小树叶”是从刊物上的连载读到的，她气得哭了通鼻子，我只好连口道歉说早应向她坦白。“八一三”失业了，后开始逃难了。不要说书房，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成问题了。我们从上海而港粤-武汉-长沙-沅陵-昆明的流徙中，经常是她同女难友，我同男难友搭地铺。最后，多亏了杨振声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照顾，我们总算在昆明北门街分到一间小屋。
一九三八年在香港《大公报》还是住集体宿舍，一九三九年出国，在伦敦住公寓同在上海住亭子间差不多，只是白俄女房东换成英国的老大娘。我第一次有间书房是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在剑桥的二十来所学院中，王家学院是很难进的。即便收了，也很难成为住宿生。我由于是由两位最杰出的王家学院毕业生福斯特和魏礼介绍的，所以王家学院让我住了进去。除了卧室还给我一间书房，北面窗户濒临剑河，东面则对着著名的王家学院教堂和大草坪。那幢楼建于十四世纪，但设备完全现代化了，长沙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七八位来客。书房门楣上照例漆着我的姓名。
我虽只占用过那间书房两年（没写完论文却写了两本书和连载重庆《大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我却时常怀念那间书房。一九八五年重访剑桥时，承母校邀我和洁若在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还特意去重访了一下不知易过多少个主人的那间书房。
一九四六年在复旦教书，大学在徐汇村给了我一幢日本式平房。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
在漫长的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三年期间，我不但再也没有了书房，其间有七年是处于流放中。那些年，书房对我就成为非非想了。有些年，我只盼不再去公厕，能再用上抽水马桶我就很知足了。我时常害怕头一晕会跌进那爬满了蛆虫的粪坑里。
现在来谈谈如今我在木樨地住所的这间书房。
许多朋友一进门就说“啊，可真乱！”《读书》月刊甚至还特意派人来为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拍了照，登在刊物上。其实我也十分羡慕朋友们那窗明几净的书房，但我对书房的第一要求是：它得出活儿。我在这间书房里已写了并编了足够百万字的书，近四年又同洁若合译了上百万字的《尤利西斯》。我爱我这间书房，因为它出活儿。
我是编副刊出身的，我一向是乱中有序。当编者的倘若给人家的稿子弄丢了，那可拿什么也赔不起。我从没丢过。三十年代，一个下午我得看上一二十篇稿子---不止看，还得先分类（即用、待用、再酌和不合用）。然后挑出需要写封信的。最近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的女儿从美国寄给我一个复印件，是三五（1935）年我在她妈妈文章后面写的一段话，谈文章宜少用“的”字。
现在谈谈我这书房的乱中有序。我的书桌周围有不少盒子-大都是用中间糊有玻璃纸的咖啡盒子改装的。首先是我的“意识流”-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写的题目或一句话。像“北京城杂忆”这类系列短文的胚胎都来自这“意识流”箱。另外有“备考箱”。信则仍分作“即复、缓复、不复”三类。复完的信就放入书桌底下“已复”盒---满了就包起来，标上日子。书桌的抽屉有放纸的，有放各种尺寸的信封的。还有个小筐筐，内装七个住址本，有二三本国外的，四本国内的。国外按国家分，国内的则有的按类别（如文化，影视，出版等），有的（个人）就按姓氏字母排列。所以任何住址，我随手都能查到。
长沙发是我的休憩处，一头架子上放的是药品和营养品，另一头是我心爱的激光唱机。书架上放着分类的激光唱盘。沿墙是我从几十盆花中精选的花，经常换，我特别钟爱我自己插枝长大的。朋友知道我喜养龟，就送了我五只金钱大的绿毛小龟。我把它们养在鱼缸里。不幸，其中一只死了，我深怕由于自己忙于《尤利西斯》，疏忽了宠物，所以赶紧送回给原主了。大乌龟则养在阳台上。
近几年领导曾经三次建议我换个更大的地方，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晓得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能够这么善终，这是我在六六年夏天所不敢想的。我很知足。
书斋戏笔
傅孝先
中国文人对自己的住所似乎最为珍视和情重：单以“斋”字来说，有些奇怪的斋名可以暗示作者的性情、嗜好或仪表，像贯酸斋、徐甜斋、钟丑斋等元代散曲大师可以为例。其他如庐疏斋、周挺斋、杨澹斋、刘逋斋和朱诚斋等名字虽较传统化，也是散曲史上知名之士。顾名思义，斋是读书和写作的地方，“甜”或“酸”均不相宜，一方面可能使人误会是食品店或餐馆，另一方面正如冯开之所说：“读书太乐而漫，太苦则涩”；“丑斋”二字虽别致，但我们不难想象钟嗣成在书斋里成天揽镜自照，长吁短叹---“恨杀爷娘不争气”，因而浪费了不少宝贵的光阴，否则他的成就会更为可观……古人说“读书最乐”，又说写文章是“不朽之盛事”。我想这些话高调的成分居多---拿来勉励别人（尤其是后生小辈）很管用场，自己躬行起来却处处“碍难照办”。第一，当然啰，先得布置一个良好的环境。晚明作家吴从先说得好：
斋欲深、槛欲曲、树欲疏、萝薜欲青垂。几席、栏杆、窗窦欲净澈如秋水。榻上欲有烟云气。墨池、笔床欲时泛花香。读书得此护持，万卷尽生欢喜。嫏嬛仙洞，不足羡矣！
万一三生有幸，能坐在这样雅致的书斋里还是不行，因为书有不同的类别，不是任何时候可读任何书籍的。于是乎第二，必须找个适合的时刻或境景方读得下去。这位最讲究生活之艺术和情趣的大师又进一步告诉我们：
读史宜映雪，以莹玄鉴；读子宜伴月，以寄远神；读佛书宜对美人，以挽堕空。读山海经、水经、丛书、小史宜倚疏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无垠之游，而约缥缈之论；读忠烈传，宜吹笙鼓瑟以扬芳；读奸佞论，宜击剑捉酒以消愤。读骚宜空山悲号，可以惊壑；读赋宜纵水狂呼，可以旋风；读诗词宜歌童按拍；读神鬼杂录宜烧烛破幽。他则遇境既殊，标韵不一。
读书在追求知识，然而追求在本质上是一种痛苦。柏格森到底是大哲学家，深深了解人类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行动自然也包括痴望天花板或小寐一番。读书据说和智慧有莫大关系，但若智慧不能蜕化为权力（试看社会上这许多可怜的教授们）的话，又有何用？在工商业极度膨胀“起飞”的今天，能为兴趣而读非武侠小说非侦探故事的人简直是寥若晨星。别以为大学者们求知若渴，其实绝大多数的“海内硕儒”和“海外学人”读书时很少有欣赏的闲情，只是为了著述或作参考教材，所以尽可能不读全本，只念几章---下焉者甚至只急急忙忙地查几处“引得”，抄上一两段。
书斋显然也不是写作的好地方。气氛太静了-静得奇怪，反而会影响文思集中。最好扭开收音机，闭目欣赏一点“敲打乐”，倒不失为一种调剂，但文思仿佛总隐隐约约地蕴藏在音乐之深处，拒绝飘出。张开眼睛也许容易得到灵感一点，于是游目四骋---昨天花不少时间理齐了左手边的大书架，怎么那本《中国当代作家索引》又歪到一边去了？对面架上那册《惊梦集》，没念过两次，奇怪已经相当旧了……薄普那座头部塑像到底是“仿”自名家之手，可说“面露微笑，神采奕奕”。诗人虽不过是个驼背的矮子，但长了个“天才”的脑袋，这是绝妙的艺术素材。只有这种脑袋有被选的荣幸……去年从书社函购的那部《一千零一首美国情诗选》，封套红得十分惹眼，内容也许是蓝柔柔的甚或黄澄澄的。什么时候有空总要“设法”读它几页……-书斋是打盹的好地方。我应该自号“眠斋”或“卧云轩主人”。“中国的莎士比亚”也不错，可以考虑考虑。
书房雅趣
寂岛
谁不想有一个美妙的书房？
写作时让你遐思，读书时让你神往，紧张时让你放松，困惑时让你坚强。给你灵感，给你启迪，给你智慧，给你力量。作家的书房就是这样。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设计一间八边形的书房，一边是门，七边是窗，可以随时观赏周围的风光。幽默大师的书房也在制造幽默景象。
英国诗人雪莱的书房，建立在郁郁葱葱的松树上，他像一只野鸟置身在树洞里写诗吟唱。
法国作家雨果的书房，设在盖纳西岛的最高点上，起名“水晶室”，天花板和墙壁都用玻璃装潢，可以仰望蓝天，俯瞰大海，目送海鸥，神怡心旷。一代文豪的书屋也不同凡响！
中国作家郭风早年的书房，是故乡的一间斗室，古色古香。三面绿云自然界，一间书斋小沧桑。窗外有一棵龙眼树，树上有白头翁的鸟窠；邻近有一座古屋，屋脊上长着狗尾草，时有喜鹊飞来、斑鸠歌唱……他就在这里构思了童话诗《屋顶上》，从此走向文学殿堂！
谁不想有一个舒适的书房？
学习时博览群书，休息时巧饰梳妆，灵感来时挥写文章，蒙蒙眬眬时孤芳自赏。一个求知的课堂，一个自学的地方，一个自由的天空，一个心灵的海洋。
文人的书房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