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到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为了鲁迅的书
姜德明
她从库房里走了出来，双手捧了一个牛皮纸口袋。我赶紧迎上前去，也带着同她一样虔诚而又严肃的感情。
她悄悄地打开了牛皮纸口袋，然而又是一层透明的纸袋子，里面才是鲁迅先生当年珍藏的一本书。至少有半个世纪了吧，而这本书还像新的一样，我想起鲁迅先生爱书的习惯，有时他不惜以自己的衣袖来拭去书上的尘污。现在，我就在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附近，在鲁迅博物馆平房小屋里轻轻地打开了先生的书。我的心情有点激动，甚至觉得书页上还带着先生手上的余温。
博物馆的同志在履行她的职责，-步也不离开我地在看我翻书。他们很严格，没有特殊的证明和需要是不准别人轻易动用鲁迅先生藏书的。他们珍爱鲁迅的书胜过一切，他们日夜在守护着这世间的珍品。
平时为了研究工作，就连他们自己也不随便动用这些藏品，宁可到处去寻找副本。多年来，他们常常去跑旧书店，终于配备了很多藏书的副本，这些副本现在也已经成为稀罕之物了。非要看原书时，他们在内部也要严格地办理手续。此外，他们还编印了厚厚的三本鲁迅先生的藏书目录，这也是鲁迅生前还来不及做的事。
那天在街上碰到了满头银丝的林辰同志，他还是闪着那双锐利的目光。一见面就告诉我，最近又在某某地方发现了一封鲁迅的佚简。这样的好消息，他从来都是不瞒人的。
林辰同志早在抗战期间便开始研究鲁迅的书了，解放前已经出版了一本史料价值很高的《鲁迅事迹考》。四十年来他一直没有中断这事业，近三十年来是以一个编辑的身份埋头于《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那一年，他从干校刚回到北京，在家里便呆不住了。他每天都要到公共汽车里去挣扎，这是为了到北京图书馆去翻看鲁迅整理古籍的手稿。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件讨好和时兴的工作，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派上用场，可是他却默默地干了，而且相信总有一天会有用处。
图书馆的同志也真帮忙，几个月下来，林辰同志竟获得大量资料，还从中发现了从未发表过的鲁迅先生写的一些题跋。后来他写的关于《云谷杂记》和《百喻经》的札记便是。他的劳动丰富了《鲁迅全集》的内容，这样的劳动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
我想起了唐弢同志，鲁迅先生逝世后，他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参加了《鲁迅全集》的义务校对。稍后又广为搜集先生的佚文，编成厚厚的几本全集的补遗。为了抢救鲁迅先生留在北京的藏书不被周作人等变卖，他在日伪时期还到过北京，并写下了《帝京十日》……我想起了已故的冯雪峰同志，他生前是鲁迅先生的知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为先生的书而呕尽心血……我还想到另外一些年逾花甲的老人的名字，想起一些年轻人的名字……为了鲁迅的书，他们也正在默默地献出自己的心血，有时为了要寻找一张报纸、一本刊物，或者仅仅为了要查对一个年份，他们不知要跑多少地方，访问多少人，翻阅多少资料。为了节约时间，中午他们就在图书馆里啃一只冷火烧，铺上一张废报纸，躺在走廊上稍事休息……为了鲁迅的书，他们忘我地工作着！
那是1964年的新秋。
紫禁城外的杨柳，依然映着护城河的绿波在随风而荡；景山最高处的亭子上闪烁着琉璃瓦的光辉。就在这附近的一座小院里，许广平同志正兴奋地翻阅着一部《芥子园画谱》。
这上面有鲁迅先生题的一首诗，湮没了三十年，现在被许广平同志意外地发现了。她怎么能不兴奋呢？第二天，她就写下了《说明几句》，当然，她不愿意独享这欢乐，于是秘书王永昌同志的电话便打来了。谦虚和蔼的许广平同志，一边指给我们看先生的墨迹，一边述说着往事。可惜那时的气候已经不怎么妙了，报刊上全是批判“毒草”的文章，很多知名的人物已经被公开点名了，一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风暴正在掀起。最后终于不能发表这首诗歌和许广平同志写的短文，直到1968年许广平同志逝世以后，海婴同志才提供给一所学校的内部刊物发表了。
这已经是过去的一件小事了，可是一想起许广平同志那温和的笑容，我便感到一种不平之感和无能为力的内疚。鲁迅先生逝世后，在搜集先生的佚文遗稿，保存先生的遗物和藏书方面，许广平同志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抗战胜利后，为了整理和保护鲁迅在北平的藏书，她在兵荒马乱中，曾经到过阔别二十年的北平，怀着异样的心情埋头整理了鲁迅的书。最后她终于在解放后，把分别藏于上海、北京两地的鲁迅藏书和原稿献给了国家。她为人民立下了功劳。
在保卫鲁迅先生藏书的壮伟行动中，请不要忘记一位没有留下姓名来的普通女工吧。在白色恐怖的上诲，鲁迅先生于寓所不远的狄思威路设有一处秘密藏书处，除了存放着鲁迅的书籍以外，还有瞿秋白和柔石等同志的遗著和原稿。鲁迅先生逝世后，许广平同志把这些存书全部搬到淮海中路淮海坊来，这地方是许广平和海婴从大陆新村迁来的新居。想来这里比较安全些。
但是，有一天事情突然发生了。
许广平同志说：“日军占领上海，侵入我家搜查时，感谢一位女工，她勇敢地以身挡住三楼藏书室的门口对日伪军说：‘三楼租给别人了！’这才使敌人没有去搜查，这些东西才幸免浩劫地得以保存下来……现在那位女工已经远离开我了，但我每想到横遭惨祸的那一幕情景时，就不由地要想到这位聪明机智、沉着勇敢的女工同志。”（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我不相信这位老保姆是一位鲁迅研究家，甚至想到她也许根本就不识字，但是她具有劳动人民的品质，深知鲁迅的心，知道鲁迅的书是最宝贵的。因此她大无畏地挺身而出，愿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鲁迅的书。让这位不知姓名的女工的形象永远激励着我们吧，让我们也像她那样用整个生命来爱鲁迅的书。
1981年是鲁迅先生诞生100周年，人们都在期待着这个伟大诞辰的到来。到那时，人们将捧着还带有油墨香味的新版《鲁迅全集》，愉快地走在大街上。
同志们，爱鲁迅的书吧！
钱钟书与书
张建术
一
一天，胡适参观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其时已近黄昏，看书的学生开始陆续走散。阅览台后的管理员百无聊赖，垂首干坐。铜座绿罩的台灯前只有这位声言“横扫清华图书馆”的钱钟书，沙汀孤鹜般凝神观书。胡适眼前一亮，近前坐在他旁边的椅上。
钱钟书本不认识胡适，又是个定力十足的书痴，他钻进书里的时候，哪怕四周围的地都塌了，只要他桌子脚椅子腿下面还有那么一小块尚未崩陷，他也不会去理会。胡适随手翻看了他的笔记本，又看他在书页空地上涂些短语批注。突然胡适瞅见这个大学生的椅边靠放着一根文明棍，便伸手抄起，拿在眼前观赏。他打破隔膜，说：“绅士气派嘛。”然后自我介绍：“在下胡适之，尊姓……”
钱钟书久闻学界宗师胡适大名，相见之下感到他待人温和亲切。素常孤僻不喜交际的他，心中大喜。推开书就跟胡适交谈起来。胡适询问倾听了他的学业情况和学术见解，分手时将文明棍交还钱钟书，拍着他的肩头说：“看来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强。我们这一代都是土派的，你们是洋派的。
胡适那一面，直到晚年，他也没有忘记远在海峡这一边的钱老弟。台湾版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特别提到钱钟书，大意说：钱钟书是谁我不认识，但他的《宋诗选注》我看到了。序言和注都极有特色，非常之好，但选目受了风气的影响。远在大陆北京的钱钟书，不只一次地把这本书的这个段落指给世交近友看，指点时，他语气里流露出急切和欣慰。”钱钟书是谁我不认识“这句话，使他非常感激，他知道胡适是在有意识地保护自己。”选目受了风气的影响“，是明眼人语。个中背景甘苦钱钟书心里最清楚。
二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了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大门，出以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自便地作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
说来万里迢迢之外的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学者委员们，没招着他也没惹着他，只因生性活跃、喜标卓见的法国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刊文力捧中国作家钱钟书，极言：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非钱莫属。每天看外国报纸的钱钟书，迅速作出反应，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笔谈式文章历数“诺奖委”的历次误评、错评与漏评。条条款款有根有据，让人家顺着脊梁流汗，并且他一反公论断言，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为甚。
更早的时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上府拜访他，那次，钱钟书一面以礼相待，一面对着大名鼎鼎的马博士，说出一番尖锐的话来，他说：“你跑到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碗饭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道理吗？”钱钟书这样说他自己：“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三
凡进过钱钟书家的人，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寒素。沙发是用了多年的米黄色的（音：涤）卡的旧物。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竟然是四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没有人能弄明白钱钟书究竟看过多少书，但他家里几乎没有书。相传犹太人认为把知识的财富装进脑子里，比什么财产都划算安全，钱公馆的主人较之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汉语语汇里，评价人的用语不可胜数。但在钱钟书这里，一般只有三个，亦即上、中、下三限。上限是：“他通。”中限是：“这人还念书。”下限是：“这人不通。”
这三句话是钱钟书独有的评价方式。研习瓦尔拉斯一派经济学的人，也许会以“偏好选择”的概念，轻而易举地解释之，但却接近不了钱钟书的精神世界。
“刘项本来不读书。”天下不读书、读书少的人，正多且健壮，没有人会因钱钟书先生手里拿着三把尺，就“无颜见爹娘”，这是千真万确的。能够从钱钟书的嘴里博得一句半句“他通”的评语的今儒，不会比西伯利亚挖出恐龙蛋容易，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事实造成了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的孤寂遥
叶红楼梦曳汇真记
周汝昌
我小时候，家里无书。我的家世，祖父一辈是“养海船”的，靠这个发家的人家，无书原不奇怪。可是说也奇怪，家里却有一部《红楼梦》。
提起这部书，要说几句纪念母亲李氏的前尘旧梦。她是旧海河岸北洋码头人-这个地名，疑心与古来海运有关联，这种海运（漕运）从宋元之际就开始了。母亲是旧式妇女，不读书识字，但她“自修”得文化程度颇好，看一般小说唱本俗文学并无困难。她自幼慕学，十分歆羡族中堂兄弟在塾中读书的幸运，异常喜爱他们放开“歌喉”吟诵唐诗的声韵，我小时候她就常学给我听，北方的学童唱诗（后曰“美读”者是）与南音不同，很是雄强豪迈，磊落英多，其顿挫抑扬，使我这小孩子为之神往。我这一生对文学的因缘，应是老母最早给了我这种熏陶-也可以说是家教。
母亲也无书，却有那部“例外”的《红楼梦》！早年我问过她老人家，这部书是怎么有的，她告诉我说：“我是光绪二十三年嫁入周门，那时年方二十。到二十六年，你大舅李荫青（母亲的堂兄）来看我，带了这部书送给我作礼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