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付书
郭沫若
我平生受了文学的纠缠，我弃它也不知道弃过多少次了，我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但在民国二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民国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这是民国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了。走的时候本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终竟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两年，它在我的笥里是没有取出过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学的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民国七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院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的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的研究，文学的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我起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交给了友人们，明天便是我永远离开冈山的时候了。
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实在是不忍丢去。但我又不能不把它丢去。这两部书和科学书，我的精神尤为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时候我因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也比较珍奇，在书店里或者可以多卖些价钱。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伞向冈山市上走去，我到日寇炮火下的东方图书馆渊蒋建国作冤
了一家书店，我进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青年的日本人怀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罢，我不是卖旧书的人！”说着把头一掉各自去做他的事情了。
我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失悔得什么似的，心里又是恼恨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人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对我！我抱着书仍旧回我的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对于它生出无限的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塞、泰戈尔、凯波、歌德、海涅、尼采诸人的地方，我的年轻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起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没有一个人。我向着一位馆员交涉了说我愿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诿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生平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情。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的恬静，非常的轻灵，雨伞上滴落着的雨点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的脚上受着Masdalen用香油涂抹时的感觉，也不过是这样罢？-这样的感觉，我到现在也还能记忆，但是已经隔了六年了。
自从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是没有往图书馆里去过，六年以来，我坐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经过了冈山五六次，但是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的三年间的生活的回忆是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罢？
呵，那儿有我和芳坞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同栖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弄过舟的旭川，那儿有我每朝清晨上学，每晚放学回家，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没有？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录没有？看那样的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终竟少有罢？即使遭了登录，我想来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鱼蛀蚀了。啊，但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们没要怨我抛撇了你们，也没要怨知音的寥落罢！我虽然把你们抛撇了，但我到了现在也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存，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还要幸福些罢？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正是在下雨的时候，我寄住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一样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我现在也还要希望什么呢？
啊，我现在的身体比从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个儿子已渐惭长大了起来，生活的严威紧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够看着他们长到几时？但我要把他们养大，送到社会上去做个好人，也是我生了他们的一番责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没有重到冈山来看望你们的时候，我死后的遗言，定要叫我的儿子们便道来看望。你们的生命是比我长久，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藉着你们永在。
图书的惨劫
郁达夫
倭骑纵横，中原浩劫中之最难恢复的，第一莫如文物图书。元胡金掳，原也同样地到处施过杀戮奸淫，然而他们的文化程度低，末劫还不及图书籍册。这一次的倭寇的掳掠奸淫，则于子女玉帛之外，并文化遗产，也一并被劫去了。
我所亲见之藏书家，如山东聊城杨氏之海源阁，常熟瞿氏之铁琴铜剑楼，吴兴刘氏之嘉业堂，宋元旧籍各具数百，明清以下之版本，无虑千万，现在则虽不全部被焚，也都已被敌人窃去。
江浙两省，小藏书家，比别处更多。藏书及数万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数十家以上，此次事起仓猝，大抵都不及搬走，这一笔文化损失的巨账，恐怕要数百年后才算得清。
我个人之损失而论，在杭州风雨茅芦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来，及至清末之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起，下至李氏五种，商务中华之辞书，名人年谱，人名地名辞典止，只从这一部门来计算，我的损失，要上四五千元。而有许多像同文石印的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
其次，是明末清初的禁书，因欲撰明清之际的小说而收集者，共有大小三百余部。
更其次，是清初的百名家词钞诗钞，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将六百余种。
风雨茅芦所藏书籍，除中国线装书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英文自乔叟以前之典籍起，至最近尚在之詹姆斯·乔伊斯、扬其尼亚、伍兰英、诗人爱利奥脱止，凡关于文学之初版著作，十八世纪前者不计，自十九世纪以后，印行的书，总收藏至了十之八九，德文全集本，则自歌德以前之情歌作者算起，至马里亚利儿该止，全部都齐。法文著作，亦收集到了罗曼·罗兰、安特来·琪特、至亚美儿为止。最可惜的，是俄国文学之德译本，自十九世纪以下，至《静静的顿河》第二册止，俄文豪的新旧德译本，差不多是完全的。
杭州沦陷之前，我在福州，当时只带了几部极简略的书在身边，后来在福州临时添买的古今杂籍到这次南行时止，也有二千余册了，现在尚存在永安的省府图书馆内。
此次南来，书籍一本也不曾带得。所以，每当作文，想写些东西的时候，第一感到不便的，就是类书的不足。
有许多书，为一般人所轻视，从来也不登大雅之堂的兔园册子，如八股盛行时代之《经策通》，我就藏有三部之多，就是这种等而下之的策本，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
前几天，和几位喜欢研究旧诗词的朋友谈起，大家都觉得在海外做文章时所感到的最大缺点，是中国参考书的不易得到，我所以想劝几位热心的前辈，能捐助出几千元叻币来办一小小图书馆，收集些类书，四部中之重要专著，及著名之总集等，来作研究的底子，则中国五千年的文化，至少可以保全得一部分，而吾道南行，炎荒热海，也得有一个读书种子的养源了。
书的毁灭
谢冰莹
这也许是受了父亲遗传的缘故，我从小便爱书。在我的故乡，有一种这样的风俗，一个小孩生下来，不论是男是女，在他满一周岁的那天，做母亲的要用盘子盛了鸡蛋、钱、鲜花、毛笔、算盘等等来试验他，注意他最初拿什么东西；如果是蛋，证明他好吃；假若他先拿花，表示他爱色；如果是钱，就暗示他长大了爱财，说不定还是个贪官；假设最初拿的是笔，那么他将来一定是个读书人，该穷一辈子；要是他拨动着算盘，证明他是个商人，将来一定会发大财，这就男的方面而说；假使生女孩呢？那么笔就取消了，代替着的是一束红红绿绿的丝线，算盘也不见了，另换上了一条尺；用不着说明，一看就明白，女孩子是只配做针线，不能读书，也不能当商人的。
当着许多来宾的面前，举行这个“抓周”典礼，是相当热闹的：一切人的视线，都集中在这个穿了新衣裳的孩子手上；如果他一动手便抓到钱，就大家鼓起掌来，虽然孩子能不能长大，或者长大了，即使真能赚钱，而这钱是不是能否送给今天在座的每个人，这都是问题；但钱究竟是谁都爱的，所以不知不觉地大家都鼓起掌来。
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个关于我“抓周”的故事：
那年的秋天，恰巧父亲在家，他主张男女应该平等，一样地受教育，他不许母亲把笔拿走，要试验我将来最爱的是什么。据一般人的心理推测，以为孩子最喜欢的是花，其次是蛋，或者是钱。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一伸手就紧紧地抓住了那枝笔杆，妈妈想从我手里将笔拿下来，试探我第二件东西拿什么，我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什么也不要，只死死地抓住那管笔不放，看的人都惊讶起来，只有父亲高兴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她是我的好孩子，什么都不要，只爱写字读书。”父亲得意地说着。“女人读书有什么用处？即使科举恢复，也没有女状元可中了。”
母亲很不高兴地回答父亲，幸而有许多客人在那里，宏大的笑声，隔断了父亲的听觉，假使只是他们两个人，又会大吵一架的。记得当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逼着我绣花，说我假如不多绣些花，将来出嫁的时候，什么嫁妆也不给我，当时我很生气地回答她：
“什么嫁妆都不要，我只要父亲的书。”
说起父亲的书来，实在是相当惊人的，不但几座大房子里的楼上堆满了书架，连箱子里，衣柜里，床底下，楼梯下面，无一处不是书。因为年代太久，书柜被老鼠咬了许多洞，书更被他们咬得只剩三分之二了，更多的是那些黑色的，白色的小蛀虫，它们躲在书页里从出生到死亡，养育儿孙一代又一代，父亲非常痛恨它们。每年到了阴历六月六日，把所有的书搬出来大晒一次，乡间的迷信，说这天晒了的东西是不会生虫的，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蛀虫仍然是年年有，根本无法消灭它们。
因为爱读书的缘故，从小学时候起，就喜欢买书。记得在长沙稻田师范读书的时候，即使在图书馆看过的书，那些好的，我也要每种买一本锁在箱子里。因为我还想看第二遍，更喜欢在上面写些小注解，或者加上些圈圈点点。二哥从山西寄给我的零用钱，或者三哥给我的稿费，我都用在买书上面。慢慢地我的书越来越多了。于是买了几个皮箱子来盛它，每年寒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就雇了挑夫一担一担地挑回家，明知花了钱会挨母亲的骂。然而父亲是高兴我这样做的。
后来进了女师大，更加高兴买书，尽管穷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书是不能不买的。这里还有一个笑话，我曾经在《女兵十年》里写过的，因为缴不起饭钱，厨子想把我的箱子搬去做抵押，没想到打开一看，里面尽是书，他很失望地丢下不搬了。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才是无价之宝，若是他搬去了我的书箱，我准借了钱来赎的。
二十余年来，为了我的流动性太大，到处漂泊，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家。所以我的书不能聚集在一起，什么地方都有一点。最使我伤心的，是在日本买的书，在我被捕的那次，全部被警察署没收了。哥德，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易卜生，屠格涅夫……这些名作家的全集我都买了。但那些可恨的，横蛮不讲理的家伙，连同我的日记、著作、相片、书信统统没收，不肯发还，这仇恨，我是至死不能忘记的。
其次，长沙大火的那年，把我寄存在刘子程先生家里的书籍袁全部化为灰烬了！后来连子程先生不幸永别了人间，使我每一忆及，便有无限的伤心！
和书同时殉难的，还有满玻璃柜的小玩艺儿，三嫂替我带了两件回家，后来又从遥远的临武取来托人带给我，现在还摆在我的桌上：一件是有一对小鹅的墨水瓶，一件是一个日本负薪读书的经济学者二宫金次郎的小锡像。小玩艺儿也是我心爱的东西，不过拿书比起来，我自然要痛爱书，而宁可牺牲小玩艺儿了。
长沙大火，许多人感到痛心，他们是痛惜房屋被毁，损失财产太多，而我觉得房子烧了，只要有钱，可以再建；只有书被焚了，哪怕你有再多的钱，也无法买回来，因为许多早已绝了版，在我看来，烧了书比烧了房子还要严重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