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选家。最古老应推南朝的那位昭明太子了。此公的《文选》，是大家知道的。前几年还出版过“影印本”，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历代的选家不知有多少，选本也不知有多少，唐的《艺文类聚》，宋的《太平御览》，明的《永乐大典》，清的《四库全书》，大致都是选家们的杰作。不能否认，尽管有些选本是靠不住的，真伪莫辨，古今混淆，比如《文选》中《李陵答苏武书》，就是假的。但毕竟也靠了他们，保全了不少失散了的资料，使人们还能够游泳于古代的书海之中。
选家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打算，有的是按自己旨趣去选，虽不致“罢黜百家而定于一尊”，可是己所不欲的，也难免“生不当门也被锄”，被剪除尽净的。《永乐大典》中不会收明成祖那些“着狗吃了”的御批。朱彝尊选的《词综》，着眼点在于“雅正”和“格律”，豪放粗犷一点的，就被摒除在外了。也有的不过旨在附骥，意图使自己的名字同别人的文章同其不朽罢了。《儒林外史曳中那个马二先生，就是这样的角色。上海从前有个嘉业堂主人，他选了不少书，每本书都写上个“跋”，附骥之态可掬，托庇之心灼然，可惜他归根结底，到底是个市侩。
所以，注与选，都有一套学问，都是一种方法，一个古人的作品，一注一选，加减乘除，七七四十九，三下五除二，略施小术，便能成为个人的爱憎恩怨，这就是留给现代摘家们的一个课题。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为之慎哉又慎哉。
书给我的幸与不幸
叶笃庄
我的书房里挂有一副对联，写着：“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我的开蒙塾师张树和在我5岁入学后一年给我写的，也是我幼年以来所留下的唯一可以纪念的东西了。至今我还把它挂在墙上，其原因有二：一是我之所以能认识几个字，多亏老师的谆谆教导，恩德难忘；虽然有时因为背不出书来，老师打我手板，以致手掌发肿，可是我并不怨恨他。一是我觉得这副对联虽很通俗，但意义深刻，这是老师教导我，要多读书，多阅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要与实践并重。
我从小喜欢浏览群书，虽然那时有许多书我还看不懂。这是由于我的老家藏书很多，五间大厅沿墙堆满了旧式的方形书箱，一直到房顶，那时我拿上一层的书时，要登着两只叠在一起的凳子，方能够得着。我看了不少书，我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小说、农书等等。有一套金陵书局版的二十四史，其中我看过不少。我曾对照《三国演义》和陈寿的《三国志》读过一遍。小说，我看过《西厢记》、《红楼梦》、《今古奇观》等。前两种书在我家是禁止小孩看的，越是禁止，越是要偷偷地看。记得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十一二岁左右，简直入了迷；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那一回时，我痛哭流涕，连饭都不吃了，大人们还以为我病了呢，这一情景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于农书，我读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些书都没有断句，读起来困难，似懂非懂。长大以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于是有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我之所以在大学里读农科，其原因就基于此。我想徐光启的农本主义对我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在日本留学时，老师开的参考书目，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正课并不讲这部书。我那时读的是大杉荣的日文译本，一读就着了迷，其后又读了《人类的由来》的日文译本。我接触达尔文的原著，是在日本投降以后。那时我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到一套《达尔文全集》原著，欣喜若狂。逛旧书摊是一种享受，可以买到许多好书，比如说我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了一套美国大园艺学家布尔班克的《全集》，这套书就是在美国也很难找到的。每得到一部好书，心情非常兴奋。话说回来，我读了《物种起源》的原著，便被其中大量的生物界现象、严密的推理以及雄辩的文风吸引住了。我又找来早年的马君武的中文译本，对照原文一看，发现译文诘屈聱牙，艰涩难懂，且误译和漏译之处甚多。于是我开始有了重译《物种起源》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动笔。
解放初期，出版总署决定翻译出版《达尔文全集》，由副署长周建人先生董其事，周建老又通过吴晗先生找我协助进行。很快我和周建老、方宗熙就把《物种起源》翻译出来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同时《全集》其他著作的组稿工作也顺利完成，三联书店并且发出了“新书预告”。不料1957年“反右”风暴把我卷入其中，一夜之间，变成了“右派”，于是停职反省，我却借此空闲时间译完了达尔文的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下卷，约30余万字，蒙科学出版社好心的编辑黄宗甄先生以我心爱的小女儿的名字出版，因为“右派”是不得“乱说乱动”的。从此，《全集》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便被搁置下来了。
我这个“右派”是怎样被揪出来的呢？起因是：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一位很有成就的农业化学家陆钦范先生，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名曰《抛砖集》，是讨论我国人口问题的。他说，如果我国不节制人口，任其膨胀下去，必将招致大祸，同时批判了人多好办事的说法，于是提出“一个家庭二孩制”的主张。
这本小册子，由他自费印刷，广为散布。后来人们都说，“陆大傻子花了两百多块钱，买来一个‘大右派’。”反右“一起，他便成了首席”右派“，斗争会上，让他交待那本小册子是通过什么关系印出来的，他老实招出是经过叶笃庄之手，因为当时我是该所的编译委员会主任，和几家印刷所都有关系。这一来，我成了”帮凶“，于是”顺藤摸瓜“，又”摸“出我的一篇未发表的短文《也谈读书》，其内容不外劝人多读书，读好书，对此硬把我”分析“成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几十年后，从我的档案里又找到了这篇短文，便一字未动地在《群言》杂志上发表了。
在改造期间，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达尔文全集》的翻译出版。我曾在如豆的灯光下，译完了50余万字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由于没有稿纸，乃以蝇头小字写在一本书的行间。我坚决相信，这部代表人类文化的杰作总有出版的一天。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译品，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后来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部，是我平反后重新翻译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也吹断了我身上的锁链。更使我欣慰的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今老夫耄矣，已78岁了！但欣逢盛世，尚大有可为也。
出书难易说
江曾培
当前，”出书难，出学术著作更难“的舆论，我也是认同的。不过，我想补充说，同时也存在着出书易，出某些”学术“著作也易的情况。而且，出书易正是造成出书难的一个原因，尽管并非主要原因。
这些年，我国的出书数量可以说是以跑步的速度在发展，年出书品种居世界前列，就绝对数（不是人均数）说，已进入了世界出版大国的行列。虽然，长远地看，这一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要，但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数量跑得较快，质量却显得蹒跚。有不少书出版后走进图书馆，就长年尘封，无人问津。近年随着图书市场的萎缩，有些书尽管印数少得可怜，但连书店也难于走出了，一出世就坐”冷宫“，挨以时日，”报销“了事。也有些书，销数还可以，甚至是畅销、热销，但也只是火红一时，犹如过眼烟云，迅即烟火飞灭，再没有什么重版的价值。这样的书出得再多，又有多少意义呢？
我们知道，书比人长寿。”任何一种先进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一经成书出版发行，就能传之久远。“而现在的”短命书“，虽有由于发行渠道阻塞而一时蒙尘的情形，但相当多的书，则因为自身缺乏质量，或平庸低劣，或粗制滥造，或重复雷同，或媚俗欺世，了无”传之久远“的生命力，因而无”寿“可言。这些书其中自然较多的是那些粗俗、鄙俗、庸俗的读物，但也不乏无学术的所谓学术著作。有些书即使有点薄薄的”学术“，有人却利用出版社众多之便，以改头换面的手法，反复”炒冷饭“，原有一点的鲜味也变成了馊气。有这样一本书，就靠在内容排列次序与标题目录上做点手脚，一下变成五本，先后交给了五家出版社。这样的书不是出得过于容易了吗？
出书难，从根本上说，是难在财力、物力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将有限的物力、印刷力用在刀口上，用在高质量的图书上，用在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长命书“上。这里，全线出击、一视同仁是不行的，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自然应属”有所为“之列，但对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并无多少学术可言的书稿，则须毫不留情地放入”有所不为“一档中。只有对后者的”有所不为“，节约了物力、财力，才能较好地实践对前者的”有所为“。这对其他方面的书稿也是这样。唯有尽量减少平庸的，才能有利于优秀的出生。目前，某些平庸低劣的书稿，不是出版太”难“，而是出版过”易“，反而冲击高质量的优秀图书出版发行。因此，我以为，对”出书难“的舆论，也要作点具体分析。具有科学文化、学术、艺术价值的图书，老是”难“产，是国家文化事业的不幸；浅陋平庸的图书，过于”易“生，恐怕也会成为国家文化事业的一种灾难。因为，过”易“了，就失去追求，失去要求，从而会带来整个文化出版水准的下落。”难“字，一般总是讨厌的不受欢迎的，但应该”难“而不”难“的时候，”难“也可贵。
死里逃生
余秋雨
《文化苦旅》这本书中的部分篇目曾在《收获》杂志上以全年专栏形式连载过，后来又陆续被海外报刊转载，所以读到和听到的评论也就很多。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中文系五位教师发表的文章（这个颇具规格的学报在英译中把《文化苦旅》简称为CPAT，原来他们对它的全译是CulturalPerplexityinAgonizedTravel，似乎略嫌重涩，什么时候很想请英语专家再斟酌一下。）。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从武汉出发也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里去过，竟像探险家一样述说着那里的风土人情。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也许是沾了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的光吧，《文化苦旅》一开始兆头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来过出版约请，但不知怎么一来，我竟然被一位专程远道而来的组稿编辑特别谦恭忠厚的口气所感动，把文稿交给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结果是，半年后来信说部分稿件在“审阅”过程中被丢失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因此决定大幅度删改后付印，并把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我。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亏《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女士风闻后急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才使这本书死里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