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乱结束后，一批长期受到压抑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解放思想，开展了对“四人帮”反动经济理论的清理和批判，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也进行了研讨和反思，他们以薛暮桥、孙冶方、许涤新、于光远、蒋一苇、卓炯等为代表，在按劳分配和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对体制改革的探索有所突破。这一时期的讨论与真理标准的讨论相辉映，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那么经济理论的讨论则为端正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按劳分配的讨论和恢复计件工资、奖金
在50年代中期，全国以工资制代替了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实行的供给制。1958年9月，张春桥就曾提出工资制和按劳分配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从而在政治上层和理论界引起了对此问题的争论，使得党内出现了一股否定按劳分配的浪潮，但毕竟坚持按劳分配的观点占了上风。同年12月，中共中央肯定了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这种刚刚露头的“左”的倾向没能形成大气候，被压住了。
十年内乱期间，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在大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同时，对物质利益原则(包括奖金、计件工资等)统统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禁欲思想盛行，片面极端地强调政治思想觉悟，强调精神万能。
1975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是长期以来一系列“左”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他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作了误解，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了违反实际的分析。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页。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向全国透露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精神。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春桥、姚文元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并分别撰写文章，对“左”的理论进行发挥阐述。
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转登。
姚文元断然下了结论：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人民日报》全文转登。
张春桥也断然下了结论：“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以上这两篇文章均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准发表，文章的观点大红大紫，广为传播。张春桥、姚文元不满足于仅仅对毛泽东“左”的观点进行阐述，而且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发挥，从“左”的方面把它推向了极端，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不彻底肃清这些错误理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建设上的拨乱反正，也无法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更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在寒意刚退，春意尚未来临的政治岁月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需要良知和勇气的。1977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远提议从经济理论方面开展对“四人帮”的批判，并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在讨论会开始时，针对一些群众还看不清姚文元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这句话的要害的情况，于光远指出，姚文元这话的要害不在于他把“权利”说成是经济基础，而在于他说按劳分配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于光远的发言，使讨论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之处。中国经济学界开始集中地批判了“四人帮”诋毁按劳分配的谬论。
8月3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肯定了按劳分配的观点，并指出：应该有适当的物质奖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冯兰瑞等人的文章《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邓小平看了之后对于光远说：文章观点是对的，但是有点放不开。邓小平的支持，对经济学界解放思想起了很大推动作用。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讨论中形成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就提出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搞乱了，进行了拨乱反正；有的是结合新的形势有所发挥和着重论述，具体如下：
第一，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过程，而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因素。
第二，“资产阶级权利”不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而是劳动者通过社会进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权利。
第三，按劳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权利既是平等的权利，又是不平等的权利，按劳分配中不存在等级制度。
第四，按劳分配不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而且还是最终消灭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
第五，奖金和计件工资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计件工资和奖金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有利于鼓励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奖金是实现按劳分配的有效形式，计件工资和奖金都应当恢复。
在这一过程中，薛暮桥、于光远、蒋一苇、宋涛、宋则行、刘诗白、龚士其、卫兴华、吴敬琏、张卓元、周叔莲、汪海波、萧灼基、晓亮、项启源、张朝尊等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都发表了文章或著述，参加论战。经济理论界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的较早恢复。参见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262页。张熏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同时对按劳分配理论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恢复了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本来面目，在一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可视为这次讨论的总结性的意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人民日报》，1978年5月5日第一版。
(二)关于“唯生产力论”和生产力问题的讨论
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阔斧进行各方面整顿的过程中，为了阐明和宣传整顿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从8月起研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是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起草的，原拟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筹办的新刊物《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10月上旬写出初稿，以后又作了较大修改。这篇文章以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以发展生产和实现四化宏伟目标为出发点，澄清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的一系列思想理论是非。这篇重磅文章无疑是向“左”倾错误理论进行了宣战，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恐慌。
1975年3月至4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相继抛出了两篇文章，公然否认生产力在生产中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批判“唯生产力论”。在一篇题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的文章中，专门列出一段“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集中地概括了他们那一套谬论。
“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散布的一套谬论，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进一步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1977年2月，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北京学术界发起经济理论讨论会，对“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进行了批判。于光远提出，批判“四人帮”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中第二个方面是政治与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他说，我们要弄清楚“四人帮”在“庸俗生产力论”的问题上都搞了些什么花样。我们要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就要研究这些问题。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与此同时，于光远还与经济学家林子力、有林一起写了一部关于《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批判了“四人帮”的谬论。于光远、林子力、有林：《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1977年7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谈到了经济学界的讨论，说他已经看过一遍《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书稿，肯定稿子是写得好的，是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以出版；还说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整个说来也不错，但感到还不满足，还没有大胆地讲，还有点吞吞吐吐。邓小平不赞成十一大报告草稿批判“唯生产力论”，指出“应该倒过来说”，应该发展生产力。7月27日，邓小平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说“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以此作为前提，这不行。韩纲：《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在经济理论界发起对“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反批判的同时，围绕着生产力问题经济理论界也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在五六十年代讨论中也提出过，但在拨乱反正的岁月中重新提出并有了更新的论述。
第一，“四人帮”将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诬蔑搞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是搞资本主义，胡说“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红旗落地之时”，“只要社会主义的穷国，不要资本主义的富国”，这只能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这种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生产方式，应当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社会主义与穷并不相容，穷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第二，我们是在一个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成的时间还不长，我们现在确实还比较穷。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由穷变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发展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迅速地繁荣昌盛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真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我国现在面临的现实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并不以社会制度先进与生产力落后的对立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多方面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矛盾、相抵触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第四，斯大林1952年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这一方面包括要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主观上过分夸大改变所有制和生产力的作用，如果生产关系变得过急过快，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
由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反批判讨论，进而扩展到生产力的讨论，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时期，于光远、孙冶方、林子力、董辅礽、有林、蒋学模、熊映悟、马家驹、杨长福等学者都发表了一些拨乱反正的文章，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呼吁重视生产力。
(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打着“革命”的旗号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进行了严重的歪曲。他们以反对所谓“利润挂帅”为借口，否认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他们在宣扬“穷社会主义”的同时，公然说什么“八亿人民生活苦一点不要紧”，“生活再苦也没关系”，“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学文化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四人帮”对生产目的的这些歪曲宣传，给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认识还很不清楚。有的说，过去只知道为革命而生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生产，实际上是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生产，盲目性很大。有的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片面强调高速度、搞高积累，把关心和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当成是搞“修正主义”。
1977—1978年的“洋冒进”引起很多人的担忧。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学家于光远“这时就感到我们生产上问题很多，产业结构很不合理，生产的指导思想很成问题，于是就结合着产业结构的改革，改造计划工作和搞好平衡，把生产目的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提出来了”于光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提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18—19期。。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不少人对于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为什么要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高涨？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包括某些专家和领导人在内。有的人甚至如堕烟海，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在胡耀邦的重视和支持下，于光远率先发表文章，结合当前实际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也积极支持这一讨论。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很大篇幅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和于光远的《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一文，紧接着，首都经济学界于1979年10月25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提议展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上述文章和座谈会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相继，许多地区都召开了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学术会议。
但是，如同调整方针遇到阻力一样，生产目的的讨论也遇到了阻力。讨论开始不久，就出现这样一种议论：“我们搞了这么久的经济工作，难道连生产目的都不懂吗？”反对者的情绪十分强烈。
1980年6月，报刊上再次发表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文章，接着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和首都经济学界又相继召开了大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
经济学家和理论工作者于光远、王惠德、宋涛、吴江、董辅礽、厉以宁、龚士其、吴振坤、赵履宽、许毅、王榕、冯兰瑞等都在讨论中发表了文章或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观点。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0年版。
在讨论会上，不少专家学者深刻地指出，为了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本性。“我们干社会主义到底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为了人民，就是说生产是为了人，不是人为了生产。人活着不是为了生产，人生产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富裕，为了人过美好的生活。……我们多少年就是为生产而生产，为政治而生产，为了巩固或树立某个人的威信而生产，或者为了完成上级任务而生产，就是忘记了为了人而生产。”
讨论会上指出，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属性，这是事物的客观方面。讨论中，大家感到，由于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认识的失误，造成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严重问题。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279页。
第一，没有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中国经济工作中，长期以来流行一个口号：“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把生产和生活机械地割裂了。按照这个口号，似乎有一段时间可以只抓生产不抓生活，要坚持艰苦奋斗，就可以不顾人民的生活需要了。实践证明，这是错误的。劳动者生活消费同时也是生产的必要条件，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只有关心并安排好劳动者的生活消费，他们才能在生产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否则，生产是上不去的。
第二，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作了片面的理解，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可以脱离消费资料而孤立发展，认为要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来装备农业和轻工业，要解决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等问题，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按“重、轻、农”的顺序来安排经济。这就造成生产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重工业的比重过大，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在技术进步引起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生产要比消费资料生产发展得快些。但是，对这个规律不能作片面的理解。一是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不能离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去孤立地进行。二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的。在实践中运用这个规律，必须充分考虑其他规律，首先是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三是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并不排除个别时期优先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在当前调整时期，就应当把发展农业、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
第三，盲目追求高指标。经济发展的速度是要受客观经济条件制约的。可是有些人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掌握了政权，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能够按照主观愿望去安排，而不去考虑实际可能性。长期以来，只反右，不反“左”；只反保守，不反冒进，只要上马，不要下马，只从政治上强调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超越客观情况许可的条件去规划生产建设，特别是规划重工业建设的高指标，这种高指标又以钢铁为中心，不顾一切地大干快上。结果，忽视了生产性建设，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挤了群众的消费，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这些沉痛的经验教训，应该认真记取。
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澄清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误解：社会主义社会更应该大力发展生产，我们国家不是生产的东西太多，而是商品生产太少，欠账太多。
(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
在广泛的讨论中，思想理论家和经济学家胡乔木、薛暮桥、马洪、蒋一苇、柳随年、董辅礽、刘国光、王珏和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不作分析地认为，国营经济优越于集体经济、集体经济优越于个体经济，因而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使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薛暮桥等经济学家批判了这种离开生产力水平，盲目提高公有化程度的错误倾向，认为应从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出发来建立相应的所有制结构，即应在完善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适当发展个体经济。
在商品生产问题上，长期以来不承认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不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不承认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企业缺乏必要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薛暮桥等经济学家们突破了这个框框，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由于各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同，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同，企业职工收入的多少也应不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着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经济利益差别。因而，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商品性质，企业之间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生产经营中应具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应有的责任。蒋一苇提出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
在计划管理问题上，长期以来往往夸大指令性计划的作用，不承认价值规律起调节生产的作用，不注意依靠经济组织和采用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计划统得过死。薛暮桥等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需要复杂多变和生产结构、生产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靠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依靠扩大指标的范围，是无法保证生产与需要衔接的，应该在计划管理的同时，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采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管理经济。朱镕基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4页。
1978年10月6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文章。《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432页。文章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大生产，如果我们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会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来加速经济发展；相反，如果不研究不遵守客观规律，靠长官意志想当然、瞎指挥，那就会造成某些单位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停滞倒退，使千百万以至几亿人民遭受苦难。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不但给了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巨大可能性，而且给了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绝对必要性和严重的历史责任。”
文章强调指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首先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其次是遵守价值规律，再次是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过去，在考虑管理体制变革时，往往是从国家内部的条块关系或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考虑得多，而对于从经济关系上保证国家、企业、个人利益统一的问题却很少考虑。当前，应当考虑适当扩大企业的权限，以促进企业的领导和群众主动地关心企业经济活动的成果。文章还明确地指出：在国民经济中，行政方法永远是需要的，但是经济管理主要地究竟不能依靠纯粹行政的方法，而要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要普遍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1978年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就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见。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提出了要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李先念的这篇讲话非常重要，讲话表明，在对经济管理体制的讨论中，从经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者，从普通干部到中央决策层领导，已经认识到了加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考
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参与和推动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正是这段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薛暮桥晚年，编撰出版了《薛暮桥回忆录》，对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回顾，从中可以看出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前前后后的一系列内情，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特色所在。
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因此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批判和纠正50年代后期以来的“左”倾思潮和“左”的错误，还是一个很难逾越的“禁区”。经济建设中也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形势的发展，已将这些问题提上日程，再也躲不过去了。
1978年4月18日，薛暮桥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主要谈了三个问题：薛暮桥：《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6页。
第一是关于农轻重比例和如何把农业搞上去问题。我在谈了农业发展缓慢和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后说，“所以产生这种情况，除大办人民公社外”，主要是“实行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使农民对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损害”。我赞成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我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对生产的积极性”。我赞成农业机械化，“但农业机械化中问题很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效果，确保机械化能够增产增收”。我不赞成一哄而起。
第二是有关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体制问题。二十多年的经验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何做到“统而不死，放而不乱”，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在目前新的跃进形势中，中央建设项目的盘子又越来越大，地方工业、社办工业都在大干快上。”“万马奔腾，会不会使现在已经存在的不平衡状态继续扩大？”“过去曾有‘按长线平衡’和‘按短线平衡’之争，看来按‘长线’平衡，必须把‘短线’拉长。如果‘短线’拉不长，‘长线’就会被迫缩短，而要拉长‘短线’，不是一两年就能奏效的。在编制长期规划中，必须特别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务使各部门之间的不平稳日益缩小，而不至于继续扩大。要高速度就必须按比例”。
第三是总结历史经验问题。“为着迎接新的建设高潮，需要认真总结过去二十八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一次经济发展的大曲折，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大家对于总结“三面红旗”的教训仍然心有余悸，把这当作“禁区”不敢问津；要总结“大跃进”以前经济工作的教训更是不可思议。因此我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希望你们予以指示”。
这封信发出后，时逢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秋季，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说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发展的，批评了“凡是论”。薛暮桥受到了鼓舞，下决心在经济领域冲破“禁区”。同时感到总结20多年的经验教训、批评“左”倾错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需要写出系统的论著。1978年10月，薛暮桥向国家计委党组提出组织一个小班子到外地去写书的报告，得到了计委党组的批准。苏星、吴凯泰、何建章、余学本四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班子。薛暮桥在书中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主要是两个大的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写作的目的，是要“探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研究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全书的结束语，标题是“研究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次是要系统论证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挫折的原因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犯了“左”倾错误。
薛暮桥主持编写的这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简称《研究》)批评了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书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证。
第一，批评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的错误。在第一章中，《研究》首次公开论述了1959年海南岛读书会上讨论的观点，认为现在历史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否也需要分几个阶段？在小生产广泛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存在一个低级阶段，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并没有达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初级阶段”的认识水平，只是初步探索。主要意思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除全民所有制外，还广泛存在集体所有制，而且今后集体所有制应当有发展。由于当时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只是在四川、安徽两省少数地方试点，本书初版还没有提高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这个问题。《研究》对于1958年以来“一大二公”的错误指导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急于“提高公有化程度”的错误，包括1977—1978年“农业学大寨”中穷过渡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这些错误根本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生产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三大改造”的某些做法，薛暮桥当时也已经产生了怀疑，但因受到当时政策的约束，加之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看法，所以没有展开讨论。薛暮桥认为，这本书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拨乱反正”的基调。
第二，批判违背按劳分配规律的错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战争年代供给制和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影响，按劳分配实际上没有认真贯彻。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进一步歪曲甚至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实际工作中平均主义盛行。《研究》在批判这些错误时，进一步探讨按劳分配的客观依据。提出了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问题。为证实这个观点，《研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同的结合方式，使社会结构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历史上的三种阶级剥削制度，它们的区别不仅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更加重要的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不同。奴隶制、封建制的劳动者全部或部分归奴隶主、封建主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而劳动力则归劳动者自己所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已归社会公有，而劳动力则仍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因此决定了以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的按劳分配制度。劳动者仍然把劳动当做自己谋生的手段，他们还不能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劳动。薛暮桥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最重要的特征。《研究》强调按劳分配的长期性以及巨大进步和积极作用，批评现实生活中违背按劳分配的现象，并对劳动报酬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
第三，批评过去在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的错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一再出现否定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激进“左”倾观点。在实际工作中把计划同利用价值规律作用对立起来，经常违背价值规律，给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危害。《研究》力图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必然性，指出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的重要性，并对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提出初步设想。
对于商品货币关系，《研究》指出：由于劳动力还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换取货币再从国营商店购买相应数量的消费品，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又是两个不同的所有者，所以也是商品交换关系。至于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它们虽然属于同一个所有者(国家)，但各国营企业都必须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各企业在互相交换的时候，都必须承认对方的经济利益，因而这种交换同样具有商品交换的性质。
对于商品流通，《研究》批评过去流通部门对商品交换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利。生产单位应当有权销售一部分自己的产品，不一定完全通过国营物资和商业部门。过去生产资料由物资部门调拨，对产需双方都很不便，因此物资供应也应当像商业部门那样，采取商品交换办法，设立销售机构，从行政分配变为商品交换。对于消费品的供应，现在城市商业基本上由商业部门一家包办，流通渠道太少，流通环节太多(国营商业要经一、二、三级批发站才能到零售部门，不准产销直接见面)。今后应当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国营工厂有权自销国营商业不收购的产品，社队可以在完成交售任务后把农副土特产品自己运往城市销售，而且要允许小商贩长途贩运。这在当时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对于价值规律，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是这样表达的，“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量，各种商品必须按照它的价值互相交换”。《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要全面认识价值规律，必须认识它的运动状态。由于供求关系变化，各种商品的价格常常高于或者低于它的价值，价格偏离价值，引起供求关系变化，导致价格向另一方向变动。实际上价值规律是通过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来实现的。
第四，批评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过去我们很多人没有很好研究这个规律，总是想生产增长速度越快越好，建设规模越大越好，盲目追求高指标，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忽视综合平衡，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发展受挫。想要高速度，结果反而是低效益，高速度跌下来变成低速度，叫做“欲速则不达”。《研究》具体分析了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许多人并未清楚了解的经济建设的曲折历程及经验教训，强调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就必须自觉地经常地保持按比例。按比例才能得到有效益的速度；比例失调，经济发展一定遭遇挫折。
在批判20多年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强调按规律办事的基础上，《研究》也尝试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初步的探索。
《研究》指出：“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学习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所采取的办法。它的特点是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按行政系统、行政层次主要用行政办法进行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成了“钟表中的一个零件，不会自己活动，要靠一个发条来推动；而不是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有自己的生命力，能够自己生长繁殖”。
《研究》认为，“我们要尽量少用行政命令来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并主张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计划只能规定经济发展的方向、主要比例，不能规定细则，否则会把经济管死”。“要使企业摆脱那种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状态，使它们有充沛的活力。”“多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的经济活动。”所谓经济手段，主要是“税收政策，价格政策，物资供应政策，投资政策，信贷政策”。薛暮桥说：“这些意见，都还很不成熟，这本书还没有作充分论述，特别是这里还没有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在1979—1980年还刚刚开始在内部进行讨论。”
1979年3月，薛暮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书面发言，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精神，发言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批评了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主张，呼吁消除“左”的错误，把经济工作引上正确的轨道。发言中说：“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前一时期我因在杭州写书，没有能够参加。看了许多《简报》和材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多年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取得巨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确实做了许多蠢事，可就是一直不敢承认错误。明明主要的倾向是“左”了，硬要说是右了，还要反右，结果是越反越“左”。弄得经济几起几落，大起大落，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倒退。如果再不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分清是非曲直，各级干部对落实党的经济政策仍然会心有余悸，全国人民以及外国友人对我党是否能够把新的路线政策坚持下去，仍然会缺乏信心。这对我们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将成为严重障碍。”《薛暮桥经济理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72页。
薛暮桥发言的精神思想在《研究》一书中也有深入细致的反映。1979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一版。第一版印数5万册，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空。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一条消息说：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这条新闻曾在《参考消息》上转载。刚刚平反的陆定一推荐这本书为干部必读材料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人民出版社大量翻印，共印300万册，仍然满足不了需要。于是人民出版社提供纸型让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自己翻印，到1983年初，印数已达650多万册，在3年时间内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与此同时，外文出版社翻译成日、英、法、西班牙四种文字出版，日本、前联邦德国、南斯拉夫等国也翻译出版了这本书。陆定一说：“这本书引起国内国外如此注意，足见其价值。”陆定一晚年极少为人写序，但对《研究》他自己亲自动笔推荐，而且评价很高，想来这也是陆定一的真心话。
据薛暮桥后来自己回顾这本书的意义时说：《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此书在相当大范围内批判了当时泛滥全国的“左”倾思潮，所以出版后几年内曾经获得相当多的好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农村中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充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在这方面，这本书已经落在实践的后面。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事业就在全国范围迅猛发展起来。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逐渐用市场调节来代替计划调节。实践的发展，超过了这本书的观点，到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此书已没有多少指导作用，但在七十年代末，此书曾在理论上为经济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预示了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
薛暮桥的这番话是实事求是的，《研究》一书为经济政策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经济思想解放和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1998年，该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部经济学著作而再次出版。1998年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一本书能在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折时代发挥重要作用，自然也是理论工作者学以致用的最高境界，薛暮桥对此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