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动华国锋的领导职务，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既是形势工作发展之需，实际上也是对华国锋分权的一个步骤。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前，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之间，曾多次酝酿、交换意见，提出要把年富力强、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同志选拔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三中全会后，改变我们党领导体制中党政不分的状况，以便克服党不管党的现象，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开，首先从中央做起。这样，就议论到华国锋身兼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集中不合适。
中央常委经过多次讨论，一致认为应把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提交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决定补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同意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兼职，而由赵紫阳接任。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解除了华国锋的总理兼职，改由赵紫阳接替。从权力配置上看，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重要的职位由一个人兼任并不合适，这一变动，即使是在华国锋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也应属正常调整。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与会同志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认为，必须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这个制度不改，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应当说，有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个认识是相当深刻的。
经过讨论，与会同志进一步提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但按照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情况和现实表现来看，按照他的能力和水平来衡量，把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务集中于他一身不好，而且仍由他继续担任党和军队最高领导职务也不适宜。
在同年10月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历史决议》初稿时，中央机关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都希望能对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工作作出总结，一致要求在《历史决议》中要写上这一段。在讨论中，很自然地对华国锋在四年中的功过是非进行心平气和的、严肃认真的批评。
在两次讨论的基础上，11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和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这些会议集中讨论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华国锋的功过。魏新生：《中国：走向成功之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17页。发言的同志摆事实、讲道理，对华国锋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和帮助，从党的原则出发，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探讨怎样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表示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华国锋也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并举手表示赞成中央的决定。
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中，态度是坚决的，立场是坚定的，也是有大贡献的。他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也得到了许多老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1980年11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谈了对华国锋所犯错误的基本看法：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51—559页。
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四十多年来，国锋同志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国锋同志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主要有五条：
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只可能有两种，一种叫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一种叫延缓或者阻挡历史前进的作用。当一个人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的时候，他就可以多多少少地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如果不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不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他就一定要多多少少地起阻止或推迟历史前进的作用。我们反复说，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起了一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减少了我们党和人民的损失，而且处理得很果断，从这一点上讲，是有功绩的。但是，为什么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呢？这就是当时国锋等同志顺应了党心、民心，再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前，人民群众起来了，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四人帮”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了，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说天安门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唯物主义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当时党和人民所想的有两条：第一，是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第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条是关键问题，也是大是大非问题。小平同志是老干部的代表，意思就是请被打倒的、靠边站的老干部出来。天安门事件是冤案的代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意思就是一切被颠倒了的是非都要迅速地纠正过来。国锋同志却同人民、同党想不到一块去了。国锋同志确实另搞了一套，叫做继续批邓，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我讲两个带原则性的问题。一个是国锋同志长期依靠一小班底发号施令。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一直到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国锋同志的报告，没有提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国锋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劳、缺点、错误不是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个时候不能讲，甚至于还要讲一点违心的话，我们都有过。更不是重申继承、捍卫毛泽东同志旗帜、毛泽东思想有问题。问题是如何继承，如何捍卫。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继承、捍卫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的东西，而且做得过火。主要是继承、捍卫毛泽东同志晚年全套错误的东西，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思想、路线、政策、作风。这集中在国锋同志提出“两个凡是”，坚持“两个凡是”上。不赞成真理标准的讨论，只是他坚持“两个凡是”的继续。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国锋同志搞了个双重崇拜，一个是维护旧的个人崇拜，一个是树立新的个人崇拜。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国锋同志要我们几个人为他准备一篇三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稿，我向国锋同志提出，少宣传个人应多说几句好话，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开了会以后，我向国锋同志提出，是否把你们五位常委的八次讲话印发到全党去？我两次同国锋同志讲过。国锋同志说，我说过，检讨了，就算了吧。我建议，党的六中全会要正式做出决定，要永远严禁搞个人崇拜。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
应当如何估计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呢？我的意见是我们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大事，我们是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前进的，我们是在徘徊中前进的。我们的许多老同志，许多地方党委，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也还是遇到不少的阻力、干扰。我觉得，把这两年估计得不恰当，可能全党不赞成。
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1978年。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不要把主要的帐算在国锋同志身上，当然，国锋同志自己要负重大的责任。如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要写，在那个高指标的问题上，当时中央的同志是有责任的。我的意思很明白，最好不要把国锋同志在对党、对人民的关系这个根本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错误，同经济上的错误混在一块。我不主张这两年用错误路线谁是代表，正确路线谁是代表这种说法。如果要写，要写许多老同志、老前辈，提出了什么主张，简单地安上正确路线的代表反而不好。某些简报上还提到我也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我现在声明，我不够格，我不要这个代表。
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我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对党、对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胡耀邦的发言肯定了华国锋的贡献，但同时也对华国锋的失误提出了批评。胡耀邦对华国锋贡献的肯定和错误过失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没有掺杂个人感情。1981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简明扼要地罗列了华国锋的失误，与以上所述大致相同。
1980年12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中肯定了胡耀邦的意见，通报说：
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中央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胡耀邦的女儿满妹也回顾了胡耀邦与华国锋的一些工作往来：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298页。
根据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当时没有对外公布人事安排问题。按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之前，华国锋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仍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出席一些重要活动。
父亲一向尊重华国锋，并希望能继续合作。在中央党校时，他曾与几个同志谈论过，说：华主席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考虑问题也很实际，在湘潭地委共事那段时间，合作得很好。
熟悉历史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父亲，形成了在处理人事问题上慎之又慎的思想和作风。在1985年10月一次政法工作座谈会上，父亲坦率地说：“我这个人，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虽然也犯过错误，但一般说来，凡是随便整人的时候，我都不积极。你说我当时就有很明确的思想，倒也谈不上，但我认为在人的问题上赶浪头是很危险的。我在1933年，17岁的时候，有人怀疑我是‘AB团’，搞了我半年。那时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小就有了这么一种实践，这么一种亲身感受，以后就晓得在人的处理问题上，应当谨慎一些了。”
因此，即使是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时候，父亲也仍然认为：华国锋同志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他搞“两个凡是”，主要是受了个别人和身边那几个秀才的影响。
父亲曾真诚地希望能通过《理论动态》上的文章转变华国锋的思想观点，所以每期都送给他看，并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说：“我们把《理论动态》办得好一点，争取华主席在上面作点批示。”
每次华国锋来电话，父亲总是认真、谦逊地与他交谈。
那年年底，中央决定1981年元旦这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100多人参加的新年茶话会。届时在京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同庆共贺，以示团结。
会前一星期，父亲与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商量，请华国锋出席茶话会并在会上讲话。华国锋也答应到时候一定去，可在开会前华办突然打来电话，说：华主席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了。
这时，大厅里座无虚席，人声鼎沸，已是上午9点10分了，邓小平以他素有的干练果断地说：“不来就算了！你是总书记嘛，你主持吧。”
父亲就这样被推到了前台，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主持茶话会，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致以热烈的新年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