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自己的衣着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点毋庸置疑，因为对她们来说，衣服既是战争的本钱，也是战利品和胜利的象征，就像被征服的旗帜。她们的索马里丈夫天性节制，对饮食和自身舒适度都漠不关心，像他的祖国一样坚硬、俭朴。女人就是他全部的奢侈。他对她的渴望永无止尽，她就是他活下去的最高目的：马匹、骆驼和牲畜也有一定作用，也同样值得追求，但它们绝不可能超越妻子。索马里女人同时鼓励她们男人天性里的这两个倾向。她们十分残酷地耻笑男人的温柔，同时又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来抬高身价。这些女人如果不借男人的手，连双拖鞋都搞不到，她们不能自立，必须归属于某个男性—父亲、兄长或丈夫，但她们仍是生活的最高奖赏。让人惊讶的是，两方都认为，索马里女人从她们男人那里榨取丝绸、黄金、琥珀和珊瑚是一种荣幸。在男人们漫长艰苦的贸易旅途之后，所有的辛劳、危险、战略和忍耐都换成了女人的衣服。那些年轻女孩还没有男人可供压榨，就在帐篷一样的房子里极尽所能地摆弄漂亮的头发，期盼着自己征服哪个征服者、敲诈哪个敲诈者的时机到来。她们都十分喜欢出借自己的服饰，也乐于用已婚姐姐最好的衣服打扮小妹妹—她是小团体中的美人，她们甚至大笑着给她戴上金色的盖头—按规矩这是不允许给处女戴的。
索马里人沉溺于诉讼和长期的不和，法拉需要频繁地去内罗毕出席案件审理或是参加农场的部落会议。这种时候我若去他家里，老妇人就会温和而慧黠地从我口中打探案情。她本可以问法拉的，他一定会因为尊敬她而知无不言。但她另辟蹊径向我打听，我相信，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一来，身为女人，她的行为举止应该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应过问男人的事务；二来，作为女眷，男人说的话她恐怕一个字也听不懂。即使她提出自己的建议，也应该是以女巫预言的方式喃喃说出的，是神启式的，不应有人向她追究责任。
农场的索马里人举办大型集会或重大的宗教庆典时，女人们忙于布置和准备食物。她们自己不出席宴会，也不能进入清真寺，但对集会的成功和壮观场面都抱有热望，不过即使是她们彼此之间都不透露这种心思。在这种场合里，她们很容易让我想起自己国家的历代女性，我脑海中的她们穿着狭长的裙裾熙来攘往。我母亲和祖母那个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没有不同，都是和善的野蛮人在文明时代的奴隶。当神圣的男性盛会，比如秋季的野鸡射击和大狩猎来临时，她们作为主妇尽地主之谊。
索马里人当了一代又一代的奴隶主，他们的女人和土著相处融洽，用一种冷淡平静的方式对待他们。对土著来说，伺候索马里人和阿拉伯人要比伺候白人容易些，因为各地有色人种的生活节奏都一样。法拉的妻子很受农场的基库尤人欢迎，卡芒提多次告诉我，她很聪明。
索马里少女们对常来农场的白人朋友们十分友善，比如伯克利·科尔和丹尼斯·芬奇·哈顿。她们频繁地谈论他们，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她们对他们知之甚多。双方相遇时会像姐妹一般，把手掖在裙子的皱褶里交谈。但这层关系又很复杂，因为伯克利和丹尼斯都有索马里仆人，而那些人，是女孩们一辈子都不肯见的。一旦精瘦、黑眼睛的仆人贾玛或毕莱阿包着头巾出现在农场，我家的索马里少女们马上就从地表消失了，沉下去时连个泡泡都不冒。如果期间她们想见我，就会所有人扯起同一条裙子盖住脸，然后溜进家里的角落。两个英国人说很高兴她们信任自己，但我相信，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认为如此无害时，心底还是有一阵冷风吹过吧。
我有时带女孩们外出兜风，也去拜访客人。那时我很小心地询问老母亲，这样合不合规矩，因为我不愿意玷污她们如同黛安女神一般清新纯洁的名声。农场一边住着一个年轻的澳大利亚已婚女人，有好几年时间，她都是我迷人的邻居。她叫索马里女孩过去喝茶，那可是重大场合。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我们开车前往时，汽车后座像个鸟舍一样啾啾叫。她们对房子、衣服，甚至在远处骑马或犁田的我朋友的丈夫都有极大的兴趣。茶被端上来后我才知道，原来只有已婚的姐姐和孩子才能享用，少女是被禁止喝茶的，因为太刺激了。她们只能吃点蛋糕，故作端庄地品尝，姿态十分优雅。我们围绕这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小女孩讨论了一下—她能不能喝茶？还是她已经到了喝茶会太危险的年纪？已婚的姐姐坚称她可以喝，但这孩子深沉、神秘而骄傲地瞪了我们一眼，然后拒绝了面前的茶杯。
表妹是个有一双棕红色眼睛的忧郁女孩，她会读阿拉伯文，能背下《古兰经》的章节。她有种神学气质，所以我们之间有许多宗教上的讨论，也谈论世界奇观。从她那里，我学到了约瑟夫和护卫长波提乏的妻子之间故事的真正含义。她愿意承认耶稣由处女诞下，但不承认耶稣是上帝之子，因为上帝不可能有血肉之躯的儿子。她说，世间最可爱的少女玛利阿摩在花园里散步，然后被上帝派来的大天使用他的羽翼碰触了她的肩膀，由此感孕。一次争论期间，我给她看了一张美术明信片，印的是立在哥本哈根大教堂里的托瓦尔森的雕塑作品—耶稣。她马上就温柔地与救世主坠入了爱河。她再也听不够关于他的故事，我讲述时她花容失色，唉声叹气。她很介意犹大—这是个什么人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她恨不得亲手挖出他的眼珠。她们在房里点的香薰有种激情的味道，用遥远的山上长成的乌木制成，对我们的感官品位来说，这味道十分甜美奇妙。
我问法国神父，能不能带穆斯林少女小团体来教区看看，他们活泼友善地同意了—可能他们隐隐高兴地觉得，有事要发生。我们找了个下午开车过去，少女们一个跟着一个，郑重其事地走进凉爽的教堂。她们从没踏进过这么高的建筑，抬头仰望时，都用手挡住头顶，生怕屋顶砸下来。教堂里有雕塑，她们这辈子只从那张美术明信片上见过这种东西。法国教会里有一座真人大小的圣母玛利亚雕像，通体白色和浅蓝色，手持一朵百合花，身旁有一座圣约瑟夫抱着圣婴的雕像。女孩们站在雕像前呆若木鸡，圣母玛利亚的美丽让她们惊叹。她们听说过圣约瑟夫，而且很敬重他，因为他是圣母玛利亚忠诚的丈夫和守护者，现在看到他还为自己的妻子抱孩子，她们向他投去感谢的眼神。法拉的妻子那时正怀着孩子，在教堂参观时，她一直徘徊在圣家三口附近。神父们对教堂的窗户非常引以为傲，都是仿彩色玻璃的纸制品，代表着基督的热情。年轻的表妹深深地为这些窗户着迷，她参观教堂时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绞着自己的手，双膝一直弯曲，好像背上扛着十字架。回家的路上，她们几乎无话，我相信她们是因为担心问出的问题会暴露自己的无知。两三天之后她们才问我，神父有办法让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夫走下底座吗？
年轻的表妹从农场出嫁，婚礼场地设在当时一座空置的漂亮平房里，我临时借给索马里人使用。婚礼场面非常辉煌，连办了七天。我出席了最重要的仪式。一队女人唱着歌领着新娘与另一队男人见面，他们也唱着歌领着新郎。那时新娘还没见过新郎，我很好奇，她会不会把他想象成托瓦尔森塑造出的基督形象？还是她会以骑士精神的罗曼史为模范，怀有两种理想—一种天上的爱恋，另一种尘世间的爱恋。七天时间内，我不止一次开车过去。不管我到那儿几点，屋里都充满欢歌笑语，缭绕着婚礼的香薰。男人的剑舞和女人的大型舞蹈轮番上演，大宗的牛群交易在老人之间敲定，枪声大作，城里的骡车来来去去。在夜里，在游廊的防风灯下，阿拉伯和索马里兰最好的染料被搬下马车，搬进屋内：玉红、李子紫、苏丹棕、孟加拉玫瑰和沙黄。
法拉的儿子艾哈迈德在农场出生，他们叫他“萨乌非”，我猜意思是“一把锯子”。他心中没有一丝基库尤孩童常有的胆怯。当他还是个小婴儿时，被裹得像个橡果，黑色的圆脑袋下面几乎没有身体，他坐得笔直，直勾勾地盯着你的脸，就像你手上托的是一只雏鹰，膝上放的是一头狮崽。他继承了他母亲愉悦的心态，当他能四处跑之后，慢慢长成了一个快乐的大探险家，在农场的年轻土著世界里，地位举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