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心宝鉴》里有一段话：
心安茅屋稳，
性定菜根香。
世事静方见，
人情淡始长。
正因为心不安，所以不会有“稳”的感觉；正因为欲望太强，所以不可能安贫乐道，无法过古人那种咀嚼菜根却能津津有味的生活。“性定菜根香”，性不定，当然不会觉得菜根香。“世事静方见，人情淡始长”，这是说只有真正安静下来，用心去体会，才会明白人事的奥妙。我们不禁要问：像机器零件一样随着时代的车轮被动旋转，在忙碌之中茫然度过一生，没有平静、没有自我，这就是现代化所带给我们的伟大成果吗？只想着金钱利益，没想过安贫乐道；只想着功成名就，没想过默默无闻。不是没有名利我们就过不好，而是我们认为没有名利就过不好。所以我们不能体会平淡自然而其味无穷、清贫朴素却宁静安逸的生活。
一位朋友从韩国回来，说起韩国的企业，他告诉我韩国的私营企业内部等级较严，论资排辈严重。所以一般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及时到公司上班，为自己积累资历。与此同时，不少韩国企业内部管理得井然有序，效率很高。他说韩国的大公司一般都不会解雇员工，但这并不等于在里面工作就很轻松。员工需要把公司当家一样来爱护，否则也不是那么好“混”的。因此，明明公司规定9点上班，多数人可能8点就到了；下班时间可能是5点，但是通常情况下也得把手头的事情做完了再走，不能急着离开。这种自觉地放弃“自由”的现象，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相比之下，在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曾一度下海成风，个个都想跳槽，人人想当老板，少有人愿意给大企业打一辈子工。正因为人人都不愿受人支配，许多新成立的公司、企业，尚未进入持续的良性循环状态就过早倒闭。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往往合作不了多久，就各自解散，分道扬镳。另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是，在市场经济实行不长的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恰当的商业行为规范。坑蒙欺诈行为十分普遍，人们争相以钱多为荣，而不是以合乎道德为荣。有人说，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幅“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毫无廉耻”的图画，结果，当我们有一天也搞起资本主义时，人们自然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和没有廉耻，而不知道还有义利之辨了，更不知道商人、企业家也需要有职业的神圣感和个人的尊严。正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唯利是图，加上竞争异常激烈，甚至你死我活，心理压力怎能不大呢？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对资本主义的片面看法，也许会发现在一些资本主义发育较成熟的社会里，人们在同样的竞争环境中心理压力可能比我们小得多。
儒家的修身学问从来不要人们拒绝名利，而是要我们学会如何正确面对名利，掌握好分寸。孔子就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还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认为人们求利是正常的，只有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才需要在义、利之间做出选择。先秦儒家多明确主张礼乐制度要合乎人心、顺乎人情，《礼记》中多次把人情比作田地，说礼要在人情之田上培植，提倡“缘人情而制礼”。很多人误以为宋明以来儒家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是要人们舍弃一切正常的生理欲望，这完全是误解。只要读过他们的书，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具体说来，他们把“人欲”界定为那些超出正常限度的欲望或自私自利的欲望。比如宋代学者谢良佐曾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来说明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一个人过路时看见一个小孩即将落入井中，而将小孩救起，如果他这样做是出于良心的自然发现，就是天理；如果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兄弟，或为了博取他人的好感，或因为他不想听小孩的哭声等，就是人欲（《上蔡语录》卷一）。朱熹曾以饮食为例来说明什么是“存天理、灭人欲”，指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全书》卷四）据此，孔子说自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并不是说自己没有欲望了，而是说经过多年的修炼，他的人生欲望已经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地步。
身不宜忙，
而忙于闲暇之时，
亦可儆惕惰气；
心不可放，
而放于收摄之后，
亦可鼓畅天机。
这段话同样出自《菜根谭》。它讲如何处理一个身的忙与闲，以及心的收与放的关系问题。与其为名利而牺牲身体、劳耗精神，不如静下心来做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与其为了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而殚精竭虑、心力交瘁，不如放弃身外之物，甘贫乐道，陶醉于物我两忘的精神幸福中。因此，人生要想求得最大的幸福，就应该追求内心的悠闲、自在。所谓“忙于闲暇”，指即使忙，也要带着一份悠闲的心情。所谓“心不可放”，指不可把心沉没于追名逐利之中，“放”是迷失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