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松大姐来信让我为许地山先生逝世50周年写纪念文章，我猛然惊觉，许先生逝世居然已50年了！光阴激箭般飞过去了，而往事并不如烟！
我和许先生相识是在20年代初期，他既是我的良师（他在当周作人先生的助手时，曾教过我国文），又是我的益友（他在燕大神学院肄业时，我在燕大文学院读书）。关于他的学术方面，我是不配讨论的，对于宗教更是一窍不通，不敢妄出一辞，但是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散文，如：《缀网劳蛛》、《空山灵雨》、《无法投递之邮件》等，我十分惊叹他的空灵笔力！他教课时，十分洒脱和蔼，妙语如珠，学生们都爱上他的课。当我们同任“燕大校刊”编辑时，我更惊叹他学问之渊博。记得有一次我对他的文章里的一个“雇”字，给加上一个“立人”旁，成了一个“僱”字，他竟然给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引今据古说“雇”字的正确来源，正是“不打不相识”，我们从此就熟悉起来。
1923年8月17日他和我以及其他两位同学，一同搭乘杰克逊号邮船赴美留学。就在这条船上，我请许先生去找一位我的中学同学的弟弟吴卓，他却阴错阳差地把吴文藻找到了，结果在六年之后，文藻和我成了终身伴侣，我们永远感谢他。
我是1926年回国的，许先生是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得学位后，又转到英国的牛津大学，于1927年回国。我们又同时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在北京，他结识了北师大理学士周俟松女士，他们订婚的消息，是1929年1月在燕大朗润园美籍教授鲍贵思家里，由我来向满客厅的同学和同事们宣布的！在客人们纷纷向许、周二位握手祝贺声中，我得到了“报答”的无上的喜悦！他们是1929年5月1日结婚的，在一个半月之后，文藻和我也结了婚，我们两家往来不绝。我是在1931年2月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生了我儿子吴平，俟松大姐在两个月后也在协和医院生了儿子岭仲，并住在我住过的那号病室！
许先生在1935年由胡适推荐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文学院主任，全家迁港，从此我们只有书信来往了。谁想到我的“学者”同学许先生，竟在不到“知命”之年，突然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友人们都震惊痛哭，到此我也不知道还再写什么了！“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1991年6月2日浓阴之晨急就
注：此文是为南京台港澳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会发起召开的“许地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而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