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思维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方法，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呢？
分析前提条件做出人生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信的理论，可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与其工业化的基础和社会文化相联系的，突然引到中国，理论是先进的，但是具体的实施途径肯定是有差别的。当时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走城市武装暴动明显不适合中国国情。可是，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使中国的革命事业蒙受到了巨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人生问题也是一样。有人提出：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机械地模仿别人，肯定不会与别人有一样的结果，怎么能够复制呢？成功的路径不可复制，但是，经验、思路、方法可以吸取。成功者的经验，只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借鉴，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
用正确的思维视角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世上最痛苦的事，是被别人误解。之所以被误解，就是没有让人明白自己思维的角度。苏轼著名的七绝《题西林壁》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对不同角度观察得出不同结果最佳的描述。要看清一个纷扰的世界，必须多角度地观察；要理解一个人，必须换位思考；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必须根据目标去决断。用林肯成功的例子，可以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
一次，某议员批评林肯总统对敌人的态度时，质问道：“你为什么要试图跟他们做朋友呢？你应当试图去消灭他们。”林肯答道：“我难道不是在消灭政敌吗？当我使他们成为我的朋友时，政敌就不存在了。”林肯还说：“与其跟一只狗争路，不如让它先行一步；如果被它咬了一口，你即使把它打死，也不能治好你的伤口。”这就是林肯处理政坛关系高超的思维能力。
林肯之所以高超，是把思维的视角放在结果上，从结果思维推断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只顾目前而不计结果。为什么要与政敌做朋友？因为追求的结果是消灭政敌，而不是为了与政敌斗争。为了避免更坏的结果（让狗咬伤），不要与狗争路，因为有了咬伤结果了，即使把狗打死，也挽回不了损失。
思维的基准点就是人生的原则。有人认为，哲学就是怎么说都有道理，是诡辩论。其实，哲学思维是辩证的，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却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思维遵循一个基准点。
用中国古代文化解释，这是“度”的问题。在洋务运动的时候，需要“师夷之长技”，向西方学习科技知识。但是，如何处理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呢？当时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对如何引进西方科技的“度”作出了规定：中国传统文化是核心，是基石，西方文化只是被我所用，处于从属的位置。在哲学上，就是事物的“质”和“量”的问题。“量”的多少，决定着某一事物的界限，如果超越了这个量，就会引起“质”变。这时的“量”，就是界定该事物的基准点。共产党人是讲人情的，但是，如果把人情看得过重，就会丧失原则。没有了原则，规矩坏了，党风也就坏了。在人生中需要认真把握的度太多，例如理智与情感的度，如果人都太理性，世间会显得太冷漠；如果人都太感性，世间就会有太多纷争和骚动。这些都是现实生活需要把握的“度”。
思维的三原则
思维问题既然对人生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呢？说实在话，思维问题十分抽象，想让给出一个类似ABC的公式套用，是不现实的。根据个人体会，平常思维过程中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关键环节：
思维要先看前提条件。不同条件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其结论看似矛盾，其实是统一的。在政府是否干预经济问题上，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论。有的说政府干预经济是必要的；有的说“计委不倒，经济不好”，一切经济应由市场调节。其实，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只是适用于不同的条件而已。在经济繁荣时期，主要用“看不见的手”（市场）；在危机时期，就得用“看得见的手”（政府）。例如世界金融危机了，还抱着自由主义，政府不去激励经济，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涉及竞争性的产品，就得靠市场调节，政府管不了更管不好；事关国计民生的，如住房是民生问题，房地产行业不能完全靠市场，政府就应该加大调控力度，房价高得老百姓望房兴叹了，你还说政府不该干预经济，坚持运用市场手段，这不是不懂经济常识嘛。如果不把结论与适用条件联系在一起，就会引起无谓的争论。
理论有它的边界，运用各种理论时，一定要看清其前提条件。在执行政策中要领会精神，懂得其基本原理，但必须在应用时分析当地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农村勃发出一派生机，从而证明了这项政策的正确性。那时，刘庄的土地分不分到农户？工厂包不包到个人？史来贺戴上老花镜，反复琢磨中央文件精神。他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刘庄已由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入了商品经济生产，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已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集体经济力量雄厚，如果一分了之，必然会阻碍生产力发展。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刘庄从本村实际情况出发，兼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点，克服“大锅饭”的弊病，成立了农工商联合社，把农、牧、副、商、工等统一起来，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级管理、奖惩联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史来贺能够针对刘庄的前提条件，做出与全国家庭联产承包不同的决定，就是基于对国家推行联产承包制的前提条件予以了分析。刘庄的情况，与全国其他地方有异，前提条件不同了，自然结论也不应该一样。
思维要把握好视角。学哲学的时候，经常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看问题，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工作后发现，屁股决定脑袋，这话是千真万确的。站在不同位置、处于不同的阶层、代表不同的利益，其结论是不一样的。
企业老板认为，目前工人工资太高，造成经营成本太高了，企业经营难以维持。工人则认为，物价在涨、国家财政在涨，就是职工工资不涨。政府认为，解决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必须给工人涨工资；要促进企业发展，工人工资要保护在合理的水平。不同国家，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如何确定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就体现了不同阶层力量的较量和政府的站位，因为他们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维护的是不同利益群体。
思维要遵循一个基准点。思维应有一个基准点和参照系。例如经济学中菲利普斯曲线、失业与膨胀率关系、拉夫曲线等，都是人们对多年经济生活中的规律的总结和概括，并用简洁的语言进行了描述。再比如，CPI超过了3％，就意味着进入通货膨胀；失业率超过4％，就意味着高失业阶段；基尼系数到了0.4，表示贫富差距报警了，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等等，就是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一个参考。
史来贺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把基准点放在“求实”上。在“大跃进”的日子里，公社开会布置并派人坐镇指挥各村“小麦高产放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史来贺不理这一套。当时，工作组就在刘庄，三天两头催办。没法子，史来贺勉强同意搞3亩地进行试验，其他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3亩“卫星田”平均亩产仅130公斤，连种子都没打够。由于刘庄坚持只种3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能不能放卫星，基准点就是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食。经过3亩地的试验，亩产多少，就成为能不能放卫星的依据。求实，这个“实”，就是参照系，就是标准。
实现自我：人生持久的力量
反思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想问题很多，看问题也较透，最缺的是有效的行动。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可就是没有去办，所以一次次错失良机。
在平常聊天过程中，发现有类似毛病的人不在少数。看来，心动不如行动，“天下之事，行之贵力”，“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等警句，总是在后悔时才想到。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量，只是很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惰性所消磨。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必须善于行动，否则，一切等于空想。
我一直想，行动需要动力。如果靠一时的决心和激情去行为，只是冷热病的表现，只能靠不断激励才能前行。什么才是人生的持久动力，能够支撑我们一直积极行为、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呢？
目标是人生的引力
人为财死、恭喜发财、财气酒色等流行的词语，说明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是金钱。社会的认可标准，就是看谁更有钱，而比尔·盖茨挣钱却不为要钱，有钱而不为花钱，仅为自己人生的理想。财产为580亿美元的盖茨，在2008年6月正式退休时，他在遗嘱中宣布拿出98％给自己创办的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这笔钱用于研究预防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而不是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假如我们只把“拥有钱”作为人生的目标，会变成什么样呢？看一个真实的例子：美国十七岁的少年唐纳利买了彩票中了二百万英镑，买了豪宅靓车后，他患上了抑郁症，二十九岁时死在豪宅中，并留下一句让世人警醒的话：“给你足够的钱，却不给你人生目标，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了。”
没有目标会使人浑浑噩噩，感到活得没有劲头。社会上讽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暴富的土财主们，除了钱，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什么，穷得只剩钱了，人生就只有花钱一件事了。一天到晚，想着今天吃什么、住在哪儿、怎么去。单说吃饭，不知在哪儿吃，因为所有饭店都吃过了；不知跟谁吃，因为身边几个朋友都约了无数遍了；不知道吃什么，因为山珍海味都吃腻了。这就是没有目标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