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烈祖明皇帝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春，正月，懿至，入见，帝执其手曰：“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乃召齐、秦二王以示懿，别指齐王芳谓懿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懿颈。懿顿首流涕。是日，立齐王为皇太子。帝寻殂。帝沉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简功能，屏绝浮伪。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
魏明帝曹叡享年三十六岁，在位十三年。曹叡生有三子，都夭折而未成年，继大位的曹芳是曹叡的义子，当然也是曹氏本家子弟。
中国历史被称为帝王家史，对于帝王权力转移自然关心，说到曹叡的托孤，自然有些“别有用心”的文字。《三国志》裴注引《汉晋春秋》说：曹叡最初以宗室燕王曹宇为大将军，让他和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肈（zhào）、骁骑将军秦朗等一起辅政，辅政班子里并没有司马懿。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和这伙人搞不到一起，趁机向曹叡进言：“陛下难道忘记先帝的遗命，藩王不得辅政。现在陛下您病了，曹肈、秦朗趁便和伺候您的宫女们嬉笑，而燕王曹宇是拥兵南面，他们都是竖刁、赵高一类的野心家啊！”曹叡听完大怒，询问刘放、孙资：“谁可任者？”放、资推举曹爽代曹宇，又建议诏司马懿也一起来掺和。
这段文字是攻击性质的，攻击对象当然是司马政权。首先，曹叡的本意是让曹宇等辅政的，没有司马懿什么事，曹叡本意没有委托司马懿辅政，司马政权的合法性就更差一些；其次，司马懿虽然事实上是曹叡临终托付的大臣，只不过是刘放、孙资这样的弄权的小人举荐的。中国官场的传统不仅看重本人的门楣，同时也很在乎举荐人的名望地位，被阉宦内臣举荐，也被认为出身不正，甚至是一生的污点，比如商鞅、蔺相如都有这个麻烦。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曹爽骨头轻压不住台面，司马懿借托孤大臣的名义转移国有资产，这都是曹魏政权转移到司马家的原因，推本溯源，问题出在刘放、孙资这两个小人身上。是的，历史是在这里分叉的，问题是，如果这里不分叉，就永远不会分叉了吗？即使这里分叉了，后来还有归拢的机会，这个分叉还算是分叉吗？
曹魏失祚固然和曹叡所托非人有关，但是形也势也，形势比人强。司马氏的野心也不是一天炼成的，也是形势发展到了那一步。
最近因为曹操墓发掘，对曹操的评价又呈现高潮。时评家秋风著文引用陈寅恪的观点说：“曹操这三道命令（指唯才是举），实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盖孟德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换言之，曹操唯才是举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士族。”“曹氏统治导致北方社会普遍抛弃仁义廉耻，社会风气急剧败坏。结果，即便司马氏以士族身份推翻曹家，但世道人心已经崩塌。其结果，就是八王之乱，然后是‘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中国陷入长期动荡、战乱。”以陈寅恪的观点，司马氏篡夺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曹操为恶太甚，以至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都让他启动了。所以，曹叡所托非人，要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一切责任都由爷爷曹操承担。
我没有读过陈寅恪的文章，但也知道这些年他盛名突起，在中国，不论是玩政治的，还是搞学术的，突然成了高峰、顶峰，成了昆仑泰斗甚至红太阳，都是有人借题发挥。凡人被当成神祭起来，最终是要被当成砖头用来打人的。
和学者朱学勤的观点一样，在陈寅恪那里，士族的对立面不是平民，而是平民中间的痞子、阉宦、所谓“乞匄（gài）携养”之类。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是赞成“痞子”的，毛泽东喜欢曹操，从这儿也能找到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