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祖文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
丁巳，遣太常邢贞奉策即拜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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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贞至吴，吴人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当受魏封。吴王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封为汉王，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吴王出都亭候贞，贞入门，不下车。张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中郎将琅玡徐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贞闻之，谓其徒曰：“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这个时期的孙权状态很好，一是对外交往心态平和，二是对内节制宽严得当。
孙权“称臣”于曹操，接受曹丕加封的吴王，身段都很柔软（但对曹操父子反复要求质子均予以回绝），得悉刘备要发兵，也马上派遣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卑辞请和。人到四十的孙权，看问题看实质，不图虚名而求实利，赤壁大胜，江陵收复，都是以小博大的胜利，越是得到实惠的人，心态越好。
曹丕加封孙权为吴王，刘晔反对，认为“王位去天子一阶耳”，现在孙权做破虏将军，已然不服从我们，再“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
曹丕为什么会封孙权为吴王呢？从策略上，可能是为了招降刘备，这和今天给香港“特别”的地位以待台湾是一样的。这种做法，有羁縻的意思，也有“以大事小以仁”的用意，当然，这种变通的做法会和国家政体有所冲突。这也反映出曹丕的心态，对武力统一有了保留，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和平统一，也是一国两制，对魏实行郡县制，对吴实行封建制，让孙吴先从形式上和中央统一起来。
孙权的部下也有反对者，他们不愿意接受曹魏的加封，孙权对他们解释说：“盖时宜耳，复何损邪！”他告诫大家要韬光养晦，暂不出头，咱们先给曹丕做两天小弟又何妨，关键是要发展自己，发展是硬道理。
代表中央的使者邢贞到来，牛气烘烘不下车。张昭正告他：“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核武器哦！”邢贞同时看到孙权手下的大将们反魏情绪高涨，邢贞和同行的部属感慨：“看来东吴只能是‘面临共同挑战的伙伴’，实质上还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孙权以柔软的姿态，和曹丕形成了G2共治的局面，在三国游戏中，把刘备边缘化了，成了人家两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孙曹两家和中美两国一样，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在刘备进攻孙权的时候，曹魏内部也有人建议从后面进攻孙权，曹丕坚定地否决了，打定了“先蜀后吴”的主意。
孙权既没有像曹操一样，手里有个汉天子；也不像刘备一样，打着汉帝后裔的旗帜。曹、刘都有政治资本，反过来也都受到一定的束缚，孙权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也就可以潜伏下来，不急于宣示自己的战略目标。孙权是最后一个称帝的（公元229年），这对于一个素有帝王之志的人来说，应该是相当克制的，也说明他一直保持着冷静慎重的态度。
孙吴集团对曹魏有赤壁大胜，对蜀汉有荆州大胜、彝陵大胜，军事上一直没有受到重挫；在外交上，也一直是别人争取的对象，曹、刘从来没有联合起来对付过孙权。应该说孙权在军事、外交上一直得分，一直有正向积累，但是孙氏家族任侠意气，有武功少文治，在军事外交上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皆当世之选，更难得的是，孙权都能发挥他们的特长，所以才有不败纪录；但在内部治理上，张昭、虞翻等确非治国大才，且孙权对文臣不似武将那般尊重优宠，所以，守则有余进则不足。当然，客观地讲，孙权占的地盘不具备统一的资源禀赋：《三国演义》说东吴得“地利”误导了不少人，其实东吴的地利，只是不受攻击的地利，并不是争雄天下的地利。东吴所辖地区，以今天的经济地理看，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但在当时却不然，江南的开化开发，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东吴正是这漫长历史进程的重要的启动者。孙氏父子率领的是一个剽悍的军事集团，一直为生存而战斗。对外有北方的曹魏、西部的蜀汉，内部还有“山越”——社会形态还处在部落阶段，还没有彻底地农业化（未服王化）。
中国社会从封建时代（早期是原始部落，中后期是中央封建割地自治）进入专制时代（郡县制度，行政司法管治到位）是一个很漫长的阶段。从北方来讲，从商鞅变法到秦皇汉武，历经两三百年才算完成；南方的演进，可以延续至雍正“改土归流”以及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农奴。经常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开拓殖民精神，其实也未必。对于中国来说，南方有大片国土可供“农业化”（和今天的工业化相对，包含了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生产力水平），所以也就不必远求。如果没有西方的工业化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农业化帝国主义也许会慢慢一直开拓到南洋。
所以，从大历史的视野看，孙吴集团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曹操的历史功绩在于消弭战乱，安定百姓，说来也不过是“复原”，而孙吴为形势所迫，做的却是“开拓”的工作，至于刘备，不过是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