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献皇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
操之西征也，河间民田银、苏伯反，扇动幽、冀。五官将丕欲自讨之，功曹常林曰：“北方吏民，乐安厌乱，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银、伯犬羊相聚，不能为害。方今大军在远，外有强敌，将军为天下之镇，轻动远举，虽克不武。”乃遣将军贾信讨之，应时克灭。余贼千余人请降，议者皆曰：“公有旧法，围而后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扰攘之际，权时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诛之；纵诛之，宜先启闻。”议者皆曰：“军事有专无请。”昱曰：“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耳。今此贼制在贾信之手，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诛。既而闻昱之谋，甚悦，曰：“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曹操西征马超的时候，大本营大后方出了点事。河间有老百姓造反，成规模叫农民起义，小规模叫群体事件。在世界最乖老百姓排名表上，中国排名第一，但是中国老百姓闹事造反的频率也最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黑暗指数腐败指数老百姓负担指数中国也是排名世界第一。当然，我这里指的是1949年以前并由此上溯至1840年以前。
从各种迹象判定，曹操政权下的老百姓负担是很重的，包括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三国政权相对稳定以后，没有出现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增长，也就没有所谓盛世，也就没有可供子孙们作践糟蹋的物质基础，所以就国祚不长很快完蛋。
听说河间的老百姓造反，二丞相曹丕很兴奋，曹二代和不少帝王后代一样，没有机会参加战争体会激情燃烧的岁月，就特别希望有这种机会，让自己凑成文治武功的双料王。
曹丕兴冲冲地要带兵讨剿叛乱，有位叫常林的给曹丕泼了一下冷水：“老百姓是求稳定求发展的，这次只是个别人闹事，成不了气候，派城管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派军队，更用不着您亲征。”曹丕只好作罢。
于是派将军贾信讨之，乱民很快平定，最后，被围的一千多人请降。当时，曹操有个政策，就是“围而后降者不赦”，这个政策的导向是投降要趁早，不要让我死气白赖打到最后你才说投降，这不是消费我吗？按既定的政策，这一千多人是不能算投降的。
这事摆在了留守的二丞相面前，留下来辅佐曹丕的程昱说：“这个政策是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现在天下略定，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严格地讲不是敌我矛盾，应该允许他们投降。即使不赦要杀掉他们，最好也要请示一下丞相大人。”这不仅是处置这批俘虏的问题，更涉及修改政策的问题，调整、修改政策无疑是应该由曹操拍板。
这时有人朗声反对：“我们曹二丞相可以临机处置，不需要请示！”有些人在这类场合对顶头上司猛表忠心，奋不顾身地维护其权威，这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不在更高领导的视线之内，自己的利益也不在更高的领导那里，而是在自己的顶头上司这里。
程昱淡淡地说：“曹丞相确实授予曹将军临机处置便宜行事的权力，但这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现在这些人在贾信的控制下，完全来得及请示丞相，所以我希望将军您不要随便使用这个权力。”曹丕何等聪明，马上说：对对对。
请示曹操，曹操果然决定允许投降，不予诛杀。曹操回来以后，听人汇报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对程昱称赞有加：“君非徒明于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善处人父子之间”不是说程昱会做人，会做官，善于在父子之间巧妙周旋游刃有余，而是表扬他善于维护官场伦理，让他们父子不受挑拨不生间隙，保持父子之间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皇帝和太子之间，领袖和接班人之间，正职和副职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其职权范围一般都有界定，但是后者行使职权时不能公事公办，这里有官场潜规则或者官场伦理，核心就是要照顾前者的切身感受，不能让老大有“受蒙蔽”的感觉，不能让老大觉得你“专权”，即使在你的职权范围内，也不能让老大认为你“立山头”。
太子不好当啊，不做事不用权会被认为没本事，一做事一用权就会吸附一帮人形成自己的势力，就会有闲言碎语。要解这个扣，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通用的办法只有六个字：多请示勤汇报。
来得及请示一定要请示，等得及指示一定要等指示；来不及请示、等不及指示要一边请示一边等一边做，做完马上汇报，而且一定要抢在闲言碎语之前，落在别人的通风报信之后，不管人家说什么，老大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好！受蒙蔽了。”
“文革”中有句口号：“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是对群众说的，群众受蒙蔽无罪，领导受蒙蔽就有罪了，不是领导有罪，是你丫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