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扰乱，言太子反。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
丞相屈氂闻变，挺身逃，亡其印绶，使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之。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马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楫棹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
庚寅，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惶恐，自杀。诏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后自杀。上以为任安老吏，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与田仁皆要斩。上以马通获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石德，商丘成力战获张光，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秺侯。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
……
太子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八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并皆遇害。上既伤太子，乃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初，上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
细读以上的文字，有几个关节点十分重要。
一、太子反戈一击，派人矫诏把江充抓捕起来，然后把他们杀掉了。这时，太子对江充可杀可不杀，杀了也不算失策。太子杀了江充，有两件事情没有办好，一是京城治安有些混乱，可能是捕杀江充余党的行动也扩大化了，皇上不在，京城出现混乱，太子难辞其咎；第二，太子没有主动派人向皇帝报告情况，皇帝得到的是苏文传来的消息，苏文是反太子的。在江充治巫蛊案的时候，汉武帝刘彻是在甘泉，甘泉在长安以北，是皇家度假之地，与京城大概有一天路程，这段距离把汉武帝父子隔开何止万里。
二、汉武帝听到京城有变，即使是对太子不利的报告，也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也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派使者“招附”太子。这说明武帝对他策划的反巫蛊运动还是幕后控制的，江充把太子下狱，刘彻可能有思想准备，太子把江充砍了，出乎刘彻的预想，既然如此，刘彻仍然一切尽在掌握，走狗死了，不足惜；怀疑对象先安抚一下，以后可以继续怀疑，也可以掉转枪口重新支持太子，把这场政治斗争归结于江充作怪，顺势收拾残局。皇上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英明。遗憾的是，刘彻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策和措施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使者不敢进长安，到跟前巡逻了一下，回去报告“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这里有个细节，使者是谁？没有写。按道理，这样的使命，非双方都信赖的贵戚重臣不能担当，斡旋皇上与太子的矛盾，岂能派喽啰兵充任。刘彻派人不当，是一时粗心，还是另有别的考虑，这就不得而知了。锐圆一直有一个疑问，后来的托孤大臣霍光，这么牛的政治家，这个时候钻哪儿了？是他此时人微言轻，没有资格出面说话，还是坐观时局，明哲保身，要说起来，他也是卫霍集团的成员，保护太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三、丞相刘屈氂在这个关键时候没有站出来，而是藏起来，他不愿帮助太子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说明，太子刘据在杀了江充以后，没有主动邀请在京城的官员一同处理危机，而任用的都是东宫的私属，这样，不仅找不到合适的人和皇帝老爸沟通解释，甚至把自己和皇帝老爸完全对立起来了。
刘彻把平乱的大权交给了丞相刘屈氂：“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这里“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似乎应该理解为“避免短兵相接，以免多杀伤士众”。）刘彻骂刘屈氂“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刘屈氂一听可以做周公，劲头来了，把长安周边各县的兵勇调动起来，围攻长安。
四、太子刘据杀江充时，只求自保，可能还有事后和老爸沟通的想法，但是，捕杀江充以后，没有控制好局面，长安城中出现了骚乱，群情鼓噪。索性就此控制长安、甘泉，这样的念头会不会在刘据脑子里一闪？从杀江充到刘屈氂带三辅近县兵马来到长安城下，这段时间，与其说刘彻的态度暧昧，还不如说太子的态度暧昧，或者说，父子两人都把消灭对方放在首选，把和解放在了备选的位置。但是从形势来看，老子暧昧一点没关系，怎么处理都没有问题；儿子这边就麻烦了，直接喊造反有理，没有号召力，向老爸投降，又知道没有好结果，于是，只能是不打旗号，先抵抗着再说。
五、“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
从这些情况看，长安城内的官员军民等，同情太子的遭遇，也痛恨江充之流的倒行逆施，但是，太子果真打出反老子的旗号，也不会得到响应，老皇帝刘彻的威望仍在，父子君臣的观念仍然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太子保命有人帮，太子反叛无人助，这就是长安城内的基本形势。
没有太子的军队，就没有太子的一切。
这起父子反目的悲剧，严重地扩大化了，长安军民为此“死者数万人”，长安当时全部人口才有多少，可以说是血洗都城了。
这时，壶关三老令狐茂给皇帝上书，总结了这一悲剧的缘由，老头讲得很中肯，也很明白：“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子乃孝顺。今皇太子为汉適（通“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缪，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
书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显言赦之也。这个时候，太子还在外逃亡，汉武帝不明发大赦诏令，没有别的意思，皇帝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儿子再有理，也不宽赦。内心认错，但不会公开认错，更不会改错，这也是权力人格的一部分。
司马光在这样的大事发生后，自然要曰一下，他说：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一切问题都是教育问题，挖到根上了，佩服。不佩服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