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77年）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人才是治天下的第一要素，曾国藩曾说：“私虑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曾国藩所感慨的，其实也是整个中国历史所感慨的。只不过曾文正公处于末世，感慨尤深而已。
人才问题是治国第一大问题，为历代政治家重视。在用人问题上，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也有许多历史的局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才问题。
战国时代是人才竞争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才学的发轫时期。当是时，诚如子思所言，“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以两个鸡蛋废弃干城之将，对于大一统时代的皇帝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多了不起的大事，但在竞争时代，这样“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是绝对“不可闻于邻国也”。
其实，国君可以不用某个人，甚至连偷吃两个鸡蛋的罪名都不用找，但是，他不敢承担不爱惜人才的名声，因为这是战国之世。
战国时代，“国际”人才大循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当时的才俊之士，鲜有遗之草泽的。鸡鸣狗盗之徒尚有人以士养之，何况其他。只有到了大一统时代，皇家不用，就相当于“处处不留爷，才把爷难住”。
人才有两大渠道，一个是推荐，一个是考试。在战国时代，在三国时代，总之在分裂、战乱时代，君主对人才的需要是非常真切的，考察人才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人才不论举荐还是自荐都不是问题，人主一般也不担心结党，更不用担心资格学历不够。而在一统天下时期，这种荐举制度的弊端就再明显不过了，而考试亦即科举在和平时期比前者具有公平性。但是，科举由于命题局限于四书五经，离经世治国的实际需求越来越远，所以真正的大才是难以脱颖而出的，在科举时代，我们很少能看到生机勃勃具有自由精神和卓越才华的大贤大才。所谓乱世出英雄，道理在这里。
所以，天下治则清规戒律一大堆，天下乱则不拘一格降人才，民间熟知的诸葛亮、刘伯温等等，皆出于乱世，治世不可得也。曾国藩出身科举，以一介书生平洪杨之乱，事功与道德文章并称于世，算是个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