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精》《人道》两部长篇力作占据河南文坛重要位置的李天岑先生，现任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并身兼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及南阳市作协副主席。
曾经当过中共邓州市市委书记、中共南阳市市委副书记的他，被称之为“文章太守”。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文学创作，这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关注的焦点对准南阳大地，在繁忙的公务之余钟情于小说创作且佳作不断。先后发表短、中、长篇小说二百余万字，结集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月牙弯弯》、中短篇小说集《找不回的感觉》等。特别是近年来他相继推出了《人精》《人道》两部长篇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品格，健康向上、温暖人心的主旋律品质和较高的文学审美价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
其实，在最初的起步阶段，他并没有强烈的文体意识，甚至对“作者直接插笔”之类的问题都曾有过疑惑。随着短篇小说处女作《多余的介绍》发表在《奔流》杂志1979年第4期，他才算是真正找到了写好小说的“感觉”，从此更清楚了“写小说不是作品中的人物跟着作者走，而是作者要跟着作品中的人物走”的道理，这是他创作意识的觉醒和最初的自我升华，也是他小说创作由自发逐步走向自觉的开端。
可以说，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和良好叙事水平的李先生，在推进故事、把握人物性格方面有着扎实的功力。这种功力在结构情节、折射人性方面更容易使作品与现实发生关联而产生真实感，更易于映衬出人和社会在艺术本质上凸显出的真实性，这些在他自己比较满意的小说《月牙弯弯》和《笑》中都有很好的体现。当然，这两个小说反映的是与那个时代相匹配的叙事，这不仅仅体现在所表达的内容上，更在于他“清新、流畅、意境美”的风格艺术的表现本身。
事实上，在我看来，小说的叙事得以自然发展的根本在于人性张扬和文本中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处理：其中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起到提供人类史诗背景的衬托作用，而人物性格的充分展现起到细节真实的支撑作用。有了这两点，你的塑造、联想、想象、虚构乃至臆造和编排才有文学创造的价值，故事才真实可信并得以顺利进展。
从文学的发生和功能及形式本身来说，文学究竟是什么、将会如何发展，答案似乎应该很多，但无论怎样，始终值得文学关注和深究的问题是：出身于底层的边缘化的小人物要获得成功、改变命运，其人生抑或人性的嬗变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而宿命所折射出生命的本质和人类存在的价值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真的能包容、涵盖、注解社会各色人物活动空间和行为的主体意义吗？当然，任何确定的回答，都不可能影响和替代每位作家迥然不同的表述方式。李天岑先生就是如此。假若从他三十多年创作生涯撷取几个片段的话，那么，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短篇小说是《月牙弯弯》和《笑》；而长篇小说代表作则是《人精》。《人精》所把握的文化和时代的尺度以及叙事的别样意味，是他关注现实、透视人生、不断尝试新的言说方式的必然。
如果说李先生在《找不回的感觉》中用简练的笔墨，朴实、平易的语言传达出人世间的真、善、美，那么作者在《人精》中则以幽默诙谐、简约流畅的叙述风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头脑灵活、狡黠精明而又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的人精赖四。《人精》是他从观念的改变上构架了再现生活的小说文本。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家皮埃尔·马歇雷曾说：“小说就是对观念矛盾的想象性解决。”人精赖四作为转型期精英一族的代表，是时势造英雄的产物。以他为代表的这个阶层的出现必然会对原有的道德观念形成冲击，也相应在客观上要求包括作家在内的思想理论界作出新的概括和阐释。李先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迁的客观需要，坦言要“为社会新阶层人士画像”。于是，他依据小说叙事的可能和虚构的特性从解决观念性问题入手，遵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规律，截取了赖四生存发展的典型片段，在文化切入文本、虚拟铺陈情节、语言塑造精神中摆脱传统的惯性定势，突破既有模式的束缚，打造出个性突出而又色调复杂的人精赖四。这种来自生活真谛的先验创设，与其说是人物构成模本的规范，不如说是作者内心文化图景诠释社会和人生、改写命运轨迹的形式符号，反映了李先生强烈的主体意识，是观念革命带来的审美创造，凸现出文学实践对社会生活反映、干预、见证的前瞻性。其实，以什么样的精神维度去设置和用什么境界去解决文本总体框架内敛与人物性格扩展间的矛盾，历来关乎作者思考的深度、视觉的开阔度和创造性的大小。李先生能够在《人精》中实现生活逻辑和人文精神的一脉相承，在于他鲜活、独到的见解超越了文本本身和对观念矛盾的想象性解决。
《人精》这个有着强烈地域特色和蕴涵现代理念的小说文本，是李先生关注底层、探询存在而讲述的属于自己的“这一个”故事。尽管关于小说的时尚说法是“故事已经讲完”，似乎在讲述故事层面已不再可能有更为丰富多彩的表达，面对日常生活的经验故事，作家似乎无话可说，所有的情感和价值表达好像都只有归结为“零度创作”才显得更贴近艺术。而事实上，这些时髦的创作理念，丝毫都没有影响到李先生在叙事伦理的超越中搜寻、挖掘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他一如既往、兴致盎然地讲述着风趣、诱人、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人精》中，他把赖四行为的异端置于故事的想象中，使世界本就如此的这般模样集中形成矛盾发展的激烈冲突。特别使作品中主人公“与桂儿私奔”的心计、“私刻公章”的妄为、“诱民上访”的计谋、“逃税坐牢”的无奈、“避债造墓”的决绝等展露无遗，精到、传神、生动、感人，深刻、准确地刻画了文学人物赖四的鲜明形象，表现出社会对人性张扬和扭曲的外力作用。使我们看到赖四这个仗义、大度、豪爽、率真之人，既有不顾廉耻的举止，又有台前人后顾及面子的虚伪；既精明强干有计谋而又时常为女色所迷惑。他那可爱、可笑、真切、实在、心地善良、思维奇特的泼皮无赖的个性特征活灵活现、跃然于纸。此外，李先生对官场规则、商场争斗、乡间民俗、都市风情、怨妇心态、靓女做派、婚姻纠葛等世相百态的生动呈现，以及对曲艺、茶道、酒文化的精致雅道都作了细微的描写，增强了作品地域文化的特色内涵，拓展了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空间，起到了画龙点睛、丰富情节、舒缓节奏的作用，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性、可读性和时代感。仅靠主要人物的事业和情感主线便完整地支撑、演绎出一个描摹斑斓社会和五彩人生的长篇小说，尤其显示了他提炼、虚构、再现生活的创作能力。
无疑，艺术表现形式对小说创作是十分重要的，但人文思想、伦理精神、人伦道德更是小说的灵魂，如果缺失伦理诉求，一味地追逐形式，对人性评骘标准淡化并漠然处之，那么，思想、审美与作家的心灵相通和情感交融的展现都将大打折扣，作品也将失去应有的深厚价值。对于《人精》中编织的故事，李先生拒绝人性恶的泛滥，排斥物欲横流对精神的践踏，阻隔生命运行与低俗靠拢，在矛盾冲突中凸现人物复杂命运与社会的息息相关。既写出了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势，又展示各阶层间的不平衡以及各种对立关系的精神实质，还嘲弄和鞭挞了社会的丑恶现象，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人性的本真、命运的本相和蕴涵其中的文化的本来面目，体味李先生意图表现赖四在夹缝中求生存、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的良苦用心。可以说，赖四的精明、幽默成就了《人精》的机警语言，赖四的顽强拼搏使他自己的人生有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并令人在绝望中看到了新的生存希望。这虽然是个人的命运，但也预示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这种由人物的命运牵引着作者向前走的文学实践，已经明显与李先生最初的文学认识相去甚远。
《人精》叙事的成功在于既没有为说教付出僵化、生硬地图解现实生活的代价，又拒绝为纯艺术而淡化人文精神；既没有完全照搬生活而流于肤浅，也没有故弄玄虚而使意义成为艺术的附庸，而是高度重视叙事伦理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始终如一地把观念矛盾的设置纳入赖四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联结中，利用赖四的多重性格去完成事物内在矛盾的外部转化，使观念矛盾的想象性解决的基调和目的，落实在赖四行为荒谬、人格缺失与现实的冲突上，落实在叙事虽然平易，但语言从容幽默、语调轻松自如的差异上，实现情节与线索的交织发展最大限度地吻合生活的逻辑，从而在剥离虚妄和思想尖锐的基础上解决想象性矛盾，恰如其分地使作者“为社会新阶层画像”的初衷，在匠心独运的艺术层面引人入胜并引起共鸣。
其实，人最初只能是物质的人，但最终更是精神的人，很多境遇下，更为强烈的精神追求都是人类之共需。因而，李先生在表现赖四坐监时不惜笔墨，突出文化作用于人的不可替代性。那些缺乏教养、没有理想、志向低下的赖四的狱友，本应漠视文化、蔑视文明的，但事实上他们同样难以忍受精神荒漠和文化匮乏。这种表达把精神指向的文化必要性推向极致，也提升了灵魂救赎的阈值。对此，赖四当然也无例外，当他为避债而躲藏于蔬菜大棚内，闭门思过并阅读了大量的书本后，他的境界也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知识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汲取教训、改邪归正，决心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大圆满的结局，预示赖四的事业走向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轨道，使复杂的人性从恶的自私、庸俗、猥琐的沉闷和压抑中解放出善良、萌发出良知，而且，在表现赖四找回自尊、自信的同时，让人们洋溢在仁义、善良的博爱、公道和真情中。这表现出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和作家对人生的诗意祈祷，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及高雅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价值取向。
由于《人精》成功塑造了新时期一个新阶层人士的鲜活艺术形象，所以，“人精赖四”显现出更为贴近时代的传奇色彩，显得更有个性和更富有杂色，且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跌宕起伏，很有戏剧性。更重要的是，只有有了“我认为万元户不是企业家，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不是企业家，只算是有钱人，只有他们的道德和精神得到升华，才能被称为新时期的农民企业家”的这种敏锐，才使得李先生能够深刻认识和着力表现这个人物，并赋予赖四时代特色和人性的复杂特征。正如李先生所言：“赖四这个人物是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农民企业家，他的成长太有代表性了，太有传奇色彩了，这批人物大浪淘沙到今已所剩无几，这里边太有值得研究的东西。”《人精》之所以引起大众的强烈共鸣，更在于李先生所选择的人物“太有代表性”和“太有传奇色彩了”。还因为李先生“采访过赖四的人物原型”，由于准备充分、构思很快，故能够“利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写出来”。可见，生活这个活水源头对于创作的必要性。而且小说出版发行后引起广泛关注，很多作家、评论家纷纷鼓动他改编成电视剧。对此，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与作家马本德、刘正义两位先生合作，对长篇小说《人精》进行电视剧改编并最终付诸拍摄。由此，一部由南阳人写南阳事在南阳拍摄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小鼓大戏》，才得以在中央台与全国亿万观众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