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44年4月,土耳其才在美英的再三敦促下,同意不再向德国提供战略物资。6月23日,美英又出面要求土耳其完全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土耳其拖延至8月2日才宣布和德国断交。随后又在美英两国的共同压力下,土耳其在1945年1月6日和日本断交。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当然已不再讨论什么土耳其的参战问题了,三大国只得退而求其次,宣告如果在2月底前土耳其能向德宣战,那么仍将允许土耳其参加战后的和平安排,按照丘吉尔的说法,就是“给土耳其人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于是土耳其才在2月23日匆匆向轴心国宣战,此时离开欧战结束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土耳其事实上已无事可干了!
土耳其在二战中虽名曰“中立国”,但却一直表现出强烈的亲德倾向,使苏联一向感到十分恼火。苏德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曾公开号召苏联境内的穆斯林起来反叛,并曾不止一次地为德军在战争初期所取得的胜利喝彩叫好。1941年10月9日,土耳其和德国签订协议,规定德国向土耳其提供各种军备物资,而土耳其则向前者供应重要战略物资。到1944年2月底,土耳其共向德国出售了6.2万吨的铬和其他重要矿产。此外土耳其还多次听任德国军舰进出黑海海峡,炮轰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苏军要塞,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
黑海海峡是苏联进出地中海的必由之路,是这个大陆国家走向海洋的一条生命线。为争夺黑海海峡,俄罗斯曾不惜一切,大打出手,在19世纪多次在海峡地区占有优势。十月革命后苏联因国力一度衰微,无法和西方大国相抗争,以致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使它完全失去对黑海海峡的控制权。此后苏联政府一直努力寻求各种机会来改变这种状况。
1939年,土耳其外长萨拉若卢访苏时,莫洛托夫曾提出立即封闭黑海海峡的要求,遭到土方的拒绝。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德时又曾表示愿意和土耳其达成某种协议,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取道黑海海峡来进攻苏联,希望德国能利用自己的地位,从中进行斡旋,但亦未有回应。
随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和英国的结盟,十分了解苏联有“黑海海峡情结”的丘吉尔在1943年底举行的德黑兰三大国首脑会议上便主动表示如果土耳其再不参战,那么就可重新考虑黑海海峡今后的地位问题。1944年秋,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对斯大林希望修订蒙特勒公约的要求表示完全理解。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的三大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已无法再忍受土耳其一国单独控制黑海咽喉的局面,应立即修订蒙特勒公约,要求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专门来研究黑海海峡问题,美英对此表示赞同。
1945年春,欧战结束在即,苏联的国威与日俱增,苏联政府认为解决黑海海峡的时机已到,于3月19日在发给土耳其的照会中称,应修改即将到期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6月7日,苏联方面通知土耳其政府,如缔结一项新条约,土耳其应将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地归还给苏联,并允许苏联在黑海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在此后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虽然仍表示赞同修订蒙特勒公约,但却坚决反对苏联得以在黑海海峡地区设置军事基地,两人发生激烈争执。最后在会议议定书中指出:“在蒙特勒签订的关于海峡的公约已不适合目前状况,应予修改”,此后该问题“应由三国政府各自与土耳其政府直接谈判”。
1945年11月2日,美国向土耳其发出有关黑海海峡问题的照会,建议海峡主权属于土耳其,同时修改蒙特勒公约,使海峡国家在该地区居于优势地位,11月21日,英国表示支持美国的建议。随着土苏关系的进一步紧张,1946年3月,美国派遣以“密苏里号”主力舰在内的特遣船队以运送土耳其驻美大使遗体为名驶往地中海,并示威性地停泊在伊斯坦布尔,以“支持土耳其抵抗苏联势力的渗透”,1946年8月8日,苏联向土耳其发出照会,要求由苏土两国对黑海海峡实行共管,随后土耳其在美英的支持下拒绝了苏联有关苏、土两国共管海峡的建议,其理由是苏、土两国无权决定海峡的管理问题。于是同年夏秋之交,在苏土边境出现了空前紧张的形势,双方都在那里集中大批军队,并举行军事演习,与此同时美英军舰也赶往地中海对土耳其表示声援。以后海峡问题虽不了了之,但对冷战的爆发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希腊内战的爆发
希腊败降后,全境由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分割占领。国王乔治二世率流亡政府,先栖身于伦敦,后又迁往开罗。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随即开展抵抗运动,希腊共产党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41年9月,希共联合农民党、统一社会党、共和党等左翼政党共同组成民族解放阵线。翌年4月,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又成立了全国人民解放军,开展反占领的斗争。
除希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外,其他抵抗组织尚有“希腊全国民主联盟”、“泛希腊解放组织”、“民族社会解放组织”等,但实力均远低于全国人民解放军。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全国人民解放军从敌人手中缴获大批武器,战斗力大为增长。1944年3月,希共宣布建立旨在最终组成一个民族大团结政府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
英国政府对希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抱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其幕后的操纵下,1944年5月,希腊解放区各党派、各组织和流亡政府的代表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开会,并签署《黎巴嫩宪章》,规定所有游击队均应“遵照唯一的希腊政府的命令进行统编和训练”。8月,民族解放阵线派5名代表参加由伦敦流亡政府改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而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则自行解散。9月,英国政府又策划制订《卡塞塔协定》,规定所有在希腊境内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
1944年秋,随着德军的撤退,英军护送希腊流亡政府重返雅典,此举受到了苏联方面的赞同,在9月23日递交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中称:苏联政府对“派遣英军前往希腊并无异议,也无意派苏军去那个国家”。
12月1日,英军司令部要求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2月10日前解散,遭到民族解放阵线的激烈反对,导致流血冲突四起。由于英军不断增兵和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全国人民解放军只得在1945年2月12日签署了《瓦尔基扎协定》后宣布解散。希腊人民就这样丧失了多年斗争的果实。
1946年3月,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动起义,重新开始斗争。
此后人民武装的力量不断壮大,到该年年底组成希腊民主军,官兵近万人,控制了近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西北地区,内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六、杜鲁门主义的出笼
希腊内战的再起使英国统治集团顿时手忙脚乱,陷入一片惊慌之中。
1946年9月,英国驻希大使诺尔顿便断言,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那么希腊政府就会在游击队的打击下垮台,希腊便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土耳其也势必会受到威胁。英军总参谋长蒙哥马利在同年12月去希腊访问后更警告说,如果希腊政府军不能在明春打败游击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希腊的结束”。
希腊事态的发展也早就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还在1945年秋,杜鲁门便授权国务院和英国商谈关于在经济上援助希腊的问题。
1946年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便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达成以下共识,即“关键是不能让共产党人在希腊夺取政权,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同年夏末,贝尔纳斯又和英国方面商定:“今后英国负责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而美国则将提供经济援助。”在随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国务卿已开始考虑如何在希腊承担起某种责任。紧接着,五角大楼和国务院近东非洲司的官员便奉命研究一些援助希腊的具体问题。10月中旬,近东非洲司司长亨德森明确向希腊驻美大使表示:“希腊的领土完整是美国地中海政策的一个基本点。”同时,他又提出一份备忘录,断言希腊和土耳其都是抵抗苏联侵略的屏障,应阻止苏联独霸东地中海,为此必须全力援助希腊,这份备忘录得到了贝尔纳斯的认可。
1947年2月20日,美国政府接到驻希使馆的报告说:“希腊正处在慌乱时刻,几星期内就有在经济上、精神上和军事上全面崩溃的危险,假如它崩溃了,武装的共产党人就会进行接管。”亨德森据此又提出一个备忘录,敦促政府向希腊提供大量的援助。2月21日,英国驻美大使正式通知美国政府,英方已无力再单独承担起对希腊的援助,请美国自4月1日起便把这副担子接过去,同时还希望美国能对土耳其提供援助。
美国政府在接到英国方面的上述通知后,立即进行研究,寻求对策。在2月27日举行的和国会两党领袖的会谈中,副国务卿艾奇逊慷慨陈词,强调苏联正野心勃勃地希图统治全世界,目前共产党人正全力扑向希腊,除非希腊得到大量的外来援助,否则必然会落入共产党之手,而英国由于财政窘迫,已无法继续对希腊提供援助,在此情况下,美国应义不容辞地挑起这副重担。艾奇逊的这番发言得到了与会议员的赞同。
3月3日,希腊正式向美国申请援助。3月12日下午,杜鲁门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在支持各国自由人民的幌子下,要求国会授权,在至1943年6月截止的期间内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4月22日和5月8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有关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
(结束语)
冷战期间,美苏在欧洲展开激烈的角逐,其争夺的中心在德国。但德国并非冷战的肇始地,美苏在那里的冲突起自1946年4月美国停止从其占领区向苏联支付赔偿,而那时两家在巴尔干地区的矛盾早就显现出来了:
1945年5月,欧战尚未结束,的里雅斯特的冲突就已开始;1945年6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签订新的中立条约的条件;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围绕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执;1946年3月希腊内战重新爆发……正是希腊的内战和土苏因黑海海峡而引起的对峙才导致美国采取冷战的第一个有力回应——杜鲁门主义的出笼。由此可见,研究冷战史,尤其是早期的冷战史,巴尔干应时时刻刻在学者的视野之中。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2期
阿尔巴尼亚和苏南、苏中冲突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欧洲小国,面积仅2.8万平方公里,人口在20世纪50-60年代尚不足200万。然而由于它所占有的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当时在国际共运中所持的独特立场,对苏南冲突和苏中关系的恶化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至今面世的有关苏南冲突的原始资料几乎不提及阿尔巴尼亚,至于阿尔巴尼亚和苏中冲突则更少有人涉及。为此,作者想根据近年来所收集到的一些新资料,对此课题作一初步的探索,以供史学界的同仁们参考。
一、阿尔巴尼亚和苏南冲突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虽是近邻,两国有着共同的边界线,但由于在民族、宗教、语言诸方面都相距甚远,信仰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斯拉夫人对主要是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人素无好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却把他们推上了同一条历史发展的道路,继阿尔巴尼亚于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后,南斯拉夫也于1941年4月落入德、意的魔爪,此后两国都开展了反对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并且相互支持,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和其他东欧国家不一样,两国的共产党在斗争中都掌握有绝对的领导权,它们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尽管铁托在莫斯科成长,而霍查则在巴黎受教育,但这两位领导人最初却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
1945年4月,当欧战的炮火还在轰鸣时,南斯拉夫便率先承认由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阿临时政府。二战结束后,两国又迅速接近,建立起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的联系,政治上的交往尤为密切。
1946年6月,霍查第一次出国访问,便是造访贝尔格莱德,和铁托进行会晤。接着在7月9日,阿尔巴尼亚便和南斯拉夫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使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年11月27日,两国又签订《关于协调计划、撤销关税和统一币制的条约》,规定自1947年起取消两国间的关税,将进出口纳入统一的管理之下及统一南货币第纳尔和阿货币列克之间的汇率,同时还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协调两国的经济计划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至此阿南两国的经济已几乎融为一体,以致当时法国驻南大使梅南断言,阿尔巴尼亚事实上已成为南斯拉夫的一个附庸国。
此外,阿南两国还达成协议,由于阿尔巴尼亚国小民贫,没有充裕的财力在国外设置足够的外交机构,因此南斯拉夫有权在许多国家的首都代表阿尔巴尼亚。这样,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便取得了阿尔巴尼亚代理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