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学界颇为热闹：先是3月出版的《文艺研究》刊发了王彬彬教授的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引起学界哗然，出现了“挺汪”与“倒汪”两种对峙的声音。再是7月初方舟子连续在博客上撰文，指责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职业经历及专利等造假，激起轩然大波，后又牵涉到众多同获美国某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等。
这两位成为新闻热点，当然与其名人身份有关，他们均为各自领域的翘楚：汪晖是《读书》杂志前主编、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唐骏曾任微软（中国）公司、上海盛大网络总裁，著名的“打工皇帝”。所揭出的均为二者的“前科”：汪晖1988年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该著繁体本1990年在台湾出版，简体本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方舟子的资料来源为2008年中信出版社出版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牵涉的是唐骏1995年获得学位等事。
对于抄袭事件，汪晖长时间保持沉默。6月6日，《南方都市报》刊发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就此事件的访谈，他呼吁“尽速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符合上述原则的决定”。6月上旬九十多名海外学者联合署名致信清华大学，称“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发表公开信》，63名学者联名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迅速履行职责。7月中旬，汪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发表在8月2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汪晖解释说：王文的指控计十条，“其中六条原著提供了注释”，“有两处原著提供注释，但重版时由于编辑分段，而将原注释与分段后的引文脱节，但注释仍然存在，属于技术性的失误。另外的例子则用完全不能成立的‘偷意’概念来指控，有很强的随意性”。对于学历造假，7月6日，唐骏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电话采访时，首度回应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曾获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授予的。方舟子质疑西太平洋大学是“野鸡大学”。7月8日，中信出版社声明，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说法编校时未按唐骏意思删除。在接受《名汇》杂志采访时，唐骏说，“我是个很真诚的人”，“如果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那就是一种能力，是成功的标志”。此说引起读者不满。
“抄袭门”、“学历门”与舆论监督、判定机制我们将“抄袭门”和“学历门”这两件似乎毫无关系的事件放在一起，是因为涉及的人物均为名人，学位、学历都与学术有关，揭露指控都涉及学术造假。名人有各自的“粉丝”，揭露者王彬彬、方舟子都因此遭到反驳，甚至有网民挑剔王彬彬的博士论文，网上有“谁质疑唐骏谁就是刁民”之说，甚至曝方舟子敲诈得手1000万元的“信息”。我们赞赏王彬彬、方舟子敢于揭露学术造假之举，做学术之林的啄木鸟、学术大道的清道夫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也提倡揭露学术造假应该尊重客观事实，有真凭实据，既不夸大，也不掩饰。“抄袭门”、“学历门”事件发生后，其实已形成了一种反对学术抄袭制止学历造假的公共舆论：王彬彬意在“能够让学术界有一点廉耻感，遵守基本的职业规范”，“抄袭门”事件对于学界是一种警醒；“学历门”事件后，网页上唐骏的履历资料被修正，上百位名人的词条有不同程度的更新，涉及的都是学历、履历等信息。网民们还揭露了明星们的假学历。
近年来，学术界抄袭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一再披露于媒体和网络，其中不乏位高权重者：仅2009年就有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黄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上海大学博导陈湛匀、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等，虽然有的论文为导师署名在学生抄袭的论文上，但是其中存在着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连这些学术权威都不注重学术规范，学生们的论文抄袭就不足挂齿了。中国政法大学检查了2006年至2008年三年中3836篇研究生学位论文，查出有抄袭行为的有240篇，占6.25%。方舟子透露在其十年的学术打假中，学术学历造假的事件超过千起，平均每年100例，院士以上学历有问题的也不鲜见，而所涉及的不乏职场精英、商业政要、学术界领导。倘若没有人打假，任其自由发展与蔓延，中国学术界将会酿成怎样的困境？倘若缺乏公众舆论的监督，任抄袭者造假者逍遥得意，对中国知识界将形成怎样的影响？
笔者不赞成将“抄袭门”和“学历门”事件无限扩大化，或仅看作个人恩怨，或视为学派之争，甚至诱导诸多不知情的外国学者参与，将其扩大成为国际性事件，甚至形成某些力量对于某学者打击压制的错觉，降低中国学界在国际的声誉和影响。2009年出现的抄袭造假事件大多得到了处理，无论被取消学位、撤职查办，还是定为过度引用、公开道歉，有关学术机构、组织机构对于事件进行了及时的处理，维护了学术的公正性与严肃性。
笔者不想在此文中判定“抄袭门”中汪晖是否抄袭、“学历门”中唐骏是否造假，但“抄袭门”无论是“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还是认为批评“有点夸张”、“有些地方引出来的文字，看上去确有根据”，是“硬伤”；“学历门”无论是提出唐骏是靠自己的实力获得成功的、“勿以‘学历’论英雄”，还是提出“不能只问成败不问是非”，都可见出“抄袭门”、“学历门”本身多多少少是有些问题的。无论是软肋，还是硬伤，无论是失范，还是失误，人们并非完全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应该请有资质的有关学术机构、组织机构判定。笔者赞同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先生谈到“抄袭门”时的态度，“虽然事过二十年，讨论这类问题对于纯洁中国学风有好处与必要性”。
通过“抄袭门”、“学历门”事件，我们是否可以思考如下问题：一、必须加强对于学术规范的教育，加大对于学术不轨的打击力度。在美国，高中生已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在哈佛大学，引文必须注明出处，抄一句话都是抄，一旦发现马上就开除学籍。英国大学规定发现学生考试作弊或者作业抄袭，马上开除学籍，并根据情况的严重性决定是否告上法庭。英美国家每个人都有社会保险号，如在学术上失信，将危及银行信用、个人贷款、应聘工作等，还有社会舆论的道德压力，后果严重的甚至贻害终生。笔者以“代写论文”一词上网搜索，Google有662000条，百度有12500000条，可见“代写论文”有着很大的市场。层出不穷的抄袭与造假事件已成为学术界的公害，加强学术规范教育，加大对于学术不轨的打击力度，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二、必须注重正常的学术批评论争，形成强大的公共舆论监督氛围。在“抄袭门”、“学历门”事件中，出现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漫骂式的话语、挑衅式的指责、无中生有的捏造等，也常见诸网站；江湖意气、无事生非、人身攻击等，也常见诸论争。学术批评论争应该遵守基本规范，用讲事实摆道理客观冷静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学者，还是媒体，都不应为夺人眼球而一味夸大、故意炒作，也不能因为人多势众掌握了话语权而围攻封杀。在正常的学术批评论争中，形成强大的公共舆论监督氛围，打击方鸿渐这样的学历造假不学无术者，净化学术界的空气与环境。
三、必须科学妥善处理学术的不轨，建构合理合法的判定机制程序。学术不轨的处理大概有三种方式：一走法律程序，二走行政程序，三走舆论程序。法律程序由法院判定，行政程序由单位判定，舆论程序由公众或媒体判定。是否可以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方式，制定《学术不轨处理条例》，设立学术规范处理办公室。凡出现此类现象，不能判定的交由有学术声望的学者、干部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调查处理，并将调查过程、处理结果公布于众。本着对每一位当事人负责，维护学术的尊严的原则，深入调查、认真研究、澄清事实，根据学术不轨的轻重，根据发生的背景与原委，给出不同的处理结果。在科学妥善处理学术不轨过程中，逐渐建构起合理合法的判定机制程序。
其实，“抄袭门”、“学历门”事件也告诫着我们学界中的每一个人，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必须注重学术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