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区妇联经常要到街道、居委会做工作，主要配合其他职能部门做妇女工作。1950年妇联就建立了，听说在我来之前，妇联的同志曾组织妇女支援抗美援朝，比如访问解放军家属，动员妇女做军鞋，等等，做了不少工作。我刚到妇联时，记得曾配合公安局一起搞过禁毒工作，有些吸毒的人被关进去了，我们要去做家属的工作。1953年搞新婚姻法宣传月活动，我们在药水弄宣传一夫一妻制。那里是棚户区，穷人家不会有两个老婆的，但其他街道做老板的人多，家里往往会有两个以上的大小老婆，有的小老婆会主动离开，但那些女人年龄都不小了，如果不肯离婚，我们也不会强迫的。1955、1956年，我们配合做第一批服兵役的工作。报名的青年很多，但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审查很严，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成分都要很好，甚至要查上面好几代人，这些也需要我们配合。
解放以前妇女地位很低，不要说社会地位，就是在家里也不平等。男的在外面工作，回到家里就摆出傲慢的样子；女人只能在家里做做家务，只好在男人面前低三下四的。解放初里弄办起妇女识字班，然后号召家庭妇女都出来工作，在经济独立方面我自己就深有体会，所以很容易就开展工作了。里弄里办起加工组，很多妇女都来报名参加工作。以前许多女同志一直依靠丈夫，工作以后有了收入，感到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提高了，也亲身体会到男女平等，因此她们都很开心，我们也为她们开心。1958年进一步号召解放妇女劳动力，记得曾动员妇女造长风公园，挖出人工湖，开湖挖出来的泥土就堆成假山，现在长风公园里最美的湖和假山，都是当年我们妇女亲手造的。后来造通往安亭的铁路，也动员了很多妇女去帮忙。
区妇联的编制很少，只要六七个人。1959年2月，我被调到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一开始主要负责做妇女儿童工作。曹杨新村下面有八个分村，区教育局在每个分村都办起小学和幼儿园，但那时还没有托儿所。于是，我们街道和有关方面协作，开始在每个分村办托儿所。比如曹杨二村的居民大多是国棉六厂的工人，那里的托儿所就由国棉六厂出房子、出资金，而我们街道和他们厂工会一起创办。托儿所的老师大多由工人家属担任，我们把公办幼儿园的老师请来，给她们做培训。盖被一般由小朋友家里带来，而托儿所要准备好垫被。当时工厂提供很多布，我用尺量好布，按需要分给各个托儿所，然后由托儿所老师自己做小朋友的垫被。后来上面收到举报，说有人贪污，还派人下来查，他们拿把尺量被子或布，没想到还真查出来，居然有人偷偷把布带回家。当时托儿所都是民办的，后来才逐渐被公办托儿所取代。这以后一段时间，我主要做接待外宾的工作，没有外宾的时候，我就负责内勤和出纳。
1966年，毛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不久刘少奇被打倒了，刘少奇的名字还写成“刘少狗”。后来外地的红卫兵都到上海来串联，学校搞得一塌糊涂，教室的玻璃都被砸得粉粉碎，没一个教室是好的。铁道学院的院长住我们楼里。有一天，一帮学生拿着很长的木棒聚在楼底下，先“哇啦哇啦”喊口号，大叫：“某某某滚出来！”他下去以后，又用木棒打他，头也被打破了。我的入党介绍人王梅椿原是普陀区妇联副主任，后调到曹杨四中做校长，“文革”时被中学生打得脸都发紫了。上海市妇联主任赵先赵先，江苏溧阳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部科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妇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妇联主任等职。，因为她丈夫王尧山曾和潘汉年潘汉年（1906—1977），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为党在白区的重要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55年以“内奸”罪名蒙冤入狱，1977年病逝。一起工作过，就被弄到中学里去批斗，听说造反派不许她穿鞋子，让她赤着脚，当时被打得头都肿起来了。我家所住的大楼有八层，算是普陀区少见的高楼，当时还有人特地跑到我们大楼跳楼自杀。大楼后面有条铁路，那时在那儿卧轨的人也不少，真是太惨了。我在曹杨街道工作，街道就一个保险箱，里面放着党委的图章，造反派大闹时，要我把图章交给他们。我说：“街道等于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图章怎么能随便给人呢？我要负责的。”我坚决不给，他们也就算了。外地来的红卫兵最凶，他们要到里弄去抄家，我们不让去，总算没闹出什么大事。
文革前柯庆施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我爱人被调到上海市委办公厅一室任副主任。“文革”一爆发，人人要过关，尤其当初地下党的人，吃了不少苦头。他当初在工厂做地下工作时发展了很多党员，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其中一个工友叫林福大，他在抗日战争时还吃过苦头，但他的兄弟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解放前夕，这个兵工厂的人都逃到台湾去了，林福大的兄弟也跟着走了。“文革”时造反派会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全部牵起来，然后随便说人家是叛徒、特务。当时说林福大的兄弟去了台湾，那么林福大就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然后对我爱人说：“既然你发展的人是潜伏特务，那么你也是潜伏特务。”于是，他们一个个去调查他发展的地下党，说他们都有问题。解放前地下党曾派他打进国民党的伪工委了解情况，到“文革”时这也成为罪状之一。造反派总是逼他交代，天天叫他写，写出来又不相信，总说他不老实，他不肯胡编乱造，又怎么写得出来？ 1968年5月23日早上，我先去上班，平常我们俩都骑自行车上班，我临走前还把他的脚踏车搬到外面。他担心地说：“他们有得搞了，说不定会把我关起来。”我劝慰说：“你不要太担心，要关也不会关你一个人，到时看情况再说，现在担心也没用。” 小女儿那天在家，事后告诉我，那天她看到爸爸离开家，还问爸爸怎么脚踏车不骑了。他回答说看样子要下雨了。大家都以为他去上班了，万万没想到，他跑到嘉定老家，跳进长浜河自杀了，走时一个字都没留下，我们直到27号才知道。一方面的确因为造反派逼得紧，但也因为他从小到大一帆风顺，小时候就蛮骄傲的，那时被太公骂一句，他可以哭半天，所以“文革”时被这样搞，他特别受不了，一下想不通就走了绝路。刚知道消息的时候，我特别难过，因为没想到他会那么想不通！
1968年下半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在崇明西北角的红星农场。后来组织上考虑到我有四个孩子，家里也没人照顾，大概半年以后，又把我调回上海。我先到纺织局属下第二纺织公司的第四织布厂劳动。那时正是最热的时候，当时叫“战高温”，时隔多年，我又再次成为布机间的挡车女工。我在这个工厂当了两三年的工人，1972年，才调回机关，组织上考虑： 如果仍让我留在曹杨街道，造反派时常会过来捣乱，这样对我不好，就把我调到普陀区东新村街道。
东新村街道苏北人比较多，都是解放前逃难来上海的。1976年，我在东兴街道时曾参与处理过虐待妇女的案件。先是有居民来反映，解放那么多年了竟然还有人长期虐待妇女，有个叫彭大美的男人一直虐待老婆。我先去了解情况。三年困难时期以后，食品很紧张，买东西都要凭票，米定量供应，每个人只能分到几两油。彭大美的老婆没工作，五十多岁了，而彭大美不肯养女人，把分给全家的食品都一个人独吞，甚至不给钱让她看病。他老婆没有东西吃，只好出来帮里弄里的一些双职工倒倒马桶，收点小钱来养活自己，而他不许她出来做小工，稍不如意还要打，打得她身上都是淤青块。十几年来，他一直这样虐待老婆，好像就想把她弄死才罢休，而老太婆居然还不肯离婚。我将这些情况写下来，然后找法院的同志出面解决。法院的孙培芝同志和民警方庆舟一起去调查，发现这个人在外面和很多女人关系不正常，他们又到厂里搜查他的箱子，发现他搞腐化的证据，后来就把他抓起来判了刑，送进监狱改造。这件事情解决之后，邻居们都为我们叫好。1978年初，我被调到市妇联工作。
我生了四个小孩，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爱人走时，大女儿在市重点上海中学读书，小女儿在区重点晋元中学读书，大儿子念初中，小儿子小学快毕业了。原来在家里都是爸爸管他们学习，所以几个小孩读书都很好。他是处级干部，每月工资有一百三十五块，而我每个月只有六十五块，他一走，家里经济就紧张了，当时也没办法，先把过去几年的积蓄拿出来用。后来两个大的孩子都去上山下乡。大女儿到安徽淮北，那里非常穷，一天的工分只有一角八分，那里没有白米，她们就一直吃山芋和玉米，做好的窝窝头，冷了就像石头一样硬，咬也咬不动。她一年回来一次，每次我都要想办法给她带点吃的东西走。大儿子被分到黑龙江的嫩江，听说坐火车到三棵树站下车，他在当地农场工作，一个月发二十几块工资，平时还有点零钱用用，可他还不舍得用，总要留着带回来给我。老三、老四中学毕业以后，都分进很差的工厂，小儿子被分到吉普车厂，小女儿被分到纺织局下属的一个小厂。
孩子们还是蛮争气的。老大在安徽劳动几年以后，当地卫生学校招生，有机会进了卫校，她很要求上进，在卫校时就入了党，毕业后先在安徽当地的人民医院做护士。后来她自己想办法调到无锡的一个医院。现在她已当上护士长，她们全家都在无锡。改革开放以后，大儿子考上大学，毕业以后在华东理工大学教英语。老三小时候读书也很好，后来没机会读书，当了工人，现在也退休了。他把女儿培养得很好，她考进曹杨二中，高二时去美国一年，回来就考上复旦日语系，毕业后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后来又被单位派到日本进修两年。小女儿工作生活也很不错。有时我也会和孙辈说说过去的事： 你们外公（爷爷）小时候没有爹娘，全靠太公、太婆、叔叔、婶婶供他读书，他很争气，书读得多好！有时也会把爱人小时候得的奖章拿给他们看。
老头走后，我家只有两间房间。80年代两个儿子都要结婚了，我把两间房让出来，那时租不到房子，也买不起房子，没地方住，我就在单位的值班室搭个铺，一直住了三个多月。后来要好的同事说：“你把四个小孩都拉扯大了，现在他们都毕业、工作、结婚了，也该关心一下自己了。”然后为我介绍了一位老干部，我们相处得不错，就组建了新的家庭。他把自己原有的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交给我们单位，我们单位分给我这套二十多平方米的小房，我们就住到现在，以后就很安定了。1986年3月，我从市妇联退休。退休以后生活一直很充实，我在东兴街道做了五年卫生执勤队队长，又在长风街道做了三年老人的工作，主要负责老人的体育锻炼，一年两次还带他们出去比赛。现在我八十多岁了，前两年还担任里弄的楼组长，2010年开世博会，每周还去值两次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