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呢？有位大学生主张抄近路，把我们送到布特尔基，那儿总是可以雇到马车。大伙儿陪我们一起走。近路往往是漫长的，不得不走过雪堆，陷入雪中。大家说笑着，可我想到我那可怜的丈夫一定急坏了，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过了差不多一个钟点，我们终于到了布特尔基，找马车又花了不少时间。直至六点半，我和弟弟才来到久索旅馆。天差不多黑了。我奔进前厅，问看门人：老爷可在旅馆里？
“他老人家在十字路口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不知多少次探问您回来了没有，”看门人回答。
我跑出来，看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真的站在拐角上，留心地察看着行人。我瞅了他一眼，大吃一惊，他的脸色十分苍白，神情异常激动。
“费佳，亲爱的，我回来了，我们回去吧，”我走到他跟前，说道。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见到我欣喜万分，使劲抓住我的手，仿佛他已经失去再看到我的希望。我带他到大门口，把我的弟弟介绍给他。说实话，我很担心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会把他的怒气发泄在无辜的万尼亚身上，从而我的梦想——希望他喜欢我的弟弟——就会破灭。幸而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我的丈夫对他很是友善。
大家十分愉快地吃了晚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详细询问所有的情况，于是我便用幽默的口吻向他描述了我们碰到的意外事故。由于时间已晚，弟弟吃完饭就走了，我和丈夫俩度过了一个迷人的夜晚，就像我们婚前所经历的那种美妙的夜晚。我淘气地问道：“嗳，老实告诉我，你大概以为我今天跟什么人逃跑了吧？”
“嘿，亏你想得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可是他的眼睛却负疚地朝我望了望，于是我明白，我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
七莫斯科印象
我愉快地回忆起我们逗留在莫斯科的其他的日子。每天早晨，我们都去参观这个城市的名胜古迹：克里姆林大教堂，宫殿，兵器陈列馆，罗曼诺夫家族的府邸。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带到[拉札列夫]墓地，他的母亲——玛丽雅·费奥多罗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就葬在这儿，他始终怀着深情追念着她。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还在教堂里碰到神甫，他在她的坟上作了祭祷。我们又到沃罗比约夫山上去观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生在莫斯科，是个出色的导游，他告诉我许多有关首都的有趣特点。
我们参观以后觉得又累又饿，通常到捷斯托夫去吃点东西。我丈夫喜欢俄罗斯菜点，特地为我这个彼得堡居民点了当地的小吃，像莫斯科肉杂拌汤、露馅大馅饼、烤饼等；同时，装出对我这个年轻人的胃口感到吃惊的样子。接着，我们便回家，休息以后则上伊万诺夫家去吃晚饭。在他们家，为了避免他们的妒意发作，我不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离开我一步，在他的帮助下，我和维拉·米哈伊洛芙娜、索涅奇卡和其他年轻人相处得很好。我和狡黠的玛丽娅·谢尔盖耶芙娜也交上了朋友。她们都十分详细地告诉我，她们怎么会没有跟我见过面就厌恶我，又打算用办法惹恼我这个根本不受欢迎的新亲戚，使我失去自制力而冒起火来。快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回家，两点钟左右才躺下睡觉，在此以前，互相交换在这欢乐的一天里的印象。在彼得堡的最后几天里，我觉得和丈夫有些疏远，到了莫斯科，这种感觉完全消失了，我变得像在做未婚妻的时候那样愉快活泼、兴致勃勃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明确地说，他在这儿找到了在彼得堡失去的那个“过去的安尼娅”。直到现在，我才完全意识到，如果在我们之间没有我丈夫那一边的几个亲戚从中作梗，那么，我们的夫妇生活会多么幸福。对莫斯科之行的回忆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以后，每当我来到莫斯科，我总是觉得在这儿比在任何地方都幸福、安宁和称心。
《俄国导报》编辑部同意再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预支一千卢布。这事情是在星期五决定的，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回彼得堡。我记得，我们的火车不知为什么在克林停了整整一小时。晚上七点钟光景，在公用大厅里，为庆祝复活节前的星期六，举行了晚祷。大家手持点燃的蜡烛和柳枝站着。我们参加到正在祷告的人群中，我记得，我怎样站在亲爱的丈夫旁边，热烈地祈祷着，衷心感谢上帝赐给我幸福！这样的时刻是忘记不了的！
八动身出国
我们回到了彼得堡，那种使我十分厌烦的生活重新开始。吃午饭之前，我们的常客们来了。接着，其他的亲戚也陆续登门，他们从继子那儿知道我们将在星期日以前回家。“款待”亲戚们、给他们“解闷儿”的义务又落到了我的身上。这一次，我心甘情愿地履行我的义务，指望情况会迅速改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出去了，我为了避免麻烦起见，决定暂时不把我们准备出国的事告诉任何人。直到所有的亲戚（其中包括我的母亲）聚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才谈起这个问题。大家讲到，最近整整一星期来，气候极佳，就像春天一般。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应该利用晴朗的日子，找一个别墅，要不然，好房子都给别人租去了。她还说，她知道在佳尔列夫，帕夫洛夫斯克附近，有一所上好的别墅，里面有座大花园，房子很宽敞，除了我们以外，还能容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所有其他的成员。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生活在年轻人中间会感到高兴些，而我呢，这样吧，作些自我牺牲，来操持我们可爱的主妇不大在行的家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皱起眉头，这是因为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暗示我不会管理家务，也可能是因为她提到我在年轻人中间会感到高兴些。
“我们用不到找别墅了，”他宣布，“我和安尼娅就要出国去了。”
所有的亲戚把他的话当作玩笑，但是，当丈夫开始详细地叙述旅行计划时，他们就相信了，而且，显然感到不快，刹时间，大家都沉默了。我想使谈话活跃起来，便把伊万诺夫家的情况和我们在莫斯科的情况告诉他们，但是没有人接我的话茬。
咖啡端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大家那种沉默的抗议，心里有气，便走到书房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也跟了去，其他的亲戚走进客厅，饭厅里就只剩下我和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了。
“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您想出来的花招，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他气冲冲地开口说。
“什么花招？”
“您不明白？！我指的是这荒唐的出国旅行！可您的算盘打错了。我容许您去莫斯科，那只是因为爸爸要到那里去取钱。而到国外去旅行——这是您的任性的要求，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的。”
他的语调使我气愤，但是我不想争吵，而是用打趣的口吻说：“不过，说不定您会对我们大发慈悲吧？”
“这您可别指望！要知道，您这任性的要求是要花钱的，而钱不只您一个人需要，全家都需要：在我们家，钱是公有的……”
这些话竟出自一个什么都依赖仁慈的继父、自己连一个戈比都挣不到的人之口！我赶紧走掉，免得由于他那种放肆无礼的行为而把他大骂一顿。
过了半小时，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从书房里出来，看样子在生气。她吩咐女儿准备回家，和我告别时态度十分冷淡。在书房里，我丈夫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占据了她原来的位子，接着，其余的亲戚都来告别。大家走了以后，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去找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一开腔，照例是怒气冲冲，带着教训的口气，以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忍受不住，把他从书房里撵了出来，随后他便立即走掉，不知跑哪儿去了。
大家走散以后，我走进书房，看到丈夫又激动又愤懑。他说，所有的亲戚都反对我们出国旅行，如果我们真要走的话，那么，他们要求我们在走以前几个月，留出一部分钱给他们。
“要多少钱呢？”我问。
“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答应和孩子们谈一谈，明天给我回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
他的话使我惊慌不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从《俄国导报》预支到的一千卢布中，拿出两百卢布给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一百卢布给帕沙作为生活费，一百卢布给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一百卢布用作我们出国前的开支。这样一来，我们出国的费用就只剩下五百卢布了。我们考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国外休息一个月之后，将着手写《论别林斯基》一文。这篇文章估计至少有三四个印张，因而，不久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可以拿到三四百卢布的稿费，以供他的亲戚们度夏之需。我们打算8月初就回彼得堡了。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第二天早晨，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来了，她提出，需要五百卢布作为家用，两百卢布作为我们不在时继子的生活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试图说服她，要求她同意先收三百卢布（包括她的家庭开支和他的继子的生活费），其余的钱他过两个月再给，但是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不同意，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无力拒绝她：他哥哥死后，他始终关心哥哥一家的需求，习以为常，要他撒手不管已经不可能了。
白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碰到了新的不愉快的事：突然来了个年轻人——赖斯曼太太的儿子。这位太太持有几张司法机关命令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必须追缴为数近两千卢布欠款的执行票，由于我丈夫付给她高额利息，她没有来为难他。可现在她的儿子声明，他母亲要求偿还一张执行票中规定的五百卢布；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将诉诸民事执行吏，请求查封我们的家具。
这一出乎意料的要求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惊愕万分；但是，由于赖斯曼的坚持，他答应第二天偿还三百卢布。
在这一天里，收到亲戚们的几封信，信中表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共需给他们一千一百卢布，同时，还得偿还赖斯曼三百，而我们统共却只有一千卢布！
老实说，我对一向好说话的女债权人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有点蹊跷，但是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
夜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眼前需付的钱款计算了一下，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命运跟我过不去，我亲爱的安涅奇卡！你自己明白，如果我们现在——春天出国，就非得有两千卢布不行，可我们连一千也没有。如果我们留在俄国，那么，就可以用这点钱过两个月安静的生活，说不定还可以租到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介绍的那所别墅。我在那儿将着手工作，也许我们秋天又能拿到点钱，这样我们就可以到国外去住上两个月。但愿你能明白，我亲爱的，我们眼前不能成行，我感到多么遗憾！我多么想望这次旅行，我觉得我们俩是多么需要它啊！”
我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悒郁，就竭力隐藏自己的愁绪，提起精神说道：“好，安下心来，我亲爱的。等秋天再说吧！说不定到那时我们会交上好运哩！”
我害怕自己会放声大哭，使丈夫更加伤心，就推说头痛，赶紧走出书房。我心里难受极了。所有那些曾经无情地折磨我、在莫斯科之行中暂时消失的忧伤的念头和疑虑如今以加倍的力量重新向我袭来，我感到我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无法实现，几乎陷于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