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需要到国家银行办一件事。我担心丈夫寻找他要去的支行有困难，就提出，愿意陪他一起去。当我们乘车经过涅瓦大街的时候，看到人们聚集在报贩们身旁。我们叫马车停下，我挤过人群，买了一张刚出版的文告。这是《一八七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基什尼奥夫发布的关于俄国军队进入土耳其的诏书》。诏书的发布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现在宣战已是既成事实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读完了诏书，命令车夫将我们送到喀山大教堂。教堂里有不少人在喀山圣母的圣像前不断地祈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即隐没在人群中。我知道他在某些激动的时刻喜欢待在僻静处祈祷，不让别人看到，我就没有跟在他后面；过了半小时，我才在教堂的角落里找到他，他深深地沉浸在祈祷和感动的心境中，以致第一眼竟没有把我认出来。这一事件及其对他所热爱的祖国带来的重大后果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震动，关于去银行的事根本就不用提了。我丈夫把这份诏书归入自己的重要文件，它如今还保存在他的档案中。[13]
七一八七七年
1877年11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十分沉重：长时期受着疾病折磨的尼·阿·涅克拉索夫生命垂危。对我丈夫来说，涅克拉索夫是和他关于青年时代的回忆，关于他初入文学界的回忆联结在一起的。涅克拉索夫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才能的最初赏识者之一，并且帮助他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获得声望。固然，他们俩后来在政治信念方面产生了分歧，到了六十年代，在《当代》和《现代人》两杂志间曾进行过激烈的论战；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不记恨，而当涅克拉索夫要求他把他的长篇小说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时候，他就同意了，从而恢复了他对青年时代的朋友的友善态度。涅克拉索夫也给予他以真挚的回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得知涅克拉索夫病危后，就经常去探望他，嘘寒问暖。有时候，他请求不要为他去叫醒病人，而只要转达他的衷心问候。偶尔碰上涅克拉索夫精神比较好的时候，他便把自己最后写的一些诗歌读给我丈夫听，并且指着其中的一首诗——《不幸的人们》（名为“鼹鼠”）说：“这首诗写的就是您！”这使我丈夫十分感动。[14]总之，和涅克拉索夫的最后几次会面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5]，因此，当他于12月27日得知涅克拉索夫逝世之际，深感哀痛。这一天，他整夜朗读着已故诗人的诗歌，真诚地赞美其中的许多作品，认为它们是俄国诗歌中的真正杰作。我看到他异常激动，担心他的癫痫病会发作，于是就陪着丈夫在书房里坐到天亮，从他的叙述中，我了解到他们青年时代我所不知道的几件事。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参加了为涅克拉索夫举行的祭祷仪式，而且决定送死者的灵柩落葬。12月30日清晨，我们来到铸造街涅克拉索夫的住所——克拉耶夫斯基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新闻工作者，《祖国纪事》发行人（1839—1884）和《呼声报》发行人（1863—1884）。的房子里，在那儿碰到许多手持花圈的青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送灵柩至意大利街，但他没戴帽子在严寒中行走，我担心他会害病，就劝他回家，两小时后再到新圣母修道院去参加安魂弥撒。我们便这样做了，在中午到了修道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闷热的教堂中站了约莫半小时，决定到外面透透空气。奥·费·米勒奥列斯特·费奥多罗维奇·米勒（1838—1889），民俗学家，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思想观点接近斯拉夫派，1858年起任彼得堡大学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出来，三个人去寻找涅克拉索夫未来的墓地。墓地上寂静的气氛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内心感到安宁，他对我说：“在我死后，安尼娅，把我葬在这里或者另外什么地方，但是要记住，别把我葬在沃尔科夫公墓，在文人墓地。我不想躺在我的仇敌们中间，我一生受够了他们的气。”
我听了他打算死后葬在何处的话，心里十分难受；我就劝慰他，要他相信，他身体很健康，没理由想到死。为了要打消他的忧郁情绪，我就央求他在这世界上尽可能地活得长久些，同时向他描述我想象中关于他未来的葬礼的情景。
“好吧，你不愿意葬在沃尔科夫墓地，那我就把你葬在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墓地你所热爱的茹科夫斯基身边。不过你可千万别死！我会把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唱诗班请来，由一位，甚至两位主教主持弥撒。而且我要设法让整个彼得堡——六万至八万人，而不仅仅是这样一大群青年，给你送殡。花圈要多两倍。你瞧，我答应给你举行多么煊赫的葬礼，但是，那得有一个条件：你还要活许多许多年！要不然，我太惨了！”
我故意说出了言过其实的诺言，因为我知道，这会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丢开这会儿使他感到压抑的想法，而我果真达到了目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微笑着说：“好吧，好吧，我尽力使自己活得长久些！”
奥·费·米勒就我的丰富的想象力说了几句话，然后谈话就转到另外的题目上去了。三年以后，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弃世、为他举行了京城迄今从未有过的盛大葬礼之后不久，奥·费·米勒来访问我，向我谈起，我的预言几乎句句应验了。确实，正如我预言的那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里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墓旁找到了自己的安息之处，为他举行安魂弥撒时，有两位主教在场，并由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出色歌手们唱诗；参加送殡行列的，就像我预言的那样，人数达六万到八万，花圈无数。我自己也想到我在新圣母修道院墓地所说的富于想象力的诺言，但是对预言如此符合实际，却丝毫也不感到惊奇。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本领：有时能说出自己的推测和设想（完全是偶然的，仿佛在谈话中脱口而出似的），而它们后来几乎完全应验。这种本领通常是在我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之际表现出来的；当我们给涅克拉索夫送殡、我焦急不安地看到我丈夫的老友和同时代人的逝世使他万分痛苦时，我的神经正是处在上述的情况下。
我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某种像“预见”那样的本领是北方的妇女们，亦即挪威和瑞典的妇女们所固有的。我之所以具有这种本领可能是由于我的母亲是瑞典人的缘故，而这种本领在某些场合下给我带来了不少苦恼。——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在涅克拉索夫的墓地上，他的几位《祖国纪事》的同事发了言，之后，围着墓地的一群青年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几句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情绪十分激动，语不成声，作了简短的发言，在发言中，他高度评价已故诗人的才能，说明诗人的逝世给俄国文学带来的巨大损失。许多人认为，这是在涅克拉索夫落葬时所发表的最真挚的讲话，他的这个讲话后来作了大幅度的增补，刊载在1877年12月号的《作家日记》上。它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涅克拉索夫之死——在他墓前发表的讲话；二，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三，诗人和公民——对涅克拉索夫这个人的一般评论；四，为涅克拉索夫辩解。按照许多文学家的看法，这篇文章是对涅克拉索夫这个人的最出色的辩护词，胜过当时任何一位评论家所写的文章。[16]
注释：
[1]显然，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索洛沃伊，一个坚强、刚毅的人物，吸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是索·伊·斯米尔诺娃，她是一位女作家，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Н。Φ。萨佐诺夫的妻子。在七十年代，她积极地为《祖国纪事》撰稿，除了《性格的力量》外，曾先后发表过长篇小说《火光》、《优秀人物》、《学区督学》、《安逸的生活》。斯米尔诺娃在七十年代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直到作家逝世，始终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索·伊·斯米尔诺娃1878至1880年的日记证实了这一点。（参阅Н。Н。莫斯托夫斯卡娅《索·伊·斯米尔诺娃（萨佐诺娃）日记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集》，第4卷，页271—278）
[2]不确。在长篇小说中，信是这样开头的：“伊万·帕夫雷奇阁下！”（《祖国纪事》，1876年，4月号，页457）
